在韓國，為了找到一份工作，一個年輕人可以多拼？

韓國社會學家吳贊鎬在多所高校教授課程，他發現，為了就業，有的學生投了上百份簡歷，同時需要打工以還清1200萬韓元（約6萬元人民幣）的助學貸款；有人考了24次托業（TOEIC，國際交流英語考試，一次考試報名費為1806元人民幣），最終取得了940分的分數（滿分990分），還組織了一個校內社團，名為“就業面試社團”。

這樣的情況絕非個例。韓國年輕人在求職時必須準備以下9個項目，被稱為“就業九件套”：學歷、成績、托業成績、海外游學、資格證書、競賽獲獎經歷、實習經驗、志愿服務，以及整形手術。而在不久前，年輕人求職時僅需準備學歷、成績、托業成績。

個體為爭奪有限資源，陷入過度競爭、規則異化的狀態，導致競爭的門檻不斷提高，但個體的實際福祉并未隨之增加，這種現象近些年在中國被總結為“內卷”。然而在韓國，年輕人為了擠入愈發狹窄的社會晉升通道而不斷“軍備競賽”，則被市場上大量成功學的書籍包裝成一個好聽的名字：“自我開發”。

這讓吳贊鎬感到困惑：為何韓國的年輕人不再思考如何形成共同體的力量，打破結構性的困境，而是默許這套不公平的規則的存在，并進行永無止境的“自我開發”？

1960年代起，依靠飛速發展的外向型經濟，韓國實現了經濟、社會的迅速騰飛，被稱為“漢江奇跡”。然而，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對韓國的經濟帶來巨大沖擊，韓國因為資本市場劇烈震蕩、外匯枯竭，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請求緊急救援，因此這場危機在韓國被稱為“IMF危機”。勞動力市場也受到波及，亞洲開發銀行數據顯示，韓國1998年的失業人數是1997年的近3倍。與此同時，富人階層和大型財團抵御了經濟風險，中下層家庭則大量破產，貧富差距加劇。

吳贊鎬記錄的就是這些出生于“漢江奇跡”的尾聲、成長于經濟衰退時期的“IMF世代”的年輕人。他們目睹了家人被裁員、工作生活突然處于十分不穩定的狀態，為了不讓自己淪為下一個被淘汰的人，他們采取更加個人主義的生存策略，拼盡全力“內卷”以爭取有限資源。在對五十多位學生進行采訪、對百余篇學生論文進行文本分析后，吳贊鎬寫作成《“我們贊成差別對待”——變成怪物的年輕一代》一書。

吳贊鎬觀察到，在“自我開發”的話語體系下，階層躍遷成為一場個人戰役，周圍的其他人都是自己潛在的敵人。這導致年輕人對他人的生存處境喪失了同理心——在他們看來，既然大家都在“自我開發”，個人的失敗應該歸咎于他“開發”得不夠努力。當非正式員工對公司提出按照承諾轉正的訴求時，大學生們毫不猶豫地評價道，“如此覬覦正式員工的位置，可以說是小偷行徑了吧？”

就連學生群體內部也形成了明顯的鄙視鏈。身處鄙視鏈最頂端的是韓國首爾三大高校（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和延世大學）的經濟管理專業學生，其次是其他專業學生，再次是首都圈的其他高校學生，位于鄙視鏈最底端的是地方大學學生。這樣的區隔滲透在年輕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文專業學生上課時會被經管專業學生嘲笑，名牌高校學生不屑于和其他高校學生在同場面試中競爭，排名低的學校學生不敢穿印有自己校名的棒球服，名牌高校學生則“穿棒球服時都單肩背包，就為了露出‘延世大學’那幾個字”。

《“我們贊成差別對待”》最初出版于2013年。12年過去了，吳贊鎬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現在的韓國年輕人已不再將成為“大企業正式員工”視為最高理想，而是成為“經濟自由人”，即通過房地產或股票投資等手段實現財富自由。同時，“小確幸”的生活成了標榜的重點，比如旅行、感恩小事，以及吃健康食物。“可以說，大家從未像現在這樣，為吃著沙拉的自己自豪過；也從未像現在這樣，把常吃水果蔬菜拿來炫耀。”

在吳贊鎬看來，這意味著韓國社會已經出現了一些“裂隙”，但現狀依然不容樂觀。

相比12年前，韓國年輕人的處境并沒有變得更好。韓國統計廳公布的數據顯示，2025年第一季度，二十多歲青年群體就業人數同比減少9.8萬人，創下自2013年第三季度以來的最大跌幅。2024年，韓國自殺死亡人數創近13年之最。

