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玉婷

一位作家的來時路

商務君按：很多作家在成名前都從事過其他職業，張忠誠也是如此。當了14年語文老師后，張忠誠被安排做行政，似乎踏上了一條不錯的晉升之路。但他對“搞行政”不感興趣，毅然離開學校，沒想到下一份工作居然還與行政相關。始終對行政工作缺乏熱情的張忠誠開始利用業余時間寫作。在一通偶然的電話中，張忠誠用10秒決定舉家從葫蘆島搬遷到沈陽，專職創作研究。

《柿子地》《米罐》《公羊爸爸》……以及前不久入選2024年度“中國好書”的《誰在林中歌唱》，張忠誠用一部部膾炙人口的兒童文學作品證明，寫作這條路走對了，而當年用10秒做出的那個改變人生的決定，或許早從童年時期便埋下了伏筆。

“我有14年教學經驗”，張忠誠的手扣住方向盤，小臂貼著上身，身體前傾15°，像考試臨近，但近視忽然加重試圖看清板書的學生。他并不近視，只是剛上路不久。

五月初的沈陽，氣溫意外高。由于主干道上的高架橋施工，車道變窄，車流緩慢前行，時間變得黏稠。嘈雜聲中，導航不時發出提示音。張忠誠盯著前方，對導航將信將疑。

“即將進入行駛緩慢路段，預計通行時間1分鐘。”導航響起，播報女聲一如既往地禮貌。

看著后視鏡里的無盡車流，我知道，采訪開始了。

張忠誠

階梯

如果可以，張忠誠愿意當一輩子“語文老師”。2010年，他得了重度喉炎，嗓子有段時間不能出聲。他和其他語文老師一樣，都帶兩個班。

校長找到張忠誠，想提拔他當辦公室主任——由于負責部分行政工作，辦公室主任可以只帶一個班。張忠誠不想做行政，但還是同意了。

于是，張忠誠開始帶一個班，嗓子緩解了一些。不過，他要想給學生加點課，嗓子還是受不了。

其實，這不失為一種安排。按照校長的規劃，張忠誠年輕，“中師生”出身，有教學經驗，懂管理，材料寫得好，將來可以當副校長。一條向上的階梯在眼前鋪展。

在這個“堪稱完美”的規劃里，唯一“瑕疵”是，張忠誠對“搞行政”沒興趣。他把著方向盤，目視前方：“一個老師的生命力就在講臺上。我知道，我這輩子當老師的路斷了。”

在學校，不再講課的張忠誠像不能上灶的廚子，手癢，心更癢，職務體面，日子難挨。另一重焦慮是年齡引起的：他30歲出頭，再不走，就要一輩子待在葫蘆島市的這所城郊中學。

2016年，張忠誠走出了學校，上縣政協當秘書。他剛進辦公室不久，領導告訴他要好好干，爭取升任。張忠誠做過行政工作，上手很快。

這是一條更平坦的道路。

但“頑疾”仍然存在——前“語文教師”張忠誠對行政工作缺乏熱情。從2007年開始，他下班后寫小說，寫完向刊物投稿。幾年下來，他發表了一些作品，打算把更多精力花在寫作上。

2017年，政協組織一次調研活動，陪幾名領導和幾十位政協委員去七八個鄉鎮走訪。行程安排緊密，張忠誠負責會議調度、用餐、用車等諸多事項。路上，手機不停響起，他密不透風地對接細節。

其間，一通電話意外“插”進來。當時在省作協創研部工作的薛濤打來電話，問張忠誠是否有意向來創研部工作。

張忠誠正陷在具體工作里，他焦心地問：“能回家商量嗎？”他已娶妻生子，要妥善安排好生活。去了沈陽“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全家的生活會隨之改變。

電話聽筒里，傳出人聲：“只給你10秒鐘，你考慮一下。”

張忠誠說：“好，我去做什么呢？”他不想再做行政，那樣沒有調動的必要。

“創作研究，具體工作再談。”

“好。”

兩人達成一致。

實際上，真正影響人生的重要決定可能只在幾秒間。張忠誠并沒有完全做好準備，他對未來缺乏想象。但這通電話后，他就要攜家帶口從葫蘆島去沈陽了。

車輛一直向前行進。張忠誠回憶，那時他和薛濤認識不久，只見過兩三面。薛濤肯定過他的寫作，建議他可以寫兒童文學，僅限于此。他出于對薛濤的信任做出判斷。

深春的樹木，樹葉透出新綠色。張忠誠介紹起“沈東”，“這是城里發展相對較慢的區域，來這邊買房也是薛老師建議，我也想離他近點。”

在途中，我看見“九·一八”歷史博物館一晃而過。

真實經歷

《誰在林中歌唱》入選2024年度“中國好書”后，不少朋友向張忠誠表示祝賀。有朋友問他：“你為什么對‘抗日題材’這么有執念？”

