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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大樓最關心的是對日媾和后，在遠東和西太平洋地區的防御問題。國家安全委員會在1949年底的NSC48/2中確定了在遠東地區進行集體安全防御安排的基本原則。菲律賓、臺灣、澳大利亞等出于不同的目的，對此都很關心。

1950年3月，為推進對日媾和，國務院準備以亞洲大陸之外的各島國（地區）組建太平洋集體安全防御體制，建立有如太平洋版北大西洋公約的太平洋協定，但是，太平洋協定的構想本身在美國政府內部引起很多爭議，其問題的關鍵有二，一是軍方不愿意在太平洋進行像對北約國家那樣的安全承諾，二是參議院也不可能批準這樣的條約。

朝鮮戰爭爆發后，華盛頓感到遠東“實際上面臨共產主義威脅”，有必要重新考慮在這一地區訂立某種地區安全協定，于是又重新對太平洋協定產生興趣。杜勒斯相信，這樣的協定可以更好地解決日本重新武裝的問題，既讓日本感到有重新武裝的義務，又使太平洋各盟國不至于感到日本重新武裝會成為難以控制的威脅。

在杜勒斯出行前，1951年1月10日杜魯門總統對其授權的一個重要方面，便是與有關各國就這一問題進行談判磋商。

在東京，杜勒斯分別同吉田以及英國駐東京的首席外交代表蓋斯康因討論了這個問題，由于參加集體安全體制涉及各國以自己的武裝為集體安全作貢獻，而吉田顯然不愿迅速和大規模重新武裝，只想寄希望于日美安全條約搭上美國的便車，靠美國保障其對外安全。

因此，在杜勒斯談到這一問題時，吉田明顯地回避。同蓋斯康因的會談也不順利。在東京的西博德報告說，蓋斯康因強烈反對把英國排除在外，也反對協定只包括亞洲大陸之外的國家，杜勒斯設想的安全協定只包括日本、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最多再加上印度尼西亞，但英國希望建立一個廣泛的太平洋集體安全體制，至少應該把英國在香港和馬來亞的殖民地納入集體安全保障范圍內，不單包括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尼等島國，也應包括泰國、緬甸等大陸國家，否則這樣的協定會誘發共產國家對亞洲大陸各國的侵略。

但是，美國卻不愿承擔如此廣泛的義務，而且杜勒斯擔心這樣一來條約本身就會變成殖民體系的延續，從而完全改變美國的初衷。杜勒斯后來告訴李奇微將軍，“如果你讓英國進來，你必須讓法國還有荷蘭進來一這就會成為殖民地協定了。”

在杜勒斯看來，太平洋安全防御的關鍵只在于美國和日本，它們是“太平洋唯一重要的力量之源，我們是現實的，他們是潛在的。”

——只要這兩國在和約和安全條款上達成一致，“其他次要的太平洋國家將會得到安全，并且會遲早正式或非正式地認可那個協定”。

2月11日，杜勒斯離開東京之后，分別訪問了馬尼拉、堪培拉和惠靈頓，與菲、澳、新等國就對日和約與安全問題進行了討論協商。事與愿違，杜勒斯發現幾乎所有在美國計劃之內的國家也都對美國的太平洋協定不感興趣。

在馬尼拉，菲律賓人最關心的是日本的戰爭賠償問題。菲律賓人要求日本賠償的戰爭損失高達80億美元。他們對安全問題并不感到緊迫，因為美菲雙方已經在1947年簽署了軍事基地協定，他們很清楚，即便沒有太平洋安全條約，美國也會對菲律賓進行防衛，菲律賓總統奎雷諾雖然對建立“太平洋同盟”非常熱情，但主要關心的還是因此能從美國獲得更多的援助；并且如果要建立這樣的協定，他希望把臺灣也包括在內，因為他和蔣介石已經就此進行過協商。

但臺灣的問題太麻煩，根本不在杜勒斯太平洋協定的計劃范圍之內。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既反對和日本納入同一個條約內，也不愿意承擔對菲律賓的義務。澳、新兩國公眾強烈的反日情緒，給杜勒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兩國對“來自北方”的“共產主義威脅”并不太在意，卻擔心“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威脅”，并因此反對日本重新武裝，要求對日本的工業能力進行限制。

兩國政府方面表示，公眾對加入任何包括了日本的協定深惡痛絕，若順從美國則無疑政治自殺。

新獨立的印尼準備在東西方沖突中保持不結盟中立。印尼政府宣布要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他們承認了北京政府，當然反對美國的整個計劃。

