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后，老干部的命運并不輕松。王智濤，就是其中一個典型。

這位老兵出身于戰(zhàn)火硝煙的年代，從小兵干到高級將領。

他在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時期多次立功，打仗從不躲，干事從不滑，算得上是個硬骨頭。在軍事生涯的最后一站——軍事科學院，他的人生也經歷了一次“舌戰(zhàn)群儒”的真實場面。

1950年代，王智濤在空軍系統(tǒng)干得風生水起。他先是在空軍訓練部擔任參謀長，后調任上海防空司令部當副司令，接著又當上防空學校校長和高級防空學校校長。

這些崗位不是虛職，都是實打實的責任活，尤其是當時國防建設剛起步，空軍、防空事業(yè)正處在打地基的階段。

王智濤在技術、戰(zhàn)術、管理各方面都頗有建樹。他不是靠著人脈爬上來的，也不是空有一紙文憑的“專家”，而是一步步從基層打上來的“實干家”。

可惜的是，到了1960年，局勢突變。他被調離空軍，轉去軍科院工作。這個調動的背后，有葉劍英的安排。葉帥點將，那是信任的表現(xiàn)。

軍科院，說起來是搞研究的地方，但1960年代的中國，哪有純粹的研究氛圍？政治風向一變，研究也要靠邊站。王智濤到了軍科院，干了幾年，1964年因身體不好退了下來，去休養(yǎng)。休息期間，身體慢慢好轉，他想著回去繼續(xù)工作，繼續(xù)發(fā)揮余熱。

可惜，這一愿望很快被現(xiàn)實打碎。

1968年，王智濤被“靠邊站”，軍科院不再讓他參與實際工作。他被安排去山西榆次“安置”，名義上是休養(yǎng)，實則是疏散老干部，怕他們影響“革命形勢”。

到了山西榆次，王智濤住進了干休所，生活說不上苦，但消息極為閉塞。對于一個長期在軍內系統(tǒng)工作、習慣了節(jié)奏緊張的人來說，這種半“放空”的日子反而是一種折磨。

他雖未被正式“開除”，但等于失去了一切權力、平臺、渠道，也沒人告訴他到底錯在哪兒，案件結論含糊其辭。靠邊站，既沒調查清楚，也沒正式結論。

直到1971年夏天，他從孩子口中聽說政策可能會有轉機。他不再沉默，決定主動出擊，他要回北京去，把自己的事理清楚。

可當時的政治氣氛依舊緊張，沒有人愿意背“包袱”，沒有人愿意為一個“老問題”發(fā)聲。

他回北京的理由很簡單：看病。

但目標明確：找軍科院黨委要說法。結果和他預想的差不多?！袄鲜组L”們見了他，也說話客氣，可一個個都表示“情況不允許”，要等大局變化。一句話——我們也幫不了你。

這時候，他做出了一個決定：留下來不走。

為什么？他說得很直接：

“你要解決問題，首先得能接觸到人。你在榆次，電話打不通、信寫不來，北京這邊誰還記得你是誰？”

他找老戰(zhàn)友幫忙，借到一套三居室，自己一個人住是夠了。但問題是，兒女也跟著來了。人一多，房子一下就不夠了。

這時他打聽到，自己過去在北京的老房子還空著，雖然貼著封條，但沒人住。他盯著那扇門看了幾天，最終決定，撬門而入。

“這是我的家，我不是無理取鬧?！?/strong>

他說得很直白：“房子是我住的，貼封條的是誰？誰給貼的？又是誰說我不能?。坎唤o我說法，我就自己搬回來?！?/p>

他掃干凈屋子，把家里人安頓好，堂堂正正住進去。

但事情當然沒那么簡單。房屋管理單位一看有人撬封條占房子，火了，直接去軍科院告狀。

王智濤就這樣又“出名”了。

軍科院這邊自然不能當作沒看見，于是開了一個專門的碰頭會。出席的人不少：新任院長宋時輪、政委粟裕，還有幾位常委。主持人正是宋時輪。

會議氛圍不算火爆，但批評的聲音不?。?/strong>“你這叫無組織無紀律，撬鎖占房子?！?/p>

王智濤坐在那兒，表情平靜。他等的，就是這個機會。他沒有回避，站起來說：

“我現(xiàn)在什么都沒有了，連一個解釋都不給，帽子一扣好幾年，到現(xiàn)在也不給個結果。你們說我無組織，那組織給我組織了嗎？說我無紀律，可紀律在哪兒？我去山西，是帶著介紹信，軍科院副秘書長的身份，行政七級，說明早就恢復了，那為什么不公開？”

這一段話，在場的人都沒打斷他。

他說得更直接：“這房子是我的。你們封了，我不答應，我就撬開了。你們說我反了，那我這次真反了。”

在座的幾位領導沉默了。宋時輪沒急著講話，粟裕也沒說話。

有人試探性地問：“粟政委，這事兒怎么看？”

粟裕想了想，回了一句：“難道還把他再關起來？”

這句話，基本定了調子。

說歸說，軍科院沒再追究，也沒下文。王智濤就這樣在北京住下了，雖然工作沒恢復，但至少“人”在了北京，離政策、消息、希望都更近。

1978年，事情終于迎來轉機。他被正式恢復工作，擔任軍科院顧問，算是回到了自己熱愛的崗位，也為國家的軍事理論繼續(xù)貢獻力量。

他沒再撬門，也不需要再爭了。

他贏得了這場無聲的戰(zhàn)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