張忠誠解釋，他對題材沒有執念。這不是朋友想聽的回答。

《誰在林中歌唱》入選2024年度“中國好書”（二十一世紀社供圖）

不過，他的朋友的確很難不形成上述印象。《誰在林中歌唱》是張忠誠寫的第4本抗日題材童書，此前他寫了“東北抗聯三部曲”。幾個月后，同題材的《牛軛山下》將在遼寧少兒出版社出版。

見張忠誠前，我有同樣的觀感。幾個月前，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給我寄了一箱書：一共8本，4本“抗日題材”。“抗日題材”的占比大到讓人無法忽視，就像平原上立起一座哥特城堡。

起初，張忠誠只想寫《土炮》。該書取自他老家的真實事件“下五家子慘案”。1935年，日本人屠村殺了387人，只有極少數村民活下來，有說8人，也有說11人。

老家的小屯

事發地離張忠誠長大的村子只隔30多里地，兒時他經常聽村里老人提起。長大后，他當了語文教師，原址建起了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他帶學生去過，反復講起這段歷史。

日久天長之下，張忠誠了解的細節越來越多。他就琢磨：“我能不能把這件事寫出來？”

轟鳴聲響起，1935年春，一架日本小型偵察機照常從虹螺山主峰飛過，螺旋槳卷起巨大氣流，草被刮得倒伏。山頂正好有名小戰士埋伏，他試著朝飛機開了一槍，沒想到居然打中了。

飛機迫降在幾里之外的農田，飛行員被抓，游街示眾，后被農民打死。老百姓把飛機上的零件拆卸出來，拿回家去。幾日后，日本人從縣城趕來，用兩駕相連的馬車把飛機拉走。

日本人沒有報復。當時，藏于虹螺山的抗日義勇軍大約有兩千人，而縣城駐扎的日軍只有七八十人，加上鄰縣的日本憲兵也只有兩百人。日本人不是不動，是不敢動。

這件事啟發了下五家子村的鐵匠。他想，步槍都能把飛機打掉，自己造門土炮沒準也行。他造的土炮用了鉛粒子，威力比步槍大得多。鐵匠成功了，飛機在農田墜機后爆炸，剩下一地碎片。

整個下五家子震動了，村民擔心日本人報復。村里主事的老爺子提議，村口輪流安排人放哨，白天在村里生活，天黑后上山過夜。全村從事發的9月一直藏到11月，日本人始終沒動靜。

立冬一過，山里凍得人睡不著。村民也松懈下來，不再上山過夜。老爺子一看，大家都不折騰了，他也不再堅持。然而16日凌晨，日本人從鄰縣調來憲兵圍住村子發起屠殺。

《土炮》里，張忠誠讓墩兒——鐵匠家最不受寵的小兒子，目睹一切。第一次打下飛機的是墩兒投身游擊隊的哥哥。哥哥犧牲后，父親為了復仇造土炮，打下第二架飛機。

為了寫《土炮》，張忠誠找了很多資料，看了許多親歷者的口述史。責編談煒萍見他做了這么多準備，想著別浪費素材，提議他寫“三部曲”。張忠誠同意了。

張忠誠查找的部分資料

于是，編輯在社里報選題的時候，選題表上填的是“東北抗聯三部曲”，《土炮》是第一本。第二本是發生在校園的《柿子地》，第三本是《龍眼傳》。

“東北抗聯三部曲”（二十一世紀社供圖）

奴化教育

車駛進薛濤家的小區。張忠誠搖下車窗，門衛室的大爺看了他一眼，兩人相視一笑。

幾年前，遼寧文學館館長薛濤下鄉當駐村書記，基本不在沈陽。趕上節慶，單位發了大米、食用油，薛濤不便來取，就由同事張忠誠幫忙捎回家。來過幾次后，大爺認識了張忠誠。

此時，同在車上的我，在大爺眼中“自動”獲得了“同事”身份。

采訪在薛家二樓的小木屋進行。因為屋子重做防水，我們從腳手架的空隙里鉆進去。張忠誠坐主座。我只能分辨出，他身后墻上掛了一張安徒生的方形照片。我們終于能面對面說話了。

2020年6月在薛濤的小木屋，左起為薛濤、王雨婷、談煒萍、張忠誠

《柿子地》里的情節不全是“杜撰”。張忠誠看過一本口述史，有人回憶，自己兒時的日本主事喜歡吃西紅柿，日本人就讓整個班學生給他種西紅柿。這個細節給了張忠誠靈感。

《柿子地》里，單看吉野的長相（獨眼）就知道他是壞人。這也是真的。以前，有學生戲弄日本人，一直躲他身后罵他。他是獨眼，有視覺盲區，看人必須轉身。倆人就這么一起轉圈。

