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研究貴陽抗戰史料的人士對我說，貴陽市抗戰遺址不多，而與抗戰有關的摩崖石刻更是少之又少，花溪公園麟山的“生聚教訓摩崖”就是一處不可多得的抗戰摩崖。

先對“生聚教訓”四字作個解讀，這乃漢語成語，意思是指軍民同心同德，積聚力量，發憤圖強，以洗刷恥辱。出自《左傳·哀公元年》。春秋時期，吳越兩國交戰，吳王夫差活捉了越王勾踐，押到吳國為奴，勾踐給吳王進貢美女西施。自己則臥薪嘗膽，采用謀臣文種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策略，增加人口，聚積財物，同時勾踐還積極發展農業與軍事，一舉攻占吳國。麟山的生聚教訓摩崖就是借用這一歷史典故警示國人勿忘國恥，抗戰到底。

生聚教訓摩崖也被稱為“抗戰摩崖”。在麟山山麓南側，摩崖呈豎長方形，高約1.5米、寬約0.8米，距山腳的地面約4米。摩崖上款為行書陰刻的“縣長劉公劍魂去思”八個字，摩崖中間是行書陰刻的“生聚教訓”四個大字，每字約0.8平方米。據《花溪區志》記載：“生聚教訓”摩崖，為劉劍魂先生1938年題撰。

劉劍魂(1902——1960年)布依族，名澤民，貴州平越（今福泉）人。云南講武堂韶關分校第二期畢業。曾任黔軍步兵獨立二團團長，貴州省石阡縣縣長、羅甸縣縣長。1934年任貴州省保安團參謀長兼軍官訓練班教育長。1936年任貴州省貴筑縣縣長，后任云南省廣南縣縣長、滇黔綏靖公署副官處少將處長。1948年任第89軍少將高參。1949年任貴州綏靖公署副官處處長，后任第89軍獨立師師長。同年一月在貴州織金起義。后在貴州省圖書館工作。

劉劍魂為什么要題寫“生聚教訓”四個字，人們為什么又要將其鐫刻于巖壁之上？一說因劉劍魂任貴陽縣長期間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由此開始，中華民族全面抗戰也由此開始。劉劍魂當時寫下“生聚教訓”四字，無疑是激發民眾抗擊日寇。1938年劉劍魂離職后，人們把他題寫的這四個字刻于山崖之上，一是強烈表達了全民族不懼犧牲，不畏苦難，抗戰到底的決心；二是因為劉劍魂在貴筑縣長任內將放鶴洲（今放鴿橋）一段辟為風景區，改“花仡佬”之名為“花溪”，并題撰“花溪”石碑立于花溪橋頭，由摩崖上款“去思”二字就表達了民眾對劉劍魂政績的感念。

另一說劉劍魂題寫“生聚教訓”四字有一個更直接的動因，即貴州人阮則文在南京玄武湖的“尸諫”義舉。阮則文系貴州息烽縣人，曾就讀于貴陽達德學校、通省公立中學堂（貴陽一中前身），1915至1919年在北京中國大學，求學期間參加了“五四運動”。北伐戰爭時期棄商從軍，任貴州東南路清鄉司令部秘書、援滇前敵總指揮部秘書、黔軍第一師師部秘書長等職。1935年赴北京治病，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對華北大地的狼子野心。1937年3月，阮氏赴南京“上書”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呼吁動員舉國抗日，然而“上書”石沉大海。他決定以“尸諫”的形式呼吁舉國奮起抗戰，在寫下《告國人書》后，于當年5月4日在南京玄武湖投湖自盡。阮氏義舉震動全國，《大公報》、《新民報》、《南京日報》等眾多報紙紛紛報道，《告國人書》內容也全文披露。阮氏在《告國人書》中引用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一語，慨然表示：“唯憑此犧牲之決心，并向國人作尸諫耳！”在給家人的遺書中，阮氏特囑所留下的480元存款，除安葬費外其余捐作國防經費，以助抗戰（參見《貴陽文史》2014年第五期“名人堂”）。劉劍魂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寫下了“生聚教訓”四字。

花溪公園的這處抗戰摩崖，歷經數十載風風雨雨，至今保存基本完好，十分難得。今天，它不僅是公園的一處景點，更與相距不遠的中國遠征軍戴安瀾將軍墓、防空亭組成了一組彌足珍貴的抗戰遺存。

2015年“生聚教訓摩崖”公布為貴陽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作者 孫鳳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