就連吳贊鎬本人的生活也受到了影響。2020年，吳贊鎬選擇離開高校，在濟州島專職寫作。然而，新冠疫情又將他的計劃打亂。在采訪中，吳贊鎬感慨道，“講座邀請消失了，維持生活的存款也見了底。不得不擱置計劃寫的書，靠寫約稿來維持生計。”

吳贊鎬，1978年生，西江大學社會學博士，常年在韓國多所大學及研究生院開設課程。創作社會觀察類非虛構作品13部，代表作品《“我們贊成差別對待”》被選為韓國人文社會科學出版協議會“閃耀十年的書”。（受訪者供圖）

1

當“熱情、努力和意志”

被視作一種道德

南方周末：你在《“我們贊成差別對待”》書中提出一個詞：“自我開發”。在你看來，有哪些社會機制，促使“自我開發”在韓國年輕人中如此盛行？

吳贊鎬：設定一個目標，并據此目標改變自己生活的所有行為，都可以算作“自我開發”，我們對這種行動其實并不陌生。只不過，從前人們沒有如此積極地提起這個詞，并用它來剖析自己和他人。

經歷IMF危機后，韓國社會兩極分化加劇，勞動地位的兩極化就是從這時正式開始的。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間的差距被進一步拉大，直接導致了正式員工與非正式員工待遇的“天差地別”。于是，年輕人的就業競爭變得異常激烈，自然會有人感嘆“實在太難了”，而自我開發類書籍正是針對此困境提出的解決方案。于是，“熱情”“努力”“意志”等關鍵詞開始頻繁出現了。

在這個自我開發的時代，“熱情、努力和意志”被視作一種道德。道德是正確的，是必須遵循的。于是，失敗就更加徹底地被解讀為努力的不足，人們甚至覺得質疑社會結構的人本身就有很大問題。所以，正如書中舉出的例子，非正式員工針對不公正待遇進行的罷工，被當時的年輕人視為“小偷行徑”。“覺得委屈就去考試啊”的聲音，就這樣登場了。

南方周末：你在1997年進入大學，可否分享一下，當時的學校和就業環境是什么樣的？

吳贊鎬：那個年代的學歷等級制度也很嚴苛，也有不少對自己的學歷抱有優越感的人，但因為學歷而自卑的人不至于像現在這么多。簡單來說，請想象一下，在韓國一所不算頂尖的地方大學里，一個國語國文系的學生在圖書館里看了一整天的書，一個社會學系的學生每天都在圖書館看報紙。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這些都不算什么尷尬的事，當事人自己也不會覺得哪里不妥。

南方周末：你讀大學期間正好經歷了韓國的IMF危機，這對當時在校生（包括你自己）的職業選擇產生了什么影響？

吳贊鎬：在IMF危機之后，因為找工作太難了，任何與求職準備無關的事情都被當作是無用的。所以，在圖書館里看英語書以外的書籍或者報紙，就開始被當作“浪費時間”了。

我正好在IMF危機爆發的同時入伍了，在軍隊里更明顯地感受到了那種變化。等我退伍回到學校時發現，在1997年還習以為常的景象，已經變得極其少見——批判時局之類的活動完全消失了，總學生會也漸漸沉寂。不知從何時起，“斗爭！”“團結！”這樣的表達變得非常不合時宜了。

IMF危機給韓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創傷。曾經，我們目睹了很優秀的學長找不到工作，也見證了不同專業的就業率差距被急劇拉大的過程。就我個人而言，在那樣的困境中，還能為了繼續學習社會學去讀研究生，真的是運氣好。如果當時父母的經濟基礎完全垮掉了，我是絕對不可能做出這個選擇的。

南方周末：“自我開發”暗藏著典型的優績主義的邏輯，這種邏輯許諾了“個體只要努力，就可以擁有階級上升的可能性”。年輕人之所以如此相信“自我開發”，是否因為在某一段時間，這樣的許諾在韓國是有效的？從何時起，這個許諾變得不再有效？

吳贊鎬：是的，韓國的歷史恰恰證明了這一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大家都“平等地貧窮”，這一狀態引發了后來的二十到四十年間翻天覆地的變化——當那些獲得成功的人試圖歸因，上了大學的說是自己刻苦學習了；高中畢業直接工作的說是自己努力工作了。這代人雖然連“自我開發”這個詞是什么都不知道，但他們的一生都在強調自我開發的重要性。

