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朱仙鎮到后溝村

（摘自《天生我才：馮驥才傳》，杜仲華著，中國言實出版社）

2002年新年伊始，河南朱仙鎮，傳說中岳飛大戰朱仙鎮的鎮中心廣場，萬人空巷，一片歡騰，連墻頭、屋頂上都站滿老百姓。原來，這是河南省民協和朱仙鎮政府合辦的“全國年畫節”開幕現場。

“我很少看到這樣的場面”，馮驥才對中國民協副主席白庚勝和秘書長向云駒說，“這個古老的年畫之鄉的人民，對自己的文化是多么熱愛和自豪！這正是我們期待看到的！”

馮驥才致辭時，激動至極。寒流驟至，臺上風大，他講話時嘴巴凍得生疼，心里卻涌動著一股熱浪。

致辭后，馮驥才對白、向二人說：“咱們的搶救工程別等了，河南民協已經干起來了，我們就從這兒開始吧，反正我們已經立項了。”

“贊成。今天各省民協都來了，各大年畫產地也來了，我們率先發動一下也未嘗不可。”

“好啊，年畫本來就是民間藝術的一個龍頭。再說春節不遠了，春節是年畫和年文化的活躍期，最利于做年畫普查，錯過春節就要錯過一年。”

于是，他們就這樣迫不及待地干起來了。看似情緒化，實則很理性。當地一家報紙在報道這次年畫節時，用馮驥才開幕式上的一句話做為題目：《搶救民間文化，一天也不能等》。

下午，在中國木版年畫研討會上，馮驥才代表中國民協做了一個演講，題目是“年畫是民間藝術的龍頭”。宣布要把朱仙鎮年畫節做為中國民間文化搶救工程的龍頭與開端。第二天，便邀集各地民協負責人召開“中國木版年畫搶救工作會議”，具體布置了年畫搶救與普查“為什么做，做什么和怎么做”。

馮驥才在山西榆次后溝村考察。

離開朱仙鎮之前，馮驥才接到了山西省榆次縣委書記的電話：“馮主席，我發現了一個古老的山村，叫后溝村，小巧精致，遺存豐富，你有沒有興趣來這兒看看?”他打電話時，正坐著吉普車在后溝巡視，一口純粹的晉中口音抑制不住內心的亢奮。馮驥才相信這位著名的晉商大院——王家大院的發現者和修復者的眼光，便滿口答應下來：“好的，我們明天就從朱仙鎮出發，前往后溝村！”

這是一次迷人的充滿發現的山村調查。與馮驥才同行的除向云駒外，還有民俗學家烏丙安、民藝學家潘魯生和喬曉光以及攝影師樊宇等。進入太行山東麓后，一座原生態的美麗如畫的小山村赫然出現在眼前：它藏在巍峨而深邃的山窩里，下臨清溪，上覆青林，在燦爛的陽光下，黃土其色如金，明亮耀目。一間間農舍依山而建，高低錯落，聚散有致。令人驚異的是，山村里不僅有農舍，還有黃土高原上的各式窯洞；不僅有各類食品調料作坊，還有山神廟、關帝廟、觀音堂等寺廟建筑。半山腰上，還有一個小廣場，廣場上有一座木構的戲臺。村民們在山頂上種植果木與莊稼，足不出戶，便可自給自足。徜徉其間，恍入“世外桃源”。

果然，經烏丙安現場考證，后溝村應為元代躲避戰亂的“隱居村”。它雖離縣城不遠，但古人群山相隔，無路可通，將村落選在這樣一個有山有水、風物相宜之地，確實眼光不淺。隨后，一行人在觀音堂的發現，給烏丙安的歷史斷代一個有力的佐證。在這個半荒廢的寺廟里，他們看到了明代風格的彩繪畫梁。一塊明代天啟六年的嵌墻碑《重修觀音堂碑》上，鐫有“年代替遠，不知深淺”幾字，表明早在明代天啟年間，這座觀音堂便是年代遙不可知的古廟了。

觀音堂前，馮驥才發現兩株古柏，靈機一動：廟中植樹多與建廟同時，何不查驗一下古柏的樹齡？便托耿彥波請來榆次林業局專家提取木質，分析年輪，最后確定距今580年。按此推斷，最遲元末此地已有居民。這就與烏丙安推測的后溝村建村時間不謀而合了。

馮驥才在山西榆次后溝村考察。

后溝村的獨特景色迷住了攝影師樊宇。隨馮驥才到后溝村采風之后，他又帶領一個攝制組數度返回后溝村，記錄那里的冬日風俗。為避免打擾村民，他們每次都自帶睡袋，在寒冷的破廟里“安營扎寨”。大年三十子午交時，馮驥才忽然接到樊宇的電話：“馮老師，我正在后溝村拍攝，這里大雪封山，夜幕下，白皚皚的雪屋里閃著點點燈光，美極了！”

“哦，你們跑那兒過年去了！”

“是啊，您聽，村里的人們正在燃放鞭炮！”

通過樊宇的話筒，他聽到了“辟辟啪啪”的鞭炮聲，清晰而響亮。里面還夾雜著他們的笑聲。

忽然，鞭炮聲和笑聲戛然而止。他以為樊宇的手機沒電了。

第二天一早才知道：昨夜樊宇高興得忘乎所以，一腳踩空跌入雪窩里，險些墜入山谷！

莫非這些人都受了他的“傳染”，對文化的感情竟如此純真、執著、一往無前？

春節剛過，2月18日，中國民協在北京人大會堂舉辦新聞發布會，馮驥才在會上發表題為《莊嚴的宣布》的致辭，闡述了一年來對中國文化命運的深刻思考，宣布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正式啟動——

馮驥才在考察古村落時發出的搶救呼吁。

“我們為之自豪的中華文化從來都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部分是精英和典籍文化，一部分是民間文化。民間文化是人民用雙手和心靈創造的，數千年來積淀深厚，博大而燦爛，并且與人民的生活情感和人間理想深深凝結著。但是，由于歷史的偏見，民間文化并未處在與精英文化同等的位置上，沒有文字記載，不能登堂入室，大多只能憑借口傳心授，以相當脆弱的方式代代相傳。一旦失去傳承人，就如斷線風箏，即刻消失，化為烏有。因而，民間文化的生存方式一直是自生自滅的。這樣，在全球化和工業化的今天，必然會遭受致命的沖擊。

我們能讓民間文化消失在我們這一代手中嗎？不能！

故此，我們決定要對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五十六個民族的民間文化遺產，進行一次全面的、徹底的、拉網式的普查與搶救。

我們計劃用十年，摸清家底，整理遺產，保護資源，光大精華。

這是一項純粹奉獻的工作。然而中國民間文化界已經背起這個沉重的文化十字架……”

致辭后離開講臺時，有記者問他：“馮主席，你今天為何如此激動？”

“剛才我在致辭時，感到內心不斷涌出一種悲壯感，渾身上下火辣辣的。如果這時我去擁抱一塊冰，一定會立刻將它融化。我不知自己為何膽子這么大，口袋空空，就敢聲稱要拯救全民族的民間文化。因為，這是我們不能拒絕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