上述情況使杜勒斯迅速意識到，他必須對太平洋協定做出重大變動。

在訪問堪培拉時，杜勒斯便決定放棄太平洋協定了。他設想與澳大利亞、新西蘭談判一個三邊安全條約，以此來消除這兩個國家對日本重新武裝的恐懼，使其同意美國寬大的對日媾和條件，同時也現實地解決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防御體系的問題。

2月15日至18日，杜勒斯在堪培拉和澳、新兩國外長經過4天的艱苦談判，終于就《澳、新、美安全條約》即《ANZUS條約》達成了初步一致。

由于通過條約獲得美國的安全保障承諾，澳、新兩國都撤回了限制日本重新武裝的要求。杜勒斯于2月19日在悉尼發表了一則聲明，表示對日和約中將不會包含禁止日本重新武裝的條款。

后經三方的進一步協調，《ANZUS條約》草案在4月18日公布。此后又經美國軍方的修改和與澳、新兩國的進一步協商，最終于9月1日正式簽訂，成為舊金山條約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與菲律賓簽訂《美菲相互安全防御條約》頗費周折。

由于有美菲軍事基地協定，最初美國并沒有想與菲律賓再簽訂一個防御條約。但是菲律賓人對日本戰爭賠償要求的強烈超乎杜勒斯的想象。杜勒斯原本確信，只要將來能從美國獲得足夠的援助，菲律賓對賠償和對和約安全條款的任何反對都能夠被克服。

但菲律賓人堅決不愿放棄賠償要求，使得杜勒斯在回到華盛頓后不得不考慮對和約的賠償條款進行修正，并為此在和約草案中專門增設了有關服務賠償的內容。

為了緩和與菲律賓人在賠償問題上的矛盾，駐菲大使柯文建議杜勒斯與菲律賓簽訂一個相互安全協定，為了確保菲律賓不會因為賠償問題拒絕參加對日和會，美國在原有的基地協定的基礎上，于8月底與菲律賓簽訂了《美菲相互安全防御條約》。

這樣一來，最初設想的以美國和一系列太平洋島國參加的太平洋協定，變成了三個連鎖的雙邊和多邊安全條約、即《日美安全條約》、《美菲相互安全防御條約》和《ANZUS條約》這三個條約一起，構成了美國在太平洋安全防御的初步安排，并滿足了軍方為對日媾和附加的對太平洋安全防御的基本要求。

在這三個連鎖的條約中，《日美安全條約》是最重要的，它通過美國軍隊駐留日本，一方面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防止日本遭到來自蘇聯的滲透和攻擊；另一方面，則以此形成美國在亞太地區安全防御的關鍵，并確保美國在遠東和太平洋的主導地位另外兩個條約則相對松散。

《ANZUS條約》規定締約各方在領上完整或政治獨立受到威脅時，唯一明確的義務僅為“一起協商”；只有當面臨武裝侵略時，各方才宣誓采取行動，但所采取的行動也不必是軍事反應。與之相對，《北大西洋公約》的規定是，締約國在面臨武裝侵略時，各國有立即采取軍事反應的義務。

與北約相比，美國在《ANZUS條約》中所承諾的義務也顯然要少很多。因此，《ANZUS條約》并沒有完全滿足澳新兩國希望建立強有力軍事同盟的要求，《美菲相互安全條約》則更為簡單，條約本身只是將美菲原有的雙邊關系以條約的形式確定下來，它給菲律賓人的安全保障甚至還不如《ANZUS條約》。

但是，顯然美國不愿承諾在太平洋地區使用武裝部隊，因為不僅軍方反對這樣做，而且這樣的條約也得不到美國參議院的批準，批評家們說，這樣的條約除了能保證美國按自己意愿行事之外，不能保證別的，不過，兩條約的談判本身是和對日和約的談判連接在一起的，這有助于美國同三國政府在對日和約上達成諒解，某種意義上，它們最大的作用，就像斯科恩伯格所說，是保證了對日和約將不會為日本工業及其軍隊的重新武裝設置任何限制，也不會提供任何（盟國）所期望的形式和數量的賠償。

換言之，它們保證了美國所設計的對日和約獲得這些國家的認可和通過。

1951年2月25日，杜勒斯結束了一個月的巡回訪問，回到了華盛頓，3月1日，他在哥倫比亞廣播電臺做了一個演講，公開宣布了美國在對日和約中所要追求的基本目標，這些目標包括使日本重新成為國際社會平等一員、給日本進入世界和經濟自立的機會、鼓勵日本與西方之間密切的文化聯系以及給日本以安全保障等。