所以，當韓國的年輕人開始覺得“咦？好像再怎么拼命努力也沒用了”的時候，能理解他們，并且告訴他們“這不是你們的錯”的長輩極其稀少。因此，年輕人只能拼命努力。他們中的有些人確實成了大企業的正式員工，可問題在于，這些成功者產生了錯覺，以為自己成功的原因是只有自己拼命努力了而別人沒有。

事實上，絕大多數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只是極少數人擠過了那狹窄的獨木橋。成功者無視現實，只保留了“成功是因為比別人更努力”的邏輯。韓國的年輕人一旦考上了名牌大學、進了大企業工作，周圍的人會不停地問，“怎樣才能學習好”“真厲害，怎么進的大企業”等等。在這樣的氛圍中，他們會不知不覺地不斷重復“只要努力，什么都能做到”，直到自己也沉浸其中，最終說出“那些不努力的人就只知道怪社會”這種話。

所以，再沒有呼吁拓寬獨木橋的聲音了——因為這樣只會被當作“自己不努力，只知道怪社會的懦弱之人”。所以，即使階層流動的可能性減少，也沒人提這茬，只剩下內化的自責：“是我自己不夠好，所以這樣也沒辦法。”

南方周末：你在書中采訪的大學生其實都知道，為了就業進行嚴格的、自我犧牲式的“自我開發”對他們的個人成長而言并無實質意義。面對愈發惡劣的競爭環境，韓國年輕人們并沒有質疑社會結構，反而更加努力地進行自我開發。是什么讓他們依舊堅持著進入這個惡性循環？

吳贊鎬：不平等的可怕之處，就在于人面對不平等，會漸漸變得麻木。而且不平等越嚴重，麻木感就越強。在韓國社會，不平等現象很容易就被歸結為“個人努力不足”，而非社會結構的問題，原因就在于此。

不平等現象越嚴重，生活艱難的人越多，然而指責他們的人也隨之越來越多。于是，隨著不平等的加劇，一個把歧視與厭惡視為理所應當的病態社會就形成了。

可讓一個普普通通的年輕人追究這個結構性問題是不可能的。就算找人傾訴，得到的大概率也只會是“自己不努力還滿腹牢騷”的指責。那還有什么可說的呢？所以，他們只能讓做什么就做什么，就這樣不聲不響地活下去。

韓國統計廳公布的數據顯示，2025年第一季度，二十多歲青年群體就業人數同比減少9.8萬人，創下自2013年第三季度以來的最大跌幅。（視覺中國 圖）

2

“要成為精英，必須從未認真接觸

或理解過社會不平等問題”

南方周末：你曾在大學教書多年，因此與許多大學生有交流。可否為中國讀者描述一下，韓國大學生面臨的就業現狀是什么樣的？

吳贊鎬：現在韓國企業的招聘對外貌的要求更高了，大學生也需要在健身房請私教，證件照得找專業照相館，拍出藝人資料照的水準。年輕人真的很累，很辛苦。在應聘的自我介紹里，必須塞進“自己很好地克服了人生的種種挫折”這樣的內容，而且性格也必須寫“好”，難怪MBTI測試在韓國那么流行。

說得露骨一點，在如今的韓國，幾乎要成為“人造人”才能順利找到工作。

南方周末：你提到，韓國年輕人求職時需要準備“就業九件套”，而在曾經，這僅僅是“就業三件套”（學歷、成績、托業成績）。這些要求最初是有人提出和推廣嗎？這些看似對發展個人素質的期待，是如何被逐漸納入進標準化考評體系的？

吳贊鎬：這些要求并不是誰刻意制造的，而是涌向獨木橋的人水平整體提高催生的。最初，“大學畢業證”是首要標準，接著是“英語能力”，需要用托業分數來具體證明；再后來，又演變成了“能用英語流利對話嗎”，那么外語研修經歷就成了新的證明手段。

可是，具備以上資質的人越來越多了。于是，光靠這“老三樣”（學歷、成績、托業）在競爭中就無法勝出了。企業又開始不斷追問：“有資格證書嗎？”“有在競賽中獲獎的經歷嗎？”甚至開始問：“有志愿服務經驗的話，請說說看。”對忙著學英語、考資格證都快累死的年輕人，居然還要問志愿服務經驗，簡直荒唐。結果，連加入大學的志愿服務社團都要競爭了。就這樣，這些要求非常自然地成了一種時代思潮。

南方周末：準備好這“就業九件套”并成功入職的人，真的就是所謂“有能力的人才”嗎？

吳贊鎬：在公司里，他們或許是，并非因為準備了“九件套”，而是因為他們在準備的過程中，已經牢牢地樹立起了一種“無論公司要求什么，我都會自行調整去滿足”的態度。要想通過大企業的簡歷篩選，沒有這種態度，怎么可能提前準備那么多東西？到了面試環節就更難了，“反復對公司宣誓忠誠”成了再常見不過的環節。

