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對真金白銀的追求，貫穿古今。

《史記》記載，秦始皇葬驪山，陵墓中以黃金為鳧雁。后世對秦陵的珍寶充滿幻想，其中，黃金制成的大雁被賦予了浪漫的傳說。

相傳，秦末亂世，始皇帝陵遭到破壞，當起義軍打開墓門時，一只金雁從陵中奪門而出，飛過雄偉的秦嶺山脈，自由地向南方翱翔。四百多年后，時值三國鼎立，人們在孫吳統治下的日南郡（今越南中部）發現了這只金雁的蹤跡。日南太守張善博識多通，從金雁身上鏨刻的文字推斷，這就是從秦始皇陵中逃出的金雁。

揭開荒誕不經的神話外衣，這個故事可能是一段文物流傳的歷史。金雁不是無人機，當然不能展翅高飛，但作為一件貴重的金器，它也許被人從陵墓中盜出，輾轉各地，最終在四百多年后的三國時期被人再度發現，經過口耳相傳，成了中國金銀器史上的一個流言。

根據考古發現，三千多年前，中國已經出現金銀制品。黃金和白銀是古人所知最貴重的金屬，在悠久的歷史中，中國人用金、銀打造出一件件精美絕倫的器皿、飾品、陳設、錢幣，創造出光輝燦爛的金銀器文化。

金銀器中，寄寓著富貴榮華的價值、精致繁復的技藝和流傳千古的智慧，深藏著中國歷史的隱秘往事。

▲《天工開物》中冶煉金屬的圖畫。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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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時期，金銀器的分布范圍是從夏商周文化興起的中原地區，到王朝以北、西北和西南等方向的今河北、山西、內蒙古、甘肅、青海及四川等地。

在西北，人們很早就開始佩戴金銀首飾。

位于甘肅省玉門市的火燒溝遺址，距今約3800年，屬四壩文化，在此活動的先民，比商王朝還要古老，他們除了制作石器、陶器和銅器外，還掌握了金器的冶煉技術。考古學者在甘肅火燒溝遺址發現了金耳環、金鼻飲、銀鼻飲等飾品。這些耳環用金絲彎成橢圓環形，一端保持尖細，再將一端打成扁平馬蹄形，以此作為首飾，便于穿過耳洞佩戴，耳環黃金純度較高，微泛紅色。可見，三千多年前的老祖先已經學會用金銀器來打扮自己了。

火燒溝遺址遺址的發現，將中國金銀飾品的歷史上推到了商周以前。這里是北方草原文明和中原農耕文明交會的十字路口，金銀器文化在此逐步傳播，東遷西移。

商周時期，西南地區另有一個族群，將青銅、黃金運用至爐火純青，并埋下了在三千多年后驚艷世人的“彩蛋”。

▲四川廣漢三星堆金面銅人頭像。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了大量別具一格的金器，其中，一號、二號等祭祀坑中出土的金、銅、玉、陶等遺物有火燒的痕跡，應該是用于隆重的祭典儀式。

三星堆遺址的金器，是古蜀文化神權的重要標志，如粘貼在青銅人頭像上的黃金面具、刻有魚鳥等圖案的金杖等，都有與神靈溝通的寓意。唐代詩人李白在《蜀道難》中，將古蜀國的歷史娓娓道來，“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由于史料缺失，古蜀歷史淹沒在時間的長河中，但三星堆金器遺留了古蜀的文化密碼，那根刻著精美紋飾、象征著權力的金杖，或許就來自古蜀王魚鳧，亦或是用于溝通神明的宗教器物。

▲四川廣漢三星堆金杖。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除了三星堆外，四川成都金沙遺址也出土了具有神秘色彩的金器，二者有著緊密的交流、承襲關系，都擁有先進的金器加工工藝。

金沙遺址的金面具呈方形、額齊平、眉凸起、大立眼、鼻高挺，與三星堆青銅人像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而厚度僅有0.02厘米的太陽神鳥金飾，展現了古蜀人熱鍛、錘揲、剪切、打磨、鏤空等多種工藝，在圓形的金箔片繪出剪紙般的圖案，這一文物講述中國古代“金烏負日”的傳說，憑借著極具代表性的造型，被定為中國文化遺產標志。