雖然學校不是前線，師生受到的壓迫同樣深重。書里，學生“陳鐵血”的名字真實存在。陳鐵血原本不叫陳鐵血。他父親被日本人殺害，父親在死前把他的名字改為“陳鐵血”。

日本人覺得這新名字“犯忌”，隱含對日本的敵意，不讓他用新名字。陳鐵血說什么也不改。于是，日本人用“退學”威脅他。陳鐵血沒妥協，他說“不念了”，果真退學。

當時，日本在東三省實施“奴化教育”。他們將來想派這些學生上戰場，讓中國人打中國人。《柿子地》里，日本主事經常操練學生，訓練學生的服從性，比如讓潛伏時絕不許動。

茂生之死確有其事。有人回憶，他同學就在操練時死的，毒蛇鉆進了同學的褲子。張忠誠在書里寫，花練子鉆進了茂生的袖筒，他卻一動不動，一聲未吭，哪怕被咬毒發也沒動。

茂生一直趴著，眼看天快黑了還不動。眾人以為他睡著了。吉野聽說茂生睡著了，掄起鞭子抽茂生，打得草葉亂飛，茂生仍紋絲不動，也不吭聲。大家這才意識到，茂生死了。

張忠誠的寫作很規律，每天大約手寫4000字。寫到茂生之死時，他突然想停一停，他想找個理由讓茂生活下來。到了第二天，他沒找到。這天，他忽然想給自己放個假，把本子又合上了。

到了第三天，他拖不下去了。家里很安靜，張忠誠坐在沙發上，把本子攤開放在膝蓋上，寫完了那幾百字。寫完后，他在稿紙空白處寫下：“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我把茂生寫死了。”

張忠誠的手稿（《誰在林中歌唱》手稿第一頁）

茂生是最聽話的學生，學習刻苦，黑板報畫得好，連吉野都大為贊賞，許諾以后推薦他去奉天滿鐵學校深造。茂生是全家的希望，父親甚至為了湊學費，把小女兒抵出去做童養媳。

“茂生的身心都奴化得比較徹底。”張忠誠設想過茂生的另一種結局：他真的去了日本，讀了東京都大學。像《柿子地》里的田少康一樣，少康是原田養子，有機會去日本生活。

然而，見過茂生死狀后，田少康覺醒了，不愿去日本。少康的轉變出于張忠誠的私心，“按照‘文學的規律’少康是要去日本的。”他把茂生寫死后一直難過，于是補償在少康身上。

歷史上，真有中國孩子長大后認為自己是日本人。日本投降后，他們隨日本人坐船回日本。然而人多船少，船開到公海走不動了。為了減輕重量，日本人把這些中國孩子推到海里。

文學啟蒙

“我小時候不知道教材之外還有書。”張忠誠靦腆地笑了。他第一次看課外書是在大爺家。大爺是赤腳醫生，在家開診所。村里醫療條件不好，起居室就是輸液室，病人都趴在炕上打針。

早些年，大爺每年去集市上買一種紙來糊墻。這種紙大多出自印刷廠，都是印錯或多印的書頁、報紙，厚度適中，價格便宜，展開后挺大一張。

有一年，張忠誠發燒去看病，剛好趕上大爺糊完墻。像往常一樣，他趴在炕上等著打屁股針。打完針，他一抬眼皮發現，窗臺下那一小截兒墻上糊的是《西游記》。他看得特認真。

到了飯點，大爺家準備開飯，吃飯的小桌擺上炕了，菜也端上來了。按說這時候，張忠誠應該起身回家，但他還有一頁沒看完。他想把剩下那頁看完，于是謊稱：“大爺，我疼。”

大爺急了，立刻問：“哪兒疼？”張忠誠其實不疼，他盯著墻紙胡亂接話：“哪兒都疼。”全家嚇壞了，一旁的大娘和堂姐嚇得眼神兒發直——抗生素過敏很危險，有休克的可能。

大爺等不及了，迅速翻藥箱拿出解過敏的藥，不由分說又扎了一針。看著藥推進去，一屋人都松了口氣。等大爺打完針，張忠誠也看完了字兒。這時，他才發覺屁股疼，號啕大哭。

緊接著，滿臉是淚的張忠誠被父親領回了家。回家后，他還在想美猴王的故事，謊稱病沒好。第二天，他如愿去了大爺家。他把墻面全看了一遍，沮喪地發現每張墻紙印的內容都一樣。

上小學六年級時，張忠誠去同學家玩。兩家沾點親，他管同學的媽媽叫舅媽。這天晚上，舅媽要燒炕，撕了兩頁書引火。張忠誠拿起一看，發現是本武俠小說，書脊上寫著《聯劍風云錄》。

舅媽問：“你喜歡啊？”張忠誠說：“喜歡。”舅媽笑著說：“喜歡就送你了。”張忠誠愛若珍寶地拿回家。那時農村書少，武俠小說叫“大書”，“大書”只能大人看，小孩不能看。

他怕家人發現，把書藏屋檐里。到了秋天，孩子都得干活，把谷子、黃豆打捆。吃完午飯，家人要去地里干活。父親屋前屋后地喊張忠誠，他看入迷了沒應聲，一下午躺屋頂上把書看完了。