之后，杜勒斯著手準備新的對日和約草案。3月23日，融合了杜勒斯遠東之行的想法和建議的新草案公布，美國希望將其作為迅速解決對日和約問題的基礎，英美就對日媾和問題的分歧由于設想蘇聯不會參加媾和，中國問題又懸而未決，美國必須重視同英國的合作、與英國的交涉成為對日和會召開之前，杜勒斯需要解決的一個最重要問題。

1月初，在為談判對日和約和太平洋安全條約而出訪亞太各國之前，杜勒斯就提醒艾奇遜，英國正在設計對日和約，尋求在媾和中取得主動權，英聯邦在遠東委員會13個成員國中占6個，英國遠東政策的許多基本點也與美國不同，英聯邦的建議將不會充分考慮美國在這個地區的重要利益。

不過，通過采取雙邊談判的程序形式，美國已成功地利用了英聯邦國家間的利益分歧，防止了英聯邦國家的聯合反對。

自七項原則公布后，英聯邦在媾和問題上便發生了分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主張對日媾和從嚴，限制日本工業能力和重新武裝，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卻主張對日寬大；印度要求賠償，其他國家對賠償卻不太關心；印度強烈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對日媾和，但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則主張臺灣政府代表中國。

自1950年9月22日丹寧從杜勒斯處獲得美國關于對日媾和七項原則后，英國政府便加快了對媾和的準備工作12月，英國政府出臺了三個關于對日媾和的基本文件，并于1951年年初在內閣通過，英國期望能夠在英聯邦倫敦會議上.對其進行討論。但是，由于各國對媾和的要求各異，加之二戰后大英帝國的衰落，英國在英聯邦內的影響力急劇下降，使英聯邦很難形成統-·意見對美國對日媾和產生關鍵影響。

美國提出有關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防御體系的建議，使英聯邦面臨了又一次分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對美國提議很感興趣。盡管他們不愿與日本納入同一安全條約，但卻希望加入美國的太平洋安全體系：印度決心奉行不結盟政策，不卷入東西方沖突，不加入任何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組織，巴基斯坦、錫蘭（斯里蘭卡）也與印度采取相似路線，反對太平洋協定。

英國自己也強烈反對太平洋協定，并于2月14日向美國政府正式表了態。但是，美國很快同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達成了協議，議定了作為替代太平洋協定的三邊《ANZUS條約》。

基于自身地位的衰落，英國無力阻止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背離之舉。此后，英聯邦便更難形成反對美國的統一意見。

英國當然有自己對媾和問題的考慮。總體上，如杜勒斯所言，英國考慮最多的是經濟問題。由于對戰前日本廉價商品的沖擊記憶猶新，英國希望對日本經濟有更多的限制，尤其是在紡織業和造船業。英國非常擔心美國幫助日本經濟進入東南亞，會破壞英國同東南亞傳統的經濟關系，因為英國和整個歐洲的經濟都面臨著巨額的美元逆差，需要通過對東南亞傳統殖民地的貿易順差來彌補，如果這種關系遭到破壞，會對英國經濟產生嚴重后果。

但是，英國又無力阻止美國讓日本進入東南亞，只能寄望于在對日和約中對日本進行限制，在中國代表權問題上，雖然英國對其在香港地位的擔心是主要的考慮因素，但是，英國堅持必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參加對日媾和也有經濟上的考慮。

因為一旦在臺灣的國民黨政府代表中國參加對日媾和，就意味著日本與大陸斷交，切斷中日傳統貿易關系，也就意味著把日本送到東南亞與英國競爭。此外，英國還希望借此保持在遠東地區的影響力。不過這一點完全取決于實力，英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這一地區，英聯邦內有澳大利亞的挑戰，外有美蘇的強大壓力，英國的無奈之境正如丘吉爾之言，“我萬分悲痛地看到大英帝國地位的喪失和威望的隕落”。

英國的基本立場在1950年12月21日對美國七項原則的正式答復中便充分體現。英美雙方的觀點分歧在對日經濟控制、臺灣的處理、中國代表權以及安全防衛等問題上表現出來。杜勒斯在東京訪問時也曾專門與英國駐東京代表蓋斯康因交換過意見。對英國的各種關心，美國也事先做好了充分準備。

1951年3月9日，赫伯特·莫里遜取代多病的貝文擔任英國外交大臣，英方工作節奏明顯加快。12日，趕在美國新的對日和約草案形成之前，英國向美國提出了兩份“備忘錄”，分別關于對日媾和問題及日本安全與重新武裝問題，重申英國的基本立場。