▲四川金沙遺址金面具。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考古發現，當時中原地區的金器，形制大都小巧簡約，多為金箔、金葉和金片，主要用來裝飾器物，紋飾也不復雜，其中，有些金箔是粘貼于其他器物表面，可見，黃金雖然貴重，但還沒有引起商周貴族的重視。這一時期，青銅器仍是商周禮制文化中的重要角色，但中原地區青銅工藝的發展，為此后金銀器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進入春秋戰國，南北方金銀器交相輝映，從黃河之濱，到天山腳下，從楚國文化興起的荊楚大地，到游牧民族縱橫馳騁的河套平原和鄂爾多斯高原，都是金銀器的產地，如陜西寶雞益門村戰國晚期墓葬、河南輝縣固圍村魏國墓地、河北平山中山王墓、湖北隨州曾侯乙墓等遺址，都出土了這一時期的金銀器。

傳統史觀認為，鐵器工具的使用，提高了中原地區的社會生產力，北方的游牧民族為了生存，只能南下掠奪農耕民族。但實際上，遠在大漠深處的游牧民族，也掌握了一定的金屬冶煉技術。

1972年，在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杭錦旗阿魯柴登村發現了兩座戰國晚期的匈奴墓葬，其中有200多件金銀器。草原民族隨四時遷徙，逐水草而居，本就鮮有墓葬留存，沒想到，阿魯柴登墓竟是罕見的匈奴王墓。

墓中堪稱稀世珍品的金器，是一件鷹形金冠飾。鷹形金冠飾由冠頂和冠帶兩部分組成，重1394克，冠頂采用圓雕的手法塑造出一只傲立的雄鷹，下踏“狼咬羊”圖案，反映出游牧民族的狩獵生活，以及兇猛強悍的性格。金冠下部用厚金片捶打成半球形，便于佩戴。整件金器采用了范鑄、錘鍱、鐫鏤、抽絲、編纍、鑲嵌等工藝，手法不遜色于中原的工匠。

▲戰國時期匈奴王冠。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匈奴，這個活躍于草原的游牧民族，從戰國到秦漢一直是中原政權的心腹大患。漢武帝在位時，漢朝歷經漢初的休養生息政策，國力雄厚，于是一改以往的和親策略，向匈奴發起反擊，在歷時數十年的漢匈戰爭中取得多次關鍵戰果，收復河套、河西，置朔方、五原、酒泉、武威、張掖、敦煌等郡，并鑿空了前往西域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大漢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黃金王朝”。

▲戰國時期金怪獸。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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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官方金銀器的制造已經具有相當大的規模，其主要表現為統治者擁有大量黃金。

早在楚漢相爭時，漢高祖劉邦就坐擁大量黃金。他手下的謀士陳平獻計離間楚軍君臣，劉邦直接拿出4萬斤黃金，當作他的工作經費。

陳平拿到這批黃金，用它們去收買楚軍的士兵，讓他們散布項羽手下大將鐘離眜的謠言。結果，黃金發出去沒多久，謠言就傳開了，楚軍內部紛紛傳言，鐘離眜自認為勞苦功高，卻得不到封地的賞賜，決定聯合漢軍滅掉項王。項羽聽說后，便逐漸疏遠了鐘離眜。

劉邦為了施展反間計，揮手就是4萬斤黃金，后來更是花錢如流水。垓下之戰后，得項羽頭顱者，賞千金。定都時，小兵婁敬提議遷都長安，賜金500斤。舉行朝會，大儒叔孫通定朝儀，亦賜金500斤。

漢高祖揮金如土的行為，被此后的統治者效仿。呂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斤。漢文帝即位后，對參與誅殺諸呂的功臣進行賞賜，也是動輒千金。漢武帝更是大手筆，每次發兵開邊，都要論功行賞，衛青抗擊匈奴有功，與部下受賜黃金20余萬斤，霍去病年少立功，賞賜50萬金。

這僅僅是賞賜一項，用于其他用途的黃金更是數不勝數。

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在閱讀漢史時，感慨漢多黃金的情況，在其《日知錄》“黃金”條下寫道，“漢時黃金，上下通行”。