這是18歲以前張忠誠看過的所有課外書。

2014年張忠誠與兒子一起看書，兒子那時兩歲半

實際上，評書對他影響更大。他十一二歲時，村里只有一戶人家有電視。那家男主人是會計。這戶人家也是奇了，家門從來不關，無論冬夏。只要天兒不冷，連窗戶也不關。

會計家的孩子有聽力障礙，耳朵幾乎聽不著聲兒。他看電視的時候，總把音量調到最大，大到站院子外也能聽清。當時，遼寧電視臺大約到晚上6點，就會播一集單田芳的評書，叫《童林傳》。

一開始，張忠誠站在院子外聽。后來他進了大門，站窗邊聽。再后來，他進了屋，和這家人一起站屋地上看。他天天掐點去，一集不落地追完了《童林傳》。

播評書的時間正值晚飯。張忠誠天天趕飯點去別人家看電視，讓他爸面兒上有點掛不住。后來張忠誠的父母一合計，借錢買了一臺黑白電視。這樣，他們的小兒子就不必天天往外跑了。

之后，張忠誠去了師范院校學習，他有了一臺收音機。收音機能調的臺多，他戴上耳機每天能聽好幾集，《三俠五義》《白眉大俠》《千古功臣張學良》都聽過。

張忠誠經常說：“我的文學啟蒙老師是單田芳。”他聽過單田芳的所有評書，好多作品聽了不止兩三遍。寫《土炮》的時候，他想的是如何用評書，也就是章回體的形式寫一部小說。

改命

張忠誠的哥哥大他兩歲，他從小跟哥哥一起玩。后來哥哥上了村小，他還沒到上學年紀。他實在無聊了，就去操場上等哥哥放學。

等人的時候，張忠誠時不時能聽見老師講課的聲兒。到了期末考試，老師發完卷子還剩幾張，正好看見操場上有個孩子晃悠，就招手對張忠誠說：“孩子你來，這卷子你答一下。”

聽見老師招呼自己，張忠誠進屋答卷。那張卷子上有哥哥不會的題，但張忠誠都答對了。他的記性好，幾乎過目不忘。雖然他只是有意無意地聽一耳朵，但哥哥的功課他能輔導。

圖為小學五年級教室，現在是學校煤棚

到了張忠誠上學的年紀，他在做題上顯露出天賦。他一看卷子就有解題思路，讓他把題做錯是很難的一件事。這樣的優勢一直保持到初中。

那時，張忠誠有舅舅在北京工作。舅舅回老家告訴他：“二外甥，你將來就考北大和清華，別的學校不要考。”從那之后，張忠誠知道中國有兩所大學，一所是清華，另一所是北大。

后來，只要有人問他以后想考哪所學校，張忠誠就說：“考北大或清華，別的都不考。”對方聽聞不會驚訝，完全信服他的回答，繼續平靜地說：“那沒啥問題，你好好學。”

然而，母親對兒子的前程有確切安排。家里只要有人提起“大學”，她會立刻停下手頭的活兒說：“你不要考大學，將來就讀師范當老師，而且要當小學老師，初中老師都不要當。”

后來，家里沒人再提這件事，張忠誠也不主動提了。母親怕張忠誠大了有主見，時時耳提面命：“你不要考大學，將來就讀師范當老師，而且要當小學老師，初中老師都不要當。”

那時，張忠誠在鄉鎮中學上學，他一直考第一。當時，老家有一所葫蘆島師范學校，它先把尖子生錄走一批，然后再輪到高中招生。張忠誠就讀的鄉鎮中學只有一個上師專的名額。

按照母親的規劃，張忠誠考上了葫蘆島師范學校，這一度讓母親感到安心、熨帖——師范院校畢業包分配（工作），這等同于一生平順無虞。

2002年張忠誠在師范院校

入學后，有學生很快意識到反常。他們畢業后要去當老師，不能上高中、考大學。而那些曾經成績不如自己的同學卻上了高中，以后能考大學。張忠誠有同學產生了抑郁情緒。

張忠誠想，他得自救。當時，他的偶像是數學家華羅庚，于是他自學起高等數學。學著學著，他發現“此路不通”——他不是科班出身，缺乏系統性指導，自學這事成不了。

正當他陷入僵局，語文老師布置了一個作業——參考《魯迅自傳》寫一篇“我的自傳”。張忠誠看完《魯迅自傳》交了作文。

2016年張忠誠在魯迅文學院學習

幾天后，老師拿著作文找到張忠誠，對他說：“你有文學天賦，應該在這方面好好發揮。”張忠誠沒當回事，面色如常。他不覺得自己寫得多好，估摸著是班上同學寫得太糟。

語文老師“鐵了心”要說服他：“你要是進文學社，我讓你當社長。”張忠誠自小在班上有些“官運”，這樣的許諾打動不了他。此時，他自學高數失敗，心下凄惶。

張忠誠沒接茬，隨口問了句：“寫作文有啥用？”語文老師對他說：“寫得好你可以去報社，去搞新聞。”對他來說，一條嶄新的道路開啟了。

“江老師，你知道嗎，我不是因為興趣寫作，我寫作的目的一直很明確，我要通過寫作改變命運。”張忠誠鄭重地說著，他的十指自然地交叉合攏，雙臂擱在木紋桌面上。

他幽深的眼眸望著我，那瞳孔里黑黑的寂寞像是穿越了幾十年。我恍惚覺得，他手邊那杯涼了的茶也在聽他訴說，只是以沉默應答。我沒有說話，想到孤獨的回響最好也是孤獨。

木匠與樹

《龍眼傳》里，龍眼的爺爺是木匠。春夏秋三季，木匠忙著蓋房子，蓋“陽宅”工程量大，掙得多。冬天蓋不了房，但可以蓋“陰宅”——打棺材。張忠誠的父親是木匠，他也如此接活。