美國方面在14日向英國正式答復，強調美方立場。之后，杜勒斯派東北亞局局長阿里森赴倫敦，與英國方面進行協調。

但是，阿里森在倫敦的交涉并沒有能解決所有的問題。3月23日，美國新的對日和約草案出臺后，英國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尤其針對中國問題。3月30日，英國向美國遞交了第三份“備忘錄”，專門強調英國對中國問題的立場，表示英方認為應該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對日和會，日本也應該聲明放棄對臺灣主權，把臺灣歸還中國。

英國駐美大使奧利弗·弗蘭克斯在將備忘錄交給杜勒斯時強調了兩點：

4月5日，杜勒斯在華盛頓與英國駐美大使弗蘭克斯進行了會談，希望英國放棄在中國問題上的立場。但英國仍然在4月7日公布了自己的對日和約草案，英美草案的分歧反映在對中國問題的處理和一些具體政治經濟條款上，重點是中國問題。

英國草案在序言里明確表示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與之相關的臺灣處理問題，英國草案的第4條規定，日本應將臺灣和澎湖割讓中國，而美國草案僅要求日本放棄對臺灣和澎湖的主權。其他具體問題的分歧包括英國要求確定不受歡迎的政治結社違法、在條文中明確日本軍國主義對挑起戰爭的責任、削減日本的剩余造船能力、以日本的黃金儲備作為賠償、不應返還日本人在中立國和舊敵國的資產等等。

4月12日，杜勒斯、阿里森在華盛頓又與英國大使弗蘭克斯等專門就中國問題進行了會談。美國正式拒絕了英國對中國代表權和臺灣處理問題上的立場。

杜勒斯和艾奇遜都認為英國邀請中國參加和談的決定是無法解釋的拖延戰術。杜勒斯告訴弗蘭克斯，英美關系在這個問題上正“嚴重偏離”，這簡直猶如在前進道路上設置了兩塊巨大的障礙石，杜勒斯甚至威脅要以日美兩國間的和約代替多國和約。

艾奇遜則直接對弗蘭克斯講，“只有美國和日本的力量后者潛在的存在于遠東。日本現在基本上完蛋了，我們不得不加快腳步。我們不能因為只看到困難就止步。”

4月中旬，杜勒斯緊急訪問了東京，最直接的原因是4月11日杜魯門宣布解除麥克阿瑟朝鮮戰場指揮官以及駐日盟軍總司令的職務，并以李奇微中將取代之。

這是杜魯門和麥克阿瑟之間長期沖突積累的結果。但是，由于麥克阿瑟在日本的威望，國務院非常擔心此變動會影響整個遠東政治局勢的穩定，尤其是可能破壞美國對日媾和的努力。杜勒斯因此再度被緊急派往東京，公開的使命是向日方保證，美國的政策不會因為麥克阿瑟離職而產生任何變化，以穩定日本人心。

杜勒斯于16日抵達東京，在日本停留了一星期，23日才離開。在日期間，杜勒斯不僅同吉田首相舉行了兩次會談，確認美國對日媾和與安全保障的基本方針不變，而且兩次發表公開講話，向日本人做出公開保證。

23日，杜勒斯在對日本國際聯盟協會的演說中強調，三項對日媾和的原則，即迅速、公正與集體安全保證下的和平，在美國擁有堅定的超黨派支持，絕對不會因為盟總司令官的更換而有變化，而向日本表明這一點，正是他此行的使命。

在私下里，杜勒斯仍然對英美對日分歧感到擔心，他詢問盟總的政治顧問西博德，在必要情況下，如果沒有英國，日本人是否也樂于締結和約？西博德表示美國與英國的關系還沒有糟糕到那一步。20日，日本政府交給杜勒斯一份名為“對英國對日和約的感想”的備忘錄，表示日本政府認為英國是強制性媾和，強烈反對英國草案中關于賠償、要求權等經濟條款，言外之意，表態決心要追隨美國。

4月25日，英國派了一個工作小組到華盛頓，與美國專家一起就對日和約事務層面的具體問題進行交涉。經過近10天的工作，到5月4日，聯合小組終于出臺了一個對日和約英美初步共同草案，但是，聯合小組的工作并不包括中國代表權、臺灣處理等政治決策性的問題，而且雙方在經濟和程序方面還存在著諸多不一致。

為了解決英美之間殘存的分歧，尤其是處理中國問題，杜勒斯決定親赴倫敦，以求打破最后的僵局。杜勒斯原定的赴英時間是5月21日至26日，但是英國外交部希望杜勒斯延期，理由是英方各種準備不足，而且外交部遠東事務助理丹寧此期間也不在倫敦，杜勒斯赴英時間因此推遲到了6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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