西漢的黃金到底是怎么來的？

一是繼承秦朝的遺產。秦始皇統一六國，收天下財富歸于關中，漢朝作為秦朝的繼承者，自然將秦朝國庫收為己用，陳平用于離間項羽君臣的黃金便出自這里。

二是黃金的開采。古人開采金銀礦，主要有淘洗法和地下井巷挖掘法，前者用于砂金的提取，后者適用于山金和銀礦的開采。前文提到的四川廣漢一帶，在漢代成了重要的金銀器生產地，如《漢書》記載，“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體現當地官營手工業的發達。

三是取自外地，也就是貿易所得。隨著絲綢之路的開拓，中國商人往來于歐亞大陸，西方國家用金銀來換取中國的貨物，羅馬人曾經對此抱怨，中國的絲綢運到他們國家后，價同黃金，于是，大量黃金涌入漢地。

▲漢南越國波斯銀盒。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西漢廢帝、海昏侯劉賀墓中出土的378件金器，進一步證實了這個璀璨的“黃金時代”。

劉賀是漢武帝的孫子。漢武帝之子漢昭帝劉弗陵去世后，由于沒有子嗣，權臣霍光短暫地把昌邑王劉賀扶上了皇位，但僅僅27天后，劉賀就被霍光羅列了一大串罪狀，遭到廢黜，后來改封為海昏侯。劉賀被廢后，朝中的風起云涌已經與他無關，但政治就像一條無形的鐵索，不斷牽引著他，最后造就了他墓中堆積如山的黃金。

2011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墓開始考古發掘，考古工作者歷經數年的艱辛，出土了金銀器、青銅器、鐵器、玉器、漆木器、紡織品、陶瓷器、竹簡、木牘等珍貴文物約1萬余件。古墓重見天日時，馬蹄金、麟趾金、金餅等大量金器，一盒一盒地擺放在主槨室中。

漢代王侯收藏的黃金，有一部分是為了獻給朝廷。

西漢實行酎金律。每逢朝廷祭祀宗廟時，諸侯要按封國的人口數量來進獻黃金助祭，稱為“酎金”。

漢武帝時，為了削弱諸侯的力量，推出“酎金奪爵”之策，以一些諸侯王所獻酎金成色不好或斤兩不足為理由，削奪其爵位，以此加強中央集權。之后，皇帝會將搜刮來的部分黃金鑄造成麒麟趾形狀，賜給其他諸侯和有功大臣，可謂羊毛出在羊身上，皇帝一高興就大把地賞賜黃金，一發怒，就狠狠地處罰他們。事實上，西漢“巨量黃金”的現象，有一個原因就是黃金不斷在皇帝和諸侯、大臣的手中循環流動，才被史書反復記載。

海昏侯墓中的麟趾金，可能來自于皇帝的賞賜。

當初，漢武帝迷信祥瑞，將麒麟、天馬、泰山黃金視為吉祥的征兆。他聲稱，自己到西隴高原喜獲白麟，又在渥洼水邊見到天馬，登臨泰山得黃金，因此，下詔仿造傳說中麒麟的足趾，制成麟趾金。麒麟是傳說中的瑞獸，象征著仁德，《詩經·周南·麟之趾》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意思是，周文王的子孫都能像麒麟的腳步那樣規范有度。所以，“麟趾”用于稱贊皇室子弟的德行，也可祝福新婚夫婦生下忠厚仁孝的后代。

劉賀被廢后，繼承皇位的是早年孤苦無依的漢宣帝劉病已（后改名劉詢）。對于劉賀這個堂叔，漢宣帝觀察了一段時間，認為他沒有威脅，才給了劉賀海昏國的封地，讓他移居豫章縣。有學者推算，劉賀在原昌邑國的財產外，還擁有加封他四千戶的海昏國食邑，一年的基本賦稅收入大約有643.6萬錢，比當時的其他諸侯都多。海昏侯墓中的一些黃金，寫有“南藩海昏侯臣賀元康三年”字樣，說明是要獻給漢宣帝的酎金，但是海昏侯太富有，根本花不完，就把一部分財產帶到墓里了。