村里老人都知道，夏天砍樹，砍下的木頭一直擱到冬，差不多就干了。兒時，張忠誠經常跟父親去“打棺”，大半天就能干完。在他眼里，棺材就是一堆木頭。

“打棺”是小活，一個木匠就能干。“小活”工錢少，不夠兩個木匠分。

這活兒有講究：先做底板，再做立板，攏到一起后，把棺材翻過來，讓棺材口朝上，再打蓋兒。“翻棺”是重要儀式，必須兩人一起完成，不能一個人翻，而且這兩個人一定要是外人。

于是，父親經常帶兒子去“翻棺”。一開始帶哥哥，后來弟弟大些了帶弟弟。張忠誠樂意去。因是上門干活，東家會做好吃的。而且“翻棺”有單獨的賞錢，論人頭給，不算在工錢內。

兒時，張忠誠經常能看見棺材。他爺爺身體弱，到了晚年纏綿病榻，家里提前備好了棺材。棺材平時就放屋里。夏天，天熱，他和哥哥偶爾躺棺材上午睡，特涼快。

小時候，村里的小孩喜歡躲貓貓，能藏的地方都藏遍了。張忠誠忽然想到一個地方。春天，有座墳遷走了，但坑沒填上。晚上做游戲的時候，他藏到了坑里，一直沒人找著他。

“太好了！”張忠誠在坑里待著，就是有點硌腳，蹲久了腿麻。他待到很晚，這才得意地回家。第二天，他又去了一趟，拿棍兒在土里劃拉，發現是一塊骨頭。棺材年頭太長，底兒爛了。

兒時張忠誠在這些山上瘋跑

張忠誠記得姥爺去世的場景，那時他才兩三歲。他和媽媽、姥姥睡一個被窩，姥爺睡炕頭。半夜，姥爺去世了。大舅最先發現異樣，他先下地，然后把家里人都招呼起來。

張忠誠也想下地，但媽媽不讓他起來。他就趴在炕上，把被子撩起來，從一條窄縫看大人把姥爺抬上門板。大人抬起門板，把姥爺停在燒火那屋。小屋狹長，只有灶臺和柴火。

大人們進進出出，操辦起喪事。這時，姥姥醒了。姥姥老了，耳聾眼花，她一摸，炕頭空了，人不見了。姥姥問張忠誠的舅媽，姥爺去哪了？舅媽扯著嗓子說，上老劉大夫家打針了。

姥姥不信，她眼神兒不好，還在四處搜尋。為了擋住姥姥的視線，舅媽找了條半截子門簾，掛在停靈那屋門框上。簾子一掛，姥姥看不見姥爺了。但張忠誠躺在炕上，他正好能看見。

姥爺頭頂點了一盞油燈，那一豆燈火一直跳。他看見，撲朔的光正好映在姥爺蒙臉的麻紙上。

死亡是人躲不過的終點。張忠誠覺得，人有必要在少年時代理解一些死亡的意義。他在小說里頻頻寫到死亡。《龍眼傳》里，獨立大隊的老六冒險安葬戰友，他專門找向陽的地方挖土坑。

在農村，死是一件需要準備的事。張忠誠父親還在當學徒的時候，每天跟師傅學手藝。有天，村里有位50多歲的老頭找上門來。老頭想栽棵樹，用來給自己做棺材，但拿不準栽什么樹。

師傅說：“栽棵好柳樹。柏樹不趕趟，柏樹長成得幾百年。”老頭信了，回去就插了根柳條。

老頭和師傅商量，想請他打棺材。師傅擺擺手說：“我打不了，那時候我老了，干不動。你趕緊溜須我大徒弟，讓他給你打。”師傅笑著看向張忠誠的父親，他的大徒弟才二十幾歲。

就像師傅說的那樣，老頭活到了八九十，柳條長成一棵參天大樹。張忠誠的父親五六十歲，還有一身力氣。他把大鋸拉得哧哧響，大柳樹轟然倒下。他如約給老頭打了一口棺材。

村里，大家知道誰將來用哪棵樹做棺材。有老人往自己的樹上一靠，腰比樹粗。鄰居打趣：“你得瘦點，不然棺材裝不下你。”其實棺材板都是拼的，不可能裝不下，彼此心知肚明。

還有老人叮囑孩子：“哪棵樹你都能爬，唯獨這棵不行。”這棵樹以后是他的屋子。爬這棵樹，相當于爬他家屋頂。

張忠誠太爺爺那輩兒是闖關東來的村里。張忠誠在老宅出生，不久遷到溝外大屯。他爺爺死后埋在老屋前。

張忠誠家老宅，他在這個院子里長大

小時候，張忠誠跟母親去干農活。母親用手指著說：“你在這炕上落生的，那是你爺埋的地兒，那是你爸這一輩埋的地兒。”五六歲時，張忠誠就好奇地推算，他和哥哥以后埋在哪兒？

