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在第十三屆世界和平論壇上的發言，如同一記警鐘，擊碎了國際社會對"特朗普時代終結即回歸常態"的幻想。他尖銳指出，即便2024年特朗普未能連任，或2028年民主黨人重掌白宮，美國政治生態已被"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民粹邏輯徹底重塑。這種判斷直指問題的核心——美國政治已陷入"特朗普化"的路徑依賴，任何候選人都不得不向"美國優先"的敘事妥協，否則將面臨選票流失的風險。

鳩山由紀夫的觀察揭示了美國政治的結構性異變。當拜登政府延續對華關稅戰、推行芯片禁令時，其政策內核與特朗普的"零和博弈"思維并無本質區別。這種跨黨派的共識，恰恰印證了美國精英階層對霸權衰落的集體焦慮。更值得警惕的是，兩黨為爭奪民粹主義選票，可能競相采取更極端的保護主義政策，使全球治理陷入"比誰更強硬"的惡性循環。
這位深耕東亞外交數十年的政治家，將批判鋒芒指向美國霸權的經濟基礎。二戰結束時美國GDP占全球56%，而如今這一比例已萎縮至24%。伴隨產業空心化與貧富分化，美國中產階級的萎縮催生了"被全球化背叛"的集體情緒。鳩山由紀夫特別強調，當特朗普聲稱"國際社會在占美國便宜"時，這種論調之所以能引發共鳴，正是因為其觸碰了美國實力相對衰退的現實痛點。
分析美國領導力危機時，鳩山由紀夫展現了歷史縱深感。他暗示"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的美國能夠承擔全球公共產品成本，是因為其擁有絕對的經濟優勢和政治自信。但如今，當美國連國內基礎設施更新都捉襟見肘時，要求其繼續維持北約軍費或氣候減排承諾，顯然已力不從心。這種"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恰恰解釋了為何從奧巴馬"亞太再平衡"到特朗普"退群外交"，美國戰略始終在過度擴張與孤立主義間劇烈搖擺。
對于亞太國家而言，鳩山由紀夫的警告具有特殊分量。他作為"東亞共同體"構想的倡導者，親歷過美國從"價值觀外交"轉向"交易式外交"的轉折。當菲律賓考慮終止《訪問部隊協議》、沙特拒絕配合石油增產時，這些傳統盟友的離心傾向正印證了美國信譽的透支。更深遠的影響在于，當美國將國際規則工具化，其主導的秩序已從"吸引力"退化至"威懾力"，這種轉變可能加速多極化進程的混亂。
演講中最具預見性的論斷在于：特朗普現象不是個人政治風格的偶然，而是美國社會矛盾的總爆發。種族沖突、槍支暴力、醫保體系崩壞等沉疴，在社交媒體時代被轉化為對"他者"的仇恨動員。即便特朗普本人退出舞臺，這種將國內危機轉嫁為對外敵意的政治操作手冊，已成為美國政客的標準生存策略。鳩山由紀夫實際上預言了"后特朗普時代"可能出現更極端、更危險的變體。
站在全球治理的十字路口，這番講話的價值遠超對單一國家的批評。它揭示了霸權國家衰退期的典型癥候：當領導者無力提供秩序紅利，反而成為不確定性源頭時，國際體系將面臨"硬著陸"風險。如今G20機制效能衰減、WTO改革停滯、氣候合作碎片化，某種程度上都是美國領導力異化的副產品。鳩山由紀夫的憂思，實則是所有依賴全球化穩定環境的國家的共同焦慮。
這場演講最終指向一個發人深省的悖論：美國越是執著于"再次偉大"的幻夢，就越可能加速其領導力的流失。當單邊制裁取代多邊協商，當技術脫鉤取代創新合作，美國實際上正在自我瓦解其軟實力根基。鳩山由紀夫以東方政治家的智慧提醒世界：或許到了該思考"后美國時代"全球治理框架的時刻，而不是徒勞等待一個永不回歸的"黃金時代"。這種冷靜的預見性，正是當前國際輿論場中最稀缺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