兩漢四百年，大量金銀幣、飾品、車馬器、器皿、帶鉤、金印等深埋黃土，在王朝滅亡之后依然沉睡于地下，漢末奸雄曹操為了從墓中盜寶，獲取軍費，甚至設立了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等軍職。

黃金王朝已成往事，自東漢末年始，直到隋朝統一天下，中間除了西晉短暫統一外，皆是群雄逐鹿的亂世，金銀美物也迎來了嶄新的變局。

▲西漢海昏侯墓金器。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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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期，大肆顯擺金銀器已經不是皇帝的專利，豪門富室競相崇尚奢靡之風。

最有名的事件，當屬西晉時期石崇和王愷的斗富，王愷家用糖水洗碗，石崇就用蠟燭生火做飯。王愷用40里長的紫絲布作步障，石崇就加碼換成錦緞，加長做到50里。王愷只好從當皇帝的外甥那里要了一株二尺有余的珊瑚樹，并為此專門設宴炫耀，結果，石崇不動聲色，掏出鐵如意，當場就把珊瑚樹砸了，然后說他家中有十幾株珊瑚樹，都比王愷的大。

這一時期的豪門貴族，喜歡用金銀器顯示豪富。

北魏河間王元琛，酷愛養馬，極能斂財，他喂馬用銀槽，拴馬用金鎖環，經常展示他所藏的100多口金瓶、銀甕，家里的盆、盤、盒、燈等器物，非金即銀。元琛也有個爭奇斗富的對象，即當過宰相的高陽王元雍，為此，元琛大肆營建房宅園林，家中養有300名歌姬舞妓，想要和元雍一決高下。元琛說：“我一點都不為見不到石崇感到惋惜，可惜的是石崇看不到我如此富有。”

當時，另一個宗室元融聽說他倆在斗富，竟然氣病了，對前來探望他的人說：“以前都說高陽王元雍珍寶比我多，現在冒出一個河間王元琛，也遠遠比我富有。”后來，爾朱榮發動河陰之變，屠殺北魏宗室大臣，很多王侯宅第失去主人，被改為寺廟。一切富貴，不過如過眼煙云。

南朝的統治者為了杜絕奢靡的現象，多次禁止金銀器飾，但屢禁不止。如南齊的蕭穎胄去參加齊明帝的宴會，只見銀器滿席，當即諷諫說：“陛下之前說要銷毀這個溫酒器，在我看來，恐怕應該好好看重這些器皿！”又如南齊的廢帝蕭寶卷，用銀蓮葉裝飾馬匹的鎧甲；還有梁武帝時的荊州刺史蕭續，死時金銀器堆滿倉庫，留下遺言，要將千余件金銀器進獻給朝廷，梁武帝這才得知他的財富如此龐大。

從現已出土的文物來看，這一時期的金銀器社會功能進一步擴大，制作技藝更加嫻熟，其中較為常見的仍是金銀飾品。

在民族融合的時代，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逐漸接受中原的輿服制度，換上了漢人的金銀飾品。

鮮卑人對中原漢人婦女的頭飾“金步搖”情有獨鐘，據說，鮮卑慕容部的名稱正是出自步搖的諧音。這種金飾多用珠玉點綴、玲瓏有致，戴于頭上，走路時隨著步履顫動，一步一搖，具有獨特的美感。鮮卑貴族的步搖不僅采納中原的形制，還加入了羊、馬、鹿等游牧民族的元素，如出土于內蒙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南北朝馬頭鹿角形金步搖，造型為馬頭上分出呈鹿角形的枝杈，每根枝杈懸掛金葉。

▲北魏鹿角金步搖。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另一方面，來自西方的金銀器文化與中原文化發生碰撞。1981年，山西大同小站村發掘的北魏墓葬中，出土了鎏金銀盤、高足銀杯、銀耳杯等隨葬品。這些金銀器不乏典型的薩珊波斯風格，紋飾中多出現深目高鼻的胡人頭像，可見亂世之中，絲路依舊繁忙。

南北爭霸多年，公元581年，北周權貴楊堅奪取皇位，開創隋朝，推動天下邁向統一。在陜西省西安市梁家莊的李靜訓墓中，人們發現了一件足以代表南北朝至隋朝，民族文化高度交融的金器。