從出生的炕頭，到埋人的地頭，只隔了不到30米。年幼的張忠誠覺得神奇，他想起東北人常說的一句話：“打哪兒來的回哪兒去。”這幾步就是人的一生。

張忠誠除夕在老家門口

鵝卵石

幾年前，有朋友和張忠誠聊家事：她是姐姐，父母在她家養老。她照料父母的飲食起居，帶二老治病。但父母最愛的是弟弟。即使弟弟在雙親病時不聞不問，他們最愛的還是弟弟。

張忠誠開解道：“只要家里孩子多，父母一定不是一碗水端平的。他們有最疼愛的孩子。為這個家付出最多的孩子，一定不是他們最愛的那個。”他說得肯定，因為他家也這樣。

從小，張忠誠的父母更喜歡哥哥，哥哥長得高大，他瘦小。

“我是1982年生的，我挨過餓。”張忠誠講起，老家偏僻，多山地丘陵，地薄。在農村，家家會在屋前的園子種菜。有一年，家里糧吃完了，母親做了一個重大決定——吃一頓土豆。

5月，地里的土豆只有雞蛋大小。但再等一兩個月，等土豆完全成熟后，有拳頭那么大。母親蹲在地里，用一根小棍撬開土的硬殼，挨個秧苗查看土豆大小，就為了做一頓飯。

第二天，張忠誠想偷一個土豆吃。他像母親一樣，為了找出相對大點兒的土豆，挨個壟溝摸過去。還沒等他找到，他就聽見母親走到大門口了。

他趴在地上，不敢動。前幾天剛下過雨，干了的土坷垃硬實。他光著膀子，只穿著小褲衩，因為太瘦緊貼地面，土粒子硌得他胸口疼，像是要和皮膚永遠粘在一起。

張忠誠像土豆秧子一樣，一動不動。如果動了，土豆秧子會一起動，母親會立即發現異樣。這時，遠處游來一條蛇。權衡之下，張忠誠還是靜靜趴著，他看著蛇逼近，嚇出一身冷汗。

“我怕我媽揍我。”他笑著說。農村孩子經常見蛇，他知道那蛇無毒。但他寧可冒著被蛇咬的風險，也不想挨母親一頓打。

秋天的老宅，舊屋于2014年翻新

哥哥不止有父母的偏愛。每當家里來親戚，看見哥哥都會發出由衷的贊美。看見矮小的弟弟，更多是擔憂：“這孩子長大能有出息嗎？能娶上媳婦嗎？”他在大人的憂慮聲中長大。

《米罐》里，米家實在太窮，米有志決定把大兒子留下，把小兒子過繼給蔡家。幾年后，老大又矮又小，老二高大結實。米有志偏愛不在身邊的小兒子，上蔡家強行把小兒子搶回來。

“一個人很難走出自己的童年。”張忠誠說，“米罐”身上有他的影子。他小時候像米罐，又瘦又小，是個特別不起眼兒的孩子。他經常在故事里寫一個瘦小的男孩兒。

《米罐》（圖源當當網）

不論是《土炮》里的老拐，還是《米罐》里的米有志，他們脾氣都不大好，會不由分說地打孩子。張忠誠沒意識到，自己寫了這么多“暴躁”父親。在他小時候，父親打孩子太常見了。

農村有個說法，“下雨天干什么？吃飯、睡覺、打孩子。”就是說，大人雨天不能外出干活，在家待著無聊，拿“打孩子”當教育。于是一到下雨天，張忠誠便格外老實，不想引火上身。

“我父親脾氣不好，但他是個很好的人，這兩點不沖突。”他解釋，上一代人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孩子不打不成才”“小樹不捋不直溜”——這些觀念和當下的教育理念全然不同。

