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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當今社會,人們常把“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掛在嘴邊,這句古語也常被人視為一種消極不作為的借口。
但其實早在千年前的春秋時代,孔子的學生子夏就用這句話安慰過司馬牛,而本意是為了引出更重要的人生哲理,卻在后世傳播中被截斷。
公元前492年,孔子帶著弟子來到宋國都城商丘,他常在城北一棵合抱粗的大樹下講學,弟子們環(huán)坐四周,連宋國百姓也駐足聆聽。
某日,宋國桓魋的侍衛(wèi)突然闖進來砍倒大樹,還試圖恐嚇眾人,說下一個砍的就是孔丘!
這位桓魋是宋景公的寵臣,掌管全國兵權(quán),其家族五兄弟皆居要職,堪稱宋國第一權(quán)貴。
孔子做了什么要遭受如此威脅?
原來他在講學中多次批評“陪臣執(zhí)國命”的亂象,明里暗里直指桓魋專權(quán)違禮,弟子們都懼怕他的權(quán)威驚慌失措。
此時孔子反而泰然自若,他堅信自己肩負天命,自然在危險面前不改其志。
司馬牛雖然是桓魋的弟弟,但早已因政治分歧與家族決裂。
兄長桓魋野心膨脹企圖篡奪君位,司馬牛最是看不慣,他一直以來都在學習周禮,堅決反對犯上作亂。
后來桓魋舉兵謀反失敗,司馬氏家族樹倒猢猻散,兄弟或逃或亡,唯有他流亡衛(wèi)國、齊國,最終投奔孔子門下。
公元前489年,司馬牛在魯國見到子夏時已是形單影只,他望著庭院中嬉戲的弟子,悲嘆道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這句話背后,是對家族分崩離析的痛苦,更是對道德信念與親情割裂的迷茫。
他的孤獨不僅是物理上的無依無靠,更是精神上的眾叛親離——整個家族都在踐踏禮法時,堅守道義的司馬牛成了真正的異類。
子夏聽了之后,沒有直接反駁司馬牛的悲傷,而是先承認現(xiàn)實的無奈:“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這句話看似消極,實則是在告訴司馬牛,面對無法改變的家族悲劇,過度糾結(jié)只會陷入內(nèi)耗。
但子夏的高明之處不僅于此,他緊接著又為司馬牛推開了另一扇門:“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也。”
他告訴司馬牛,真正的君子之道,是通過自我修養(yǎng)突破局限。
在禮崩樂壞的時代,血緣兄弟可能背叛道義,而志同道合的君子,卻能因敬與禮走到一起,這種超越宗法制度的人際觀正是儒家仁者愛人的具體實踐。
實際上,子夏的話包含著三層遞進關(guān)系:
死生富貴不由人,過度強求只會徒增痛苦,作為君子應敬畏道義,而以禮敬之心待人,自然能收獲天下兄弟般的情誼。
那么,為何后世流傳下來的只有前半句話?
魏晉時期門閥制度盛行,貴族用天命解釋階級固化,到了明清科舉時代,失意文人用宿命安慰仕途不順;
而如今現(xiàn)代社會,面對競爭壓力,人們又將其作為躺平的借口。
這種斷章取義,本質(zhì)上是將儒家積極的“盡人事聽天命”,扭曲為消極的“聽天命棄人事”。
對比《論語》中的其他篇章,孔子強調(diào)“知其不可而為之”,孟子主張“盡心上”,都說明儒家從未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
子夏的話更是如此,承認天命局限,卻強調(diào)在局限中實現(xiàn)超越,就像他在魏國講學時常說的:”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真正的君子,從不在天命面前放棄自我修養(yǎng)。
這種思想也在戰(zhàn)國時期形成士為知己者死的價值觀,在漢代演變?yōu)樗暮V畠?nèi)皆兄弟的天下觀,至今仍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精神根基。
承認世界的無常,卻不陷入虛無,接受命運的局限,卻始終保持向上的姿態(tài),
子夏沒有否定天命,只是在天命內(nèi)重新開辟出一條自我完善的道路,在局限中超越的精神,才是這句名言穿越千年仍具生命力的原因。
參考資料:
1. 《論語·顏淵》,中華書局《論語譯注》,楊伯峻注,1980年
2. 《史記·孔子世家》,中華書局點校本,1959年
3. 《左傳·哀公三年》,記載司馬桓魋作亂史實,1981年
4. 《論語集解》,魏·何晏注,收入《十三經(jīng)注疏》
5. 李澤厚《論語今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4年
6. 錢穆《論語新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2年
7.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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