李靜訓，字小孩，這個貴族出身的女孩，去世時只有9歲。她是北周大將軍李賢的曾孫女，其家族追隨北周、隋朝多年，立有赫赫戰功，祖上都是高官，若論血緣，她還是樂平公主楊麗華的外孫女，擁有北周、隋朝皇族的血脈。

9歲的李靜訓并沒有在歷史留下太多足跡，她在一次跟隨外祖母避暑的途中染病去世，但她的墓碑、石棺以及墓中的豪華配置，宣告了家族對她“戒珠共明并曜，意花與香佩俱芬”的祝愿和無比的寵愛。家人甚至在她石棺上刻上“開者即死”四字，希望能防止盜墓，護佑她在地下世界保持安寧。

李靜訓墓中的隨葬品堪比王侯級別，在這兩百多件寶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條“嵌珍珠寶石金項鏈”，項鏈由28個金質球形鏈珠組成，由金線穿起，嵌有珍珠、雞血石、青金石，黃金與珠石相互烘托，更顯雍容華貴。這是一條帶有西域風格的金項鏈，凝聚了東西方藝術，也寄托著隋朝宗室對這位女童不幸早逝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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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之后，是絢麗多彩的唐朝。

考古學者齊東方認為，中國古代金銀器，發展到唐代才興盛起來。唐代的金銀器既有傳統漢文化的熏陶，又充滿了絲路胡風，其種類之多、造型之精、紋飾之麗，足以襯托這個詩一般的王朝。近幾十年，由于出土文物的井噴態勢，更加證明唐代金銀器的劃時代意義。

唐代金銀器的出土數量是此前朝代的數十倍，這離不開唐人的一個小習慣。在古代，人們沒有安全的保管設施，保存金銀器最妥當的方法就是把它們埋藏起來，我們從小聽到大的故事“此地無銀三百兩”，也源自古人的現實生活。

有別于死后埋藏的隨葬品，考古學界將這種生前專門儲藏物品的遺跡稱為“窖藏”，有的具有倉庫的性質，有的則是因為動亂倉促掩埋。知名的唐代窖藏遺址，有陜西西安何家村窖藏、陜西藍田楊家溝窖藏、江蘇丹徒丁卯橋窖藏等。

▲唐鴛鴦蓮瓣紋金碗。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1970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個基建工地上，發現了兩個巨甕和一個大銀罐，其中藏有265件窖藏金銀器，轟動一時。

此處窖藏的埋藏時間為8世紀中葉或稍晚，學界認為其出土地點為唐長安外郭城，一說為興化坊，一說為光德坊。何家村窖藏的金銀器中，有私人物品（銀杯、銀壺、裝藥品的銀盒等），也有官府商業稅收的銀餅，以及來自日本、東羅馬、波斯等地的錢幣。

當時，郭沫若在《出土文物二三事》中考證，這批文物是安史之亂玄宗逃奔四川時，“邠王李守禮后人所窖藏”。還有學者推斷，窖藏的主人是唐德宗時的租庸使劉震，埋藏于涇原兵變（783年）期間。無論是哪種觀點，其主人都在戰亂中淪為難民，為了躲避亂軍匆匆埋下這批金銀器，后來可能在戰爭中遭遇不幸，所以沒能及時挖出。

有關何家村窖藏的來歷眾說紛紜，但此地出土的金銀器無疑是中國金銀器史上一個空前的大發現。

何家村窖藏中的多件金銀器為國寶級文物，再現萬國來朝的盛唐風貌。比如鴛鴦蓮瓣紋金碗，形態肥碩豐滿，莊重大方，洋溢著富麗堂皇的盛世氣息，可能是皇室用酒器；鎏金舞馬銜杯紋仿皮囊銀壺，模仿契丹族皮囊壺的扁圓設計，便于騎馬攜帶，壺上生動再現了文獻中唐代宮廷的舞馬祝壽造型；鎏金鸚鵡紋提梁銀罐，以鸚鵡紋作為主體紋飾，給人厚重飽滿的美感，根據蓋內的墨書，是儲存丹藥材料的器具；鎏金仕女狩獵紋八瓣銀杯，既保留有粟特帶把杯的風格，又鏨刻了中原的仕女形象。