2023年張忠誠在江西吉安為學生授課

最近，張忠誠發現羅爾德·達爾的小說里，經常有一個“女巫式”的人物。《女巫》《瑪蒂爾達》《蠢特夫婦》都是這樣，與“母親”相近的女性形象幾乎是負面的。

張忠誠想到，也許作家都在反復書寫童年。他受童年影響很大：直到7歲后成績優異，父母才對他稍有改觀。于是，他憋著一股勁兒想證明自己，連帶著筆下的角色也執拗起來。

就像一群孩子在河里撈鵝卵石，有的孩子會撈很多鵝卵石，或者邊撈邊扔。但張忠誠只撿一顆。而且他只要撿起一顆，就絕不撒手，絕不更換。他相信，這就是最好的鵝卵石。

“寫作”是他撿的鵝卵石，他一直緊緊攥在手心。

晚上11:35，我看了一眼手機，意識到不能繼續。但我沒叫停，因為覺得沒聊完。我開始猶豫，并厭惡猶豫不決的自己。夜晚靜得像月亮沉入海底，我們就此道別。

未來的成人

第二天清晨，張忠誠接我去沈陽市青少年活動中心采訪兒童文學作家馬三棗。我們約定7:40碰頭，計劃8:40到，雖然路程只有半個鐘頭，但還是打出了提前量。

我再次坐上張忠誠的車，像昨天一樣。我已經適應了在車上采他，就像我們本該在車上，道阻且長。這次采訪像“流浪”，我們在海上漂流，漂到哪里全憑風的眼色。

“我有14年教學經驗，每天都在和形形色色的學生打交道”，張忠誠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他寫作的“基石”。他對兒童和童年的理解，源于他對學生的長期觀察。

很多人不知道，葫蘆島有鉬礦。連山區的礦床，是我國最早發現的大型矽卡巖型鉬礦床。鉬可廣泛用于鋼合金制造。一戰爆發期間，鉬需求猛增，人們在美國科羅拉多州開發出大型礦山。

鉬密度大，一噸重的鉬很小一堆。于是，礦區孩子經常看見一個“魔法般”的場景，卡車上像沒裝東西，但車轍印很深。車是滿載的，但裝的鉬不多，它的高度遠低于車斗。

早些年，礦山迎來蓬勃的開采期，人們爭先潛入地底，挖出關于財富的神話。那些從礦井里走出來的人，臉和肺都是黑的，只有笑起來的時候，才能看見眼白和嘴皮里的白牙。

有一年，張忠誠還在當老師，他盯著新生信息表看了半晌。有個學生跟父親不是一個姓，他想，可能孩子隨母姓。他再一看母親的名字，發現母子的姓也對不上。這太奇怪了。

同事見他半天想不明白，告訴他，這準是母親帶兒子改嫁。后來，張忠誠去村里家訪，知道了孩子的生父是礦工，因塵肺病逝。奶奶說，孩子天天就指著那頭驢說話，他把驢當爸。

那一年，張忠誠很年輕，沒結婚，是個瘦高的小伙。他看見，驢被拴在棚里，就那樣安靜地站著，它的睫毛修長濃密，驢眼那么大，眼珠黑又亮，像噙住了一個海。

2018年，張忠誠寫了《公羊爸爸》。梆子把羊當爸。他媽準備賣羊，梆子趁夜趕羊上山。天降大雪，老陳上山找到了凍僵的梆子。在老陳燒完身上最后一件棉衣前，等來了救援的人。

梆子媽想嫁給炸油條的老陳，雖然還沒領證，但老陳對梆子視如己出。張忠誠相信這樣的故事。他妹妹是父母在路邊撿的，但張忠誠覺得，父母對他們是一樣的，甚至對妹妹要更好些。

再后來，下礦的人少了，男人開始向外走，去大城市打工。老人被留下，留守兒童越來越多。學校里，學生之間“涇渭分明”，有媽的孩子和沒媽的孩子是兩個物種。

有兩個學生的母親都走了，父親在外務工，他們成了“事實孤兒”。兩人成了好友，形影不離。學校沒食堂，學生得出校門買飯。午休時，他倆去池塘邊玩，一個孩子撈蝌蚪時淹死了。

兒子去世后，父親返鄉。他帶家人上學校，最終拿到了賠償款。父親拿著錢，邊數邊笑——他有錢娶媳婦了，娶了媳婦還能生兒子。見到這“荒誕”的一幕，張忠誠一點兒也笑不出來。

《公羊爸爸》（圖源當當網）

《藍門》里，鹽豆的父親被大水沖走了。鹽豆的母親梅姐是外國人，她被遣返送回。鹽豆成了一個無人照看的孩子。厚爺的兒子走失多年。他受梅姐囑托，像待親兒子一樣照看鹽豆。

《藍門》（圖源當當網）

《公羊爸爸》《藍門》《米罐》里的悲傷是彌漫性的，浸透骨髓。“人類的苦難不會因為物質富足而減少一絲一毫。”張忠誠在兒童文學里寫苦難，寫那些值得被看見的童年。

張忠誠還有一個理論——“未成年人”是“未來的成年人”，他們未來長成怎樣的大人，與童年息息相關。他寫了“適度的真相”，孩子要穿過苦難的“孔洞”才能實現成長。

沈陽市青少年活動中心，就在眼前。

這座以棕紅色為主色調的建筑，形如一串大小不一的六邊形璞玉，從不同角度斜切出立面，局部以玻璃幕墻點綴。意為少年如原石，打磨后方成寶玉。

轉折

幾天后，我回北京后，又撥通了張忠誠的電話。

他一直覺著《柿子地》被低估了，很少有人寫日軍的奴化教育。在東北，日軍曾以莫須有罪名屠殺數千名教育界的有識之士。

兒時，張忠誠不明白，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那為什么“抗日戰爭”從1937年七七事變算起，直到1945年日軍投降結束，一共是“八年抗戰”？歷史老師不能為其解惑。

