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婭·亞桑諾夫（Maya Jasanoff） 哈佛大學柯立芝歷史學教授

美國獨立戰爭有著對立的兩方——但1783年11月25日的那個午后，喬治·華盛頓將軍騎著一匹灰色駿馬進入紐約城時，只有一方出現在世人面前。在華盛頓的身邊，紐約總督快馬加鞭，兩側還有騶從衛隊護駕。發福的將軍亨利·諾克斯（Henry Knox）緊隨其后，他的身后是八排大陸軍軍官，浩浩蕩蕩地行進在鮑厄里（Bowery）街上。市民排成很長的一列列隊伍尾隨著他們，有人騎馬，有人步行，帽子上都戴著黑白帽章和月桂樹枝。數千人擠入街道，觀看這事先排練的游行隊伍朝曼哈頓南端的巴特里（Battery）行進。自1776年以來，整整七年的戰爭與和談期間，紐約一直被英軍占領。今天，英國人終于要走了。下午一時，隨著一聲炮響，最后一批英軍部隊離開了哨所。他們朝碼頭行進，爬上大劃艇，劃向等在海港的運兵船。英國人占領美國的時代正式宣告結束了。

喬治·華盛頓在紐約的勝利出場無異于美國革命獲勝一方的凱旋閱兵。整整一周，愛國者們大擺筵席，點燃篝火，張燈結彩地慶祝英軍撤離，還舉行了北美地區有史以來最盛大的煙花表演。在弗朗薩斯客棧（Fraunces’s Tavern），華盛頓和他的朋友們觥籌交錯、把酒言歡，直至深夜。為美利堅合眾國干杯！為美國的歐洲盟友法國和西班牙干杯！為美國那些“為了我們的自由而犧牲的英雄”干杯！“愿美國成為地球上每一位受迫害者的避難天堂！”[4]幾天后，一份報紙刊登了一則逸事，說有位英國軍官到海岸邊走了一遭。這位軍官本來堅信權力交接之后的紐約此時已被騷亂弄得焦頭爛額，卻驚奇地發現“城中的一切井然有序，沒有暴民，沒有暴動，沒有騷亂”。“這些美國人啊，”他驚嘆道，“真是一群奇人，他們知道如何自治，別人誰也治不了他們。”[5]一代又一代紐約人在11月25日這天紀念“撤離日”，這一周年紀念日后來被并入了感恩節，那是美國人在11月份慶祝國民團結的更為恒久和不朽的節日。[6]

但是如果有人不想讓英國人離開呢？當天，在喜氣洋洋的紐約民眾中間，還夾雜著一些不那么開心的面孔。[7]對于效忠派，也就是在獨立戰爭期間支持英國的殖民者而言，英軍的撤離令他們愁腸百轉，而不是興高采烈。戰爭期間，數萬效忠派曾為了安全搬進了紐約和英軍占領的其他城市。英國人的撤離，把未來該何去何從的緊迫問題擺在了他們眼前。在新獨立的美國，他們還能指望什么待遇呢？他們會被投入監獄嗎？會遭到襲擊嗎？還能保有自己的財產或保住飯碗嗎？由于對自己的生命、自由乃至在美國能否幸福充滿疑慮，6萬效忠派決定跟隨英國人，到大英帝國的其他地方去碰碰運氣。他們還帶走了逾15000個黑奴，這樣一來，外流總人數就達到了75000人，相當于當時美國人口的2.5%。[8]

他們北上來到加拿大，乘船前往英國，遠行至巴哈馬群島和西印度群島；有些人甚至到了更遠的非洲和印度。但不管他們去向何方，這流放之旅終究是一段未知的征程。美國有難民們摯愛的親友，他們的事業和土地、他們的家園和自幼于此長大的街道，他們曾經賴以為生的一切，全都要忍痛拋舍。在他們看來，美國與其說是“受迫害者的避難天堂”，不如說是虎視眈眈的迫害者。只有大英帝國才會為他們提供避難所、土地、緊急救助和財務激勵，幫助他們重建家園。撤離日對效忠派難民并不是一切的終結，而是嶄新的開始，會把他們帶向一個新世界，縱然前途未卜，卻充滿活力。

舉例而言，雅各布·貝利就生動地記述了導致他逃離革命中的美國的原因。貝利在馬薩諸塞出生和長大，自1760年便作為一名英國圣公會（英國國教）傳教士，在緬因的波納爾伯勒（Pownalborough）邊境地區傳教。他在當時地處偏遠的荒野傳教之時，他的哈佛同班同學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在波士頓高聲表達了各殖民地對英國的不滿，成為獨立事業強有力的倡導者。然而貝利曾宣誓對國王也就是他的教會元首效忠，他認為誓言是神圣的，因而在他看來，如果公開放棄對國王效忠，既是叛國，也是瀆圣。隨著加入反叛一方的壓力日增，貝利勉強保持著自己的忠誠。當他拒絕為殖民地議會宣布的一個特殊感恩日賦予榮耀時，波納爾伯勒的愛國者們威脅要在教會門前豎起一根自由之桿，如果他不為節日祈福，就在那里鞭打他。[9]另一個嚇人的兇兆是他發現自己有七只羊被宰殺了，還有一頭“漂亮的小母牛”在他的牧場上遭到槍殺。[10]到1778年，這位牧師已經“遭到憤怒暴民的兩次襲擊——四度被拖到冷漠無情的委員會前問話……三度被從家中驅趕出去……兩次遭槍殺未遂”。他為逃避被捕而在鄉野間流浪，其間他年輕的妻子和孩子們只好忍饑挨餓，“接連幾天都沒有東西吃”。在貝利看來，愛國者們明擺著就是迫害者，是“一群乖戾粗野之人，他們手握權柄、心懷怨毒，只要看見任何人與大不列顛有關或對它有所依戀，便張牙舞爪山呼海嘯，恨不得扒其皮、噬其血、食其肉”。[11]