▲唐鎏金舞馬銜杯紋仿皮囊銀壺。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唐代的流金歲月不僅被封存于私人窖藏之中，也潛藏在寺廟地宮之內。

1987年夏天，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始建于唐代又重修于明代的陜西扶風法門寺真身寶塔，因年代久遠，難以抵擋暴風雨，轟然倒塌。當地有關部門迅速采取了搶救行動，卻在重修寶塔時偶然打開了通往唐朝末年的“時光通道”。掩埋在廢墟之下的，是一處封存于唐懿宗咸通十五年（874年）的地宮，里面盡是李唐皇室供奉的珍寶，包括121件（組）金銀器。

法門寺地宮封閉時，唐朝已經陷入風雨飄搖之中，災害頻發，民變爆發，幾近末路，但可能是因為時值王朝末期，沒有人注意到佛塔地宮的秘密變化，這些金銀器才得以長眠地下，無人驚擾。

與何家村窖藏不同，法門寺地宮中的金銀器有許多宗教器物，比如供奉舍利的金塔、鎏金捧真身銀菩薩、鎏金迎真身銀金花雙輪十二環錫杖等。據發現的文獻記載，唐懿宗從咸通十二年到十四年間，頒布法令，專門打造了一批法器，看來國勢衰頹，他無能為力，只能求助于神佛。

法門寺地宮金銀器，還展現了唐人的生活細節。

比如喝茶。法門寺地宮出土了銀籠子、茶碾子、茶羅子、銀鹽臺等成套茶具。唐人喝茶并不像現在這樣方便，而是要經過“炙茶—碾茶—羅茶—煮水”的復雜流程。法門寺的金銀茶具各有用處，為我們再現了唐人煎湯烹茶的過程，也讓“茶圣”陸羽《茶經》中的記載得以具象化。

比如熏香。唐代有一種鏤空的“銀香囊”，又稱熏球，在何家村、法門寺、沙坡村等遺址都有發現。香囊通體呈球形，上半球體為蓋，下半球體為身，香囊內有一個缽狀香盂及兩個平衡環，機環和香盂可隨重力作用保持盂面與地面平行，如同陀螺儀的原理，無論香囊如何轉動，盂面始終朝上，確保香灰不會灑落，只有香云繚繞，正所謂“微風暗度香囊轉”。法門寺出土的鎏金鴻雁紋銀香囊、鎏金雙蜂團花紋銀香囊以及何家村出土的葡萄花鳥紋銀香囊等，即唐代銀香囊的代表作。

據說，唐玄宗的寵妃楊玉環身上也有一個銀香囊。馬嵬驛之變后，唐玄宗時常思念楊貴妃，他回到長安，派親信去尋找楊貴妃的尸身，想要重新安葬。親信帶回消息，告訴他：“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

大唐已遠，但金銀仍在，那個氣勢恢宏的時代，終將長留于美物之中。

▲唐葡萄花鳥紋銀香囊。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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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金銀器，風格趨于典雅。

正如李澤厚的經典評價，晚唐以后的時代精神“不在馬上，而在閨房；不在世間，而在心境”。這一精神表現在金銀器上，就是追求素雅大方、秀美典雅，充滿生活氣息。為此，宋人首創了夾層技法、浮雕凸花、鏤雕等工藝，紋飾充滿了文人化的趣味，器物上常呈現出詩詞、花鳥、山水、亭閣等圖案。

宋代，官方的文思院作為專門制作金銀器的機構，“掌金銀、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繪素裝鈿之飾”。在商品化的經營下，私家制作和買賣金銀器皿的作坊行鋪廣泛分布于汴京（今河南開封）、臨安（今浙江杭州）和建康（今江蘇南京）等城市中，金銀匠作為手工藝者，屬于“良民”的行列，可以參加科考，乃至登上高位，北宋末年的宰相李邦彥就是生于銀匠之家。