長大后，張忠誠猜測，這或許和歷史的記錄方式有關。1931~1937年，東北抗日聯軍缺少隨軍文職人員、新聞記者，缺少檔案性記錄。他找資料時發現，記錄這段歷史的大部分是口述史。

他看了很多資料，想用“口述史”的形式寫本書。然后，他寫了《誰在林中歌唱》。書里的“張廣德”有原型，他會唱歌。每當想起陣亡的哥哥，張廣德就唱歌，久而久之越唱越好。

2023年11月張忠誠參觀國歌灌制地百代小樓

張忠誠在《誰在林中歌唱》里也寫到了死亡。但與“東北抗聯三部曲”不同，他不再和“死亡”正面對抗。在“林中歌唱”里，他更多寫戰士在林間的生活，這種生活和戰爭有關。

歷史上的確有音樂老師在湖邊辦學，學生是抗聯隊伍收養的孤兒和烈士遺孤。

小說里，荷姐教孤兒唱歌、識字。雨季過后，湖水一漲一退，淹了的草木腐爛，蚊蟲成團飛舞。學生張嘴吸氣，蚊子全飛嘴里了。鐘大姐打趣說：“孩子們，這可不賴呀，晚飯不用吃了。”

這個情節源于張忠誠的親身經歷。有一陣子，他為了鍛煉身體騎自行車上班，途經一條小河。夏季，河邊小蟲特別多。他迎著陽光，從遠看很難發現那團黑影，到了近處閃躲不及。

同事調侃張忠誠：“你吃了這么多小蟲，中午可以不用吃肉了。”他覺得有趣，記下對話。哪怕在極端惡劣的環境里，他也想寫一些幽默的事，讓人在絕境中活得輕松、樂觀一些。

大約在2015年，學界結束爭論，一致認為中國抗戰史應為14年。2017年春季教材全面落實“14年抗戰”概念，覆蓋大中小所有學段、所有相關學科、所有國家課程和地方課程教材。

看到教材修訂的消息，張忠誠感到高興。新增的6年東北抗戰史，意味著數萬東北抗日聯軍在1931~1937年的艱苦抵抗被看見，被載入史冊。

張忠誠說，他與生活的關系一度十分緊張，寫了幾年成人小說后更緊了。這是他轉向兒童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原因。到了“林中歌唱”，他的狀態更舒展，開始用詩意的眼光打量世界。

他在遼寧文學館工作，日常會整理作家手稿。看著有修改痕跡的手稿，他很感動，也想試試看。張忠誠手寫幾千字后，手指是麻的，但心很愉悅。他開始在紙上寫作，完稿后再錄入電腦。

作家韶華手稿

“我小時候不避諱死亡，但真正開始思考是在三四十歲。”張忠誠說，他的家族并不大，但母親患膀胱癌，大娘得乳腺癌，老叔和老姑是直腸癌。有幾年時間，他頻繁去醫院陪家人治病。

在腫瘤科的親屬等待區，如果醫生走出手術室說“是良性”，患者家屬會突然跳起來，無論男女老幼，都會高興地號啕痛哭，哭得根本聽不清醫生接下來說了什么。

如果醫生說：“很遺憾，是惡性。”在那些圍著醫生的家屬里，一定是外圈開始哭，甚至癱軟在地。張忠誠發現，在面對家人的“生死判決”前，最直系的親屬往往不敢上前。

母親的膀胱癌手術，從住院、找醫生、手術簽字都是張忠誠做的。“術前簽字，我簽的不是我的名字，是我媽的命，沒人知道這有多沉重。”術中主刀醫生找家屬告知結果，也是張忠誠直接與醫生對話。

時間、經歷，改變了張忠誠。他比過去更成熟、更有耐心，更能化解一些堅硬的事物。最近他喜歡爬山，尤其愛爬野山，背著包在密林里走十個小時，走到體力透支，他特別開心。

接下來，張忠誠想寫一些更“純粹”的兒童文學。比如，他手頭在寫的故事，主角是他兒時養的貓。這只貓不會抓老鼠。在農村，家養的活物都得有用。母親讓他訓練貓抓耗子。

張忠誠開始訓練小貓，有天它真抓回來一只老鼠。他很高興，小貓把老鼠吃了。吃完老鼠以后，貓死了。原來，村上開始撒老鼠藥，那只耗子吃了藥行動遲鈍，才被貓抓住。

張忠誠一直惦念那只小貓。他在小說里，寫了一只始終不會抓老鼠的笨貓。村上，家家開始撒老鼠藥，那些會抓老鼠的貓全死了。而這只不會抓老鼠的貓活了下來。

書名叫《孬貓》。“孬”（nāo）是東北方言，是“不好”之意。這只“孬貓”它可以不聰明，但能一直活下去，這就很好。在小說里，張忠誠讓童年的那只小貓復活。

“的確是更典型的兒童文學。”我說道。采訪到了尾聲，我問他是否還有補充？他說：“沒有了。這是我這幾年話說得最多的一次。”平時他話不多。

*本文圖片除標注外，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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