貝利當然頗有點兒語言天分，擅長聳人聽聞。然而他夸張的描寫也的確表達了他對家人安全發自內心的擔憂。他仍然不愿意公開背叛國王，也同樣不愿意因為拒絕這么做而身陷囹圄，眼前似乎只剩下一個選擇了，哪怕它乏善可陳。1779年6月的一天，天光未亮，貝利一家人便面色嚴峻地“開始為我們的放逐準備行裝了”。他們穿著僅存的各色七零八落的殘破衣服，收拾起被褥和“我們所剩無幾的一點兒值錢東西”，走向一條船，它將載著他們駛向最近的英屬避難所新斯科舍。雖然遭受了種種磨難，離開故土仍然讓雅各布和薩莉·貝利難抑“心中的悲苦”。兩周后當他們駛入哈利法克斯港，看到“不列顛的旗幟飄揚”[12]時，忍不住大松一口氣。貝利感謝上帝“引導我和家人安然無恙地撤退到這自由與安全之所，從此遠離暴政之癲狂，壓迫之兇殘”。他們總算來到大英帝國的領地，總算安全了。但貝利一家人落腳“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不名一文、衣食無著、連個住處也沒有，更別說家什了”，未來如何，只能聽天由命。[13]

本書將追隨雅各布·貝利這類從革命的美國出走的難民的足跡，呈上首部效忠派大流散的全球史。雖然已有歷史學家探討過效忠派在殖民地內部的經歷（特別是像貝利這樣長于表達之人的思想意識），卻從未有人充分描述過效忠派在美國革命期間和之后散居世界各處的歷史。[14]這些難民是什么人？他們為什么要離開美國？答案五花八門，蓋因他們千差萬別。人們往往有這樣的成見，認為效忠派是一小撮保守派精英：有產業、有文化，是英國圣公會教徒，與英國有著密切的聯系——所有這些屬性被囊括在一個貶義的標簽“托利”中，這也是英國保守黨的綽號。[15]事實上，歷史學家估計，美國殖民者中始終效忠國王的人數在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間。[16]效忠思想廣泛地存在于早期美國的整個社會、地理、種族和民族譜系中，跟他們那些愛國同胞相比，這些人的“美國性”一點兒也不弱。保守派既包括剛來不久的移民，也包括五月花號登陸者的后代。他們可能是王室公職人員，也可能是面包師、木匠、裁縫和印刷商。他們中既有英國圣公會牧師，也有衛理公會和貴格會教徒，既有見多識廣的波士頓人，也有卡羅來納偏僻鄉村的農民。

最重要的是，并非所有的效忠派都是白人。革命為十三殖民地的50萬黑奴提供了一個異常動人的機遇，英國軍官提出，同意參戰的奴隸即可獲得自由身。2萬名奴隸把握住這一承諾，從而使獨立戰爭成為美國內戰之前最大規模的北美奴隸解放運動。革命同樣為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提供了一個難以推卻的選擇。經歷了對土地如饑似渴的幾代殖民者的入侵和蠶食，好幾個印第安部族，特別是北方的莫霍克人和南方的克里克人，選擇與大英帝國結盟。迄今為止，效忠派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經歷一般都被割裂為互不相關的歷史敘事，他們之間當然有著重要差異，[17]然而隨著英國的戰敗，不同背景的效忠派面臨著同樣的兩難抉擇——是去是留，且所有這些人都被算入了革命的難民。他們的故事是相似的，在很多重要方面也相互糾纏、難解難分，因而本書將把他們視為一個整體來書寫。

關于效忠派難民，或許最令人吃驚的一個真相是在他們的決策中，意識形態所起的作用大相徑庭。他們雖然都對國王效忠，對帝國盡責，但除此之外，他們的具體信仰卻有著極大差異。其中有些人，像貝利這樣的，陳明了自己所持立場背后的復雜的思想原因。但其他人持效忠立場只是因為個人希望維持現有秩序，覺得最好還是跟著那個熟悉的魔鬼。此外還有一種實用主義觀點廣泛存在，即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戰略上，殖民地作為大英帝國的一分子都要更有前途。[18]效忠派觀點的廣度和深度直指這次沖突的一個基本特點，一直以來，它都被大而化之的“革命”一詞掩蓋了。這明擺著是一場內戰——通常被當代人描述為大西洋兩岸雙方之間的一場內戰。[19]這是越南戰爭之前美國人參戰時間最長的一場戰爭，也是1861～1865年美國內戰之前最為血腥的一場戰爭，它導致族群分化、友人反目、家人決裂——其中最著名的要數開國元勛本杰明·富蘭克林與他唯一的兒子、效忠派威廉之間的故事。再現美國獨立戰爭的偶然性、高壓性和極端暴力就能解釋為什么那么多效忠派會選擇出走，像雅各布·貝利一樣，他們遠離故土是因為忠于原則，也是因為害怕騷擾。同樣，私利也是與核心信仰一樣強有力的激勵因素，逃跑的奴隸和英國的印第安人同盟的例子或許最能說明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