兩宋金銀器中品類最豐富的是“饌器”，也就是吃飯開派對用的食器。

金銀饌器沐浴宋的風雅，其造型與紋飾多取意于花卉，如南京江浦黃悅嶺南宋張同之夫婦墓出土的梅梢月盤盂，宋人一向愛梅的姝秀清逸，一代名士林逋隱居西湖，留下“梅妻鶴子”的佳話；又如福建邵武故縣村窖藏出土的銀鎏金菊花盤盞，宋人亦愛菊的隱者之風，臨安花市有菊花結作佛塔、制為花屏的盛況；又如江蘇溧陽平橋窖藏出土的銀鎏金荷花盞，宋人愛荷蓮，周敦頤說，愛它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此外，如葵花、水仙花、菱花、瓜果等，都是宋代金銀器的重要題材。

一曲新詞酒一杯，金銀器中，盛滿了宋人的詩韻，凝結了宋人的文心。

這一時期，遼、西夏、大理、金等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也擁有異彩紛呈的金銀器文化。

內蒙古通遼市奈曼旗青龍山鎮的遼陳國公主與駙馬合葬墓，為遼景宗孫女陳國公主與駙馬蕭紹矩的墓地。古墓發掘時，公主與駙馬的骨骸皆穿銀絲網衣，頭戴鎏金銀冠，面覆金面具，腳穿鎏金銀靴。金銀器在遼國貴族的墓葬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如契丹文化的活化石。

▲遼陳國公主墓黃金覆面。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甘肅安西榆林窟第三窟的西夏壁畫有一幅“鍛造圖”，表現西夏精湛的冶金技藝。史載，西夏官吏戴金冠，有的貴族“人馬皆衣金”，說明西夏的金拉絲工藝水平很高。

云南大理崇圣寺三塔的塔頂和塔基曾發現大批文物，包括金銀造像、法器等。其中，一件鎏金鑲珠銀金翅鳥，曾珍藏于主塔塔頂的木制經幢中，神鳥造型雄健有力，被尊為大理的保護神，見證了古國的興衰存亡。

金代出土金銀器較少。陜西臨潼金代窖藏發掘的金銀首飾，如金步搖、金耳飾、金片飾、銀釵、銀項圈、銀鐲等，基本與漢人首飾相同，應證了女真與漢文化的融合。

▲宋大理國金鑲珠金翅鳥。圖源：攝圖網授權

到了元代，金銀器遍布在幅員遼闊的大地上。

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他的中國游記中多次記載，元朝皇帝用金銀器賞賜眾臣的情景，以及中國流行的金印織物、服飾等。在馬克·波羅的筆下，元朝皇帝舉行宴會時，擺滿了金、銀器具，滿席生輝，讓他這個老外目瞪口呆，他將中國描繪成遍地金銀的寶地，從而掀起了歐洲渴望到東方冒險淘金的浪潮。

元代金銀器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涌現出了很多著名匠人，多年來匿名于歷史背后的金匠、銀匠終于有了名字。元人陶宗儀《輟耕錄》載，“銀工之精于手藝，表表者有聲者，有朱碧山、謝君余、謝君和”。

元代銀匠朱碧山，長期活躍于今江浙一帶，擅長制作“槎杯”，后世稱之為“吳中絕技”。

槎，是老樹狀的木筏，古人將神仙往來天上天下的交通工具稱作“星槎”，把登天遨游稱為“乘槎”。朱碧山的銀質槎杯即取材自這一神話。現存于世的朱碧山銀槎，采用鏤刻、浮雕、鍛造等技法，造型多為一長袍老者在槎上斜倚而坐，神態閑適灑脫，杯身如同老樹杈丫，給人一種隨風飄拂之感。這樣一件神韻超逸的藝術品，竟是一個酒杯，當時的人，都以得到朱氏的銀槎為榮。

▲元“張騫乘槎”銀槎。圖源：臺北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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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民間金銀工藝更為精細，而皇家金銀器進入最后的巔峰時期，細膩而華麗，宮廷氣息愈來愈濃厚。

若論明代出土金銀器數量之多，首推明定陵。

定陵是明代第十三代皇帝明神宗朱翊鈞及他兩位皇后的合葬陵，發掘于1956年。明神宗，即萬歷皇帝，他在歷史上口碑并不好，在位后期出現嚴重的怠政行為，沉溺于酒色、財寶，一要上朝，就說有病，此時，明朝的邊境、民生都已經危機重重，所以史書說，“明之亡，實亡于神宗”。但是，享樂的皇帝往往占有充裕的珍寶，定陵中豐富的文物為我們揭開了明神宗的生活之謎。