南方周末：你在書中提到，為了迎合企業的用人需求，許多大學專業變得“工商管理化”，經濟效益而非學術或公共價值已經成為推動高校管理的主要標準。在你看來，這樣的大學教育所帶來的問題是什么？

吳贊鎬：經管學科本身沒有問題，教學生更有效率地找到工作也無可指摘。需要警惕的是這種氛圍——所有學科都必須像經管學科那樣去思考。各學科性質完全不同，不能都在“降本增效”的維度上，以“效率”為絕對標準接受評價。我們的社會也是如此。

2025年2月，韓國首爾，在城北區的國民大學，畢業生拋學士帽慶祝畢業。（視覺中國 / 圖）

南方周末：大學生們根據學歷、是否重點高校、是否工商管理專業等標準，做了十分細致的身份上的劃分與區隔。這樣的區隔，除了讓他們在與他人的比較中獲得優勢之外，還會給他們帶來什么實質受益嗎？

吳贊鎬：根本沒有任何實際受益。事實上，他們自己也會同樣暴露在自卑感之中。當一個人習慣用垂直等級劃分一切，將低于自己的人視為“低等”存在，在遇到比自己“高等”的人時，也一定會感到強烈的自卑。而為了抵消自卑，他們又會努力在他人身上尋找優越感。

舉個例子，高麗大學經管系的學生從首爾大學經管系的學生那里感受到的自卑，會轉化為對高麗大學其他專業學生的攻擊，社會學系或歷史系等人文學科的學生通常是這種攻擊的目標。

南方周末：“學生群體”作為一個共同體被拆散，會對他們造成什么影響？

吳贊鎬：學生共同體注定會解體，而且就算解體了，也沒人覺得這是什么嚴重的問題。何況近年韓國的大學已經進行了很多學科結構調整，各專業學生的想法也大同小異，都像經管系的學生一樣，用“管理者”的眼光看待自己和世界，認為資本主義的“勝者獨食”是理所當然的。因此，或許一種新型的學生共同體已經出現了。

南方周末：你覺得，大學本應起到的作用是什么樣的？

吳贊鎬：雖然不是所有大學生都需要深度了解人文學科的重要性，但至少應該讓5%-10%的大學生能夠自信地選擇并從事這類專業，走向社會。雖然大學并非發揮這一作用的唯一機構，但我認為這本應是大學存在的意義之一。可現在韓國的大學已經完全沒有起到這一作用。

一個學習好、英語棒、名校畢業、資格證多、在大企業工作的人，如果他的存在也能自然而然地為社會和集體起到積極作用，那才是一個好社會應有的樣子。

然而，這從一開始就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做求職必需的事，但凡有一丁點和求職無關，就絕對不要去關心。學習人文學科？沒必要。探究社會結構問題？沒必要。求職時沒人問這些。所以，韓國的“精英”們往往都抱有很多歧視性觀念，這都源自一種怪誕的結構——要成為精英，必須從未認真接觸或理解過社會不平等問題。

現在，大學正在以“就業率低”為由，把人文學科一個個裁撤掉。大學聲稱自己是順應世界的變化做出了改變，但請問，年輕人的生活因此改善了多少呢？結果就是：再也沒有人會從社會結構的層面分析年輕人的痛苦。

韓劇《善意的競爭》劇照。（資料圖）

3

“僅僅創造更多‘好’的崗位是不夠的”

南方周末：在你的《“我們贊成差別對待”》出版之后，出現了許多反映韓國年輕人生存現實的文藝作品，比如金愛爛的小說、電視劇《天空之城》《LTNS》，以及近期大火的《善意的競爭》。韓國年輕人對于這些作品的觀感如何？對“自我開發”話術的態度是否產生了變化？

吳贊鎬：當下韓國社會的競爭是過度的——這已經成為大家的共識了。過去還會有人覺得“競爭不是好事嗎”，但如今競爭的程度遠超合理水平，已經陷入病態了。

然而，無人就社會結構提出更深層的追問，于是此刻“乘虛而入”的是“先讓自己幸福起來”的敘事，也就是治愈系書籍。“高自尊感很重要”的論調也是同理。此外，無論生活多么艱難，“別忘了愛自己”這類話術也成了主流。

這就是當下韓國社會的寫照。人們都知道是社會這個集體在折磨個體，卻無人從社會本身出發去探索解決之道。越來越多的人，只能給自己的日常生活，給個體的小小實踐賦予積極的意義，以此撐過一天又一天。