定陵出土的文物中，有金冠、金壺、金爵、金碗、金盂、金釵、金簪、金環、金鐲、銀盤等等金銀器，且多為帝后生前所用之物。

定陵出土了皇帝專用的龍紋金絲冠，這是難得一見的皇帝金冠實物。金冠通高24厘米，采用極細的金絲（0.2毫米）編織而成，薄如蟬翼，輕如紗，幾乎找不到金絲接頭的痕跡，堪稱明代皇家金器工藝的杰作。冠的頂部盤繞著兩條以粗金絲為骨的金龍，龍頭、爪、背鰭則采用鏨刻的方法雕成，雙龍威嚴莊重，昭示著明朝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時至今日，龍紋金絲冠風采依然，但已不再是權力的象征。

定陵之中，還藏有孝端、孝靖兩位皇后的四頂絕美鳳冠，以孝端皇后九龍九鳳冠技藝最為卓越。由于長期埋在地底，鳳冠上的珠翠已亂，專家不得不對其進行修復，使之恢復原狀。鳳冠以色澤瑰麗的寶石珠花吸引眼球，實則展現了明代用金銀鑲嵌珠寶的技術水平。鳳冠內胎乃用細竹編成圓框，冠后用金屬絲制成六扇舌形博鬢（古代婦女的一種發式），冠上的小龍均以金絲纍製，金翠交輝，宛如龍飛鳳舞。

▲明點翠嵌珠石金龍鳳冠。圖源：南朝子云

定陵出土的金銀器，還有很多皇家御用器皿，比如金托金蓋玉碗、金托玉爵、金環鑲寶石兔耳墜，一展金玉結合的藝術效果。明神宗好飲酒，定陵還出土了執壺5件、爵5件，均出自神宗棺內，以一件鑲珠寶金托金爵最為華美。

明朝皇帝把這么多寶貴的金銀器帶到墓里，那留在人間的金銀器就是次品嗎？

這一點，清朝皇帝有話說。

清代，每逢農歷元旦（正月初一）的子時，皇帝都要在養心殿東暖閣的明窗附近舉行開筆儀式。開筆儀式上，需要備好金甌永固杯、玉燭長調燭臺、萬年青毛筆等器物，寓意為江山永固、風調雨順。儀式開始，先在金甌永固杯中倒入屠蘇酒，再點燃燭臺，隨后皇帝拿起萬年青毛筆，蘸上朱砂，親筆書寫祝語吉言。

▲清《弘歷古裝行樂圖》（局部）。圖源：網絡

作為這個儀式的重要角色，金甌永固杯是皇帝專用飲酒器，其造型、紋樣、所嵌珠寶以及點翠都盡顯高貴。自乾隆起，每逢新年，明窗下的紫檀長案上都要擺著這個專屬酒器，它的出現，意味著新的一年開始。

清朝皇家使用的金銀器，遍及典章、祭祀、陳設、妝飾和佛事等各個方面，對金銀器的要求更加嚴格。清朝皇帝所用金銀器，主要來自官坊養心殿造辦處的金玉作，另外，地方督撫也常有供獻。

清代皇宮的金銀器，有的極盡華貴，如清乾隆金嵌珍珠天球儀，這是流傳至今的唯一一件金球儀，造型為九龍出水托舉天球，運用了金工、鑲嵌、琺瑯等多種工藝，裝飾華麗，氣勢磅礴；有的古樸典雅，如銀累絲花瓶，以極細的銀絲編結，如同一幅展開半幅的彩錦，線條宛轉，流暢自然。

▲清乾隆金嵌珍珠天球儀。圖源：南朝子云

現在，故宮的珍寶館設在故宮東北角的皇極殿西廡、養性殿、樂壽堂和頤和軒里，無數奇珍異寶，構成宮廷絕技的回響，在此講述著中國古代王朝最后一段真金白銀的光輝歲月。

金銀帝國早已隨風消逝，唯有無價的時光，永遠封存在美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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