南方周末：有數據顯示，韓國2025年3月無特殊原因而選擇不就業的青年人數達到45.5萬人。這是否意味著大家開始有意識地嘗試反思“自我開發”了？

吳贊鎬：這并不意味著抵抗，可以說這恰恰是過度習慣于此話語體系的結果。一個人在習慣“自我開發”的范式之后，一旦未能達成目標，就會將自己視為失敗者。也就是說，一次失敗就會讓他把自己當作毫無價值的人。如此反復幾次后，他就會徹底喪失參與社會生活的意愿，于是，“放棄做任何事”的青年數量在不斷增多。

南方周末：距離《“我們贊成差別對待”》出版已經過去了12年。如今，你對當下年輕人的觀察有沒有發生什么變化？他們和之前世代的年輕人有什么不同？

吳贊鎬：如今韓國二三十歲的年輕人追求的東西明顯與之前的世代不同。從近期的韓國總統選舉過程就可以看出。雖然那是一場在緊急戒嚴令和總統彈劾案等大事件背景下進行的選舉，但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并沒有像四十歲以上的人那樣，一邊倒地支持“審判尹錫悅總統”。這并非因為他們喜歡尹錫悅總統，而是因為他們認為共同民主黨的政治哲學也與其自身立場不符。

這一點，從前總統文在寅試圖將非正式員工轉為正式員工的政策引發巨大反彈就能看出。文在寅政府認為有助于實現社會公平的政策，被大多數年輕人理解為“逆向歧視”，對努力學習的人有失公允，因此反感共同民主黨的年輕人變得非常多。

韓劇《天空之城》講述韓國上流社會的教育廝殺。（資料圖）

南方周末：你最近在媒體采訪中表示，需要警惕極端勢力，尤其是極右勢力的崛起。強調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社會文化，以及對不同于自己的他者漠不關心，甚至厭惡的態度，會對年輕人產生什么影響？

吳贊鎬：在韓國社會異常激烈的競爭中，個體也開始變得極其尖銳。因此，如今在韓國，幾乎不存在以“對話”為前提的討論。這或許正是我自身視角發生的變化之一。當年撰寫《“我們贊成差別對待”》時，年輕人至少還能對我表達他們各種各樣的意見。對話是存在的。

然而，現在一旦提起這類議題，就會先彌漫起強烈的嘲諷氛圍，只要我一開口，就常有人對我發火，指責我是“權威的老古板”。同樣寫一篇專欄文章，過去他們看到會說和我“立場不同”，并提出自己的意見；但現在，他們只是一味地發泄厭惡，而且覺得這樣也無所謂。這才是時代風氣最根本的變化：過去，討論和對話至少存在；而現在，連提出討論本身都變得幾乎不可能了。

無論是交流還是辯論，參與者都會將對方視為敵人，始終保持著試圖戰勝對方的強硬姿態。此外，互聯網作為新的時代標志，也造成了很大影響。就像網絡社區，正是擁有相同想法的人不斷聚集、抱團而形成的，人們在其中討論得越興奮，自己的想法就越是固化。

于是，在這種狀態下，當接觸到極右勢力宣揚的“是誰在威脅韓國”的論調時，他們會感到極其憤怒。他們會對諸如“外籍勞工威脅了就業”“性少數群體破壞了純潔的社會”“接收難民會讓國家亂套”之類的說法產生強烈的代入感。

南方周末：你在書里最后提到，“在社會問題沒有得到社會解決的狀態下，盲目進行自我開發只會讓受傷的人變得越來越多。”在你看來，改變年輕人的艱難處境，打破“內卷”的惡性循環，需要社會在哪些方面做努力？

吳贊鎬：我會常常提起這樣一句話：“無須作出什么偉大的決定，即使平凡地生活，作為人的尊嚴也能得到保障，這才是好的社會應有的樣子。”

社會必須付出巨大的努力，縮短各種不平等帶來的差距，比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支持中小企業成長，抑制房價上漲，并且需要營造即使失敗了也能重新站起來的整體氛圍。

如今已不再是只要努力工作就能獲得回報的時代了。在人工智能如此大放異彩的時代，很多工作崗位的前途都將變得難以預測，恐怕這就是當下缺乏社會經驗的年輕人必須面對的現實。我們能告訴他們的，不該只有簡單的一句“你們要努力奮斗”。

迄今為止，我們的社會一直專注于創造更多“好”的崗位，但僅僅這樣是不夠的。因為今后在“沒那么好”的崗位上工作的人注定會越來越多。未來我們建設的社會，必須能讓這些人在從事這些工作時，也能過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