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戰犯改造所見聞》中寫道：“我剛一到北京，就有人善意地告訴我，這里有四個‘大惡霸’，也有人說是四個‘惹不起’。我同意后一種稱呼，因為我知道，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什么‘南霸天’、‘北霸天’早已不存在了。在戰犯管理所內，自然更不可能也不會允許還有這種人存在，頂多是蠻不講理、別人不愿或不敢惹他，給他取個綽號‘惹不起’，這比較恰當些。”

沈醉說的“剛到北京”，指的是他1956年國慶之后，高級戰犯（文官廳長以上，武官少將以上）大集中，他才從重慶戰犯管理所來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宋希濂、徐遠舉、周養浩比他早到幾個月，他的軍統老同事董益三已經當了學習小組組長，王耀武已經當了學習委員。

根據沈醉提供的部隊番號，我們可以推斷出那四個惹不起，一個姓王，一個姓方，一個姓張，還有一個姓方，這四人基本都是中將軍長或中將司令，在蔣家軍中就霸道慣了，特務出身的沈醉當然惹不起他們。就是“軍統三劍客”沈醉、徐遠舉、周養浩一擁齊上，也打不過這四個人，更何況正規軍遠比特務機構抱團，“后援”強大，所有的特務都出手，也只能被按在地上摩擦。

那四個“惹不起”，在真正的“大佬”眼里，也不過就是“小混混”而已——當年蔣軍軍銜亂套，中將多如狗，少將遍地走，有的上校一夜之間就因為晉升軍長或兵團司令而直接掛了兩顆將星。

蔣軍軍銜亂套，徐州“剿總”中將副總司令兼前進指揮部主任杜聿明應該有切膚之痛：說好了“徐蚌會戰（蔣方對淮海戰役的稱呼）”由我負責指揮，可是下面的兵團司令都是中將，有些軍長也是中將，他們都能直接跟老蔣說上話，我哪里指揮得動？

進了戰犯管理所，戰犯們真真假假的軍銜“墳地改菜園子——拉平了”，互相之間就更是誰也不服誰，開起批判會也專門揭短戳心窩子，連一向嘴皮子利索的沈醉和脖頸子不打彎兒的黃維，有時候也不得不低頭認錯。黃維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回憶：“在一次關于‘我們應該堅持什么樣的民族氣節’的大辯論中，我黃某人成了整個功德林戰犯管理處的批判中心。在學習討論會上，我第一個發言說：‘我要堅持文天祥的民族氣節，決不向自己的敵人投降！’這一句話說出來以后，遭到了全體戰犯整整三天的說理批判，最后我也不得不服輸。”

黃維在功德林“人緣不好”，所以原軍統局電訊處少將副處長、第十五綏靖區第二處處長董益三敢當眾打他的耳光，而全組的人都幫董益三而不幫黃維，黃維特赦之后想起來還生氣：“組長、副組長人多勢眾，大興問罪之師，并向我動起手來，我便回手迎戰，因為用力過猛，自己卻跌倒在地上，臉也碰破了。”

黃維在淮海戰場得罪了很多部下，第十二兵團第十八軍軍長楊伯濤到死都沒有原諒他，黃維也不承認楊伯濤是第十八軍軍長，他說楊伯濤那個軍長是臨時的，并沒有得到正式任命。

蔣軍將領的一貫作風是勝則爭功，敗則諉過，到了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依然如故，所以才出現了那四個中將級的“惹不起”，這四個所謂的“惹不起”，也只能欺負人單勢孤的黃維和資歷不深、“兄弟”不多的“同學”，在真正的“大佬”面前，他們也只能老老實實。

真正的大佬都是很低調的，比如沈醉在回憶錄中記載了很多人的履歷，卻對兩個“中將戰犯同學”的過往只字不提——他不是不想提，而是不敢提，因為那兩個人都參加過南昌起義，其中一個在特赦之后還是他的“領導”，他要想出版回憶錄，是需要那個人審批的。

沈醉寫回憶錄不敢提的，現在可以提了，因為那位大佬也出版了《口述自傳》，那里面有他詳細履歷：“1925年8月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192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加入國民黨。 1926年3月脫離國民黨，公開共產黨員身份。1926年7月跟隨朱德入川，在北伐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大隊工作。 1927年參加八一南昌起義，任賀龍領導的二十軍第三師黨委成員、少校連長。1928年--1931年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書記、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代理書記、川東特委書 記。”

看了此人的履歷，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可能一下子就猜到了：此人就是電視劇《特赦1959》中劉安國的歷史原型、被俘時任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代參謀長的文強。

文強在戰犯管理所是一個十分特殊的人物，他雖然十分執拗，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但是知情人都心中有數：只要文強認錯服軟，他早就出去了。

文強只是嘴上不認錯，并沒有跟管理人員對著干，管理人員跟他的關系也很好，這一點文強在《口述自傳》中說得很清楚，連很多“監規”都是他定的：“他們把我寫的一條一條監規貼在監獄里，在我的房間里也貼上一 條。這些條子貼起來，監獄里再沒有哭的了，再沒有吵架的了。我們半天學習，半天勞動，和看守員的關系搞得很好，后來監獄長（管理所所長）換了人， 這個人在俄國留過學，叫姚倫，現在從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兩個人還在一起 拍過電影，是很好的朋友了。”

那部反映戰犯改造生活的電影叫《決戰之后》，文強也是不署名的顧問之一，只是不知道他為什么不建議換一個高大一點的人來演自己。

前幾批戰犯特赦之后，一般都要到農場勞動一年，這才到全國政協或各省市文史專員辦公室工作，文強沒有那個過程，他直接當了全國政協委員、文史專員，還成了所有文史專員的“領導”，也就是學習組組長。董益三和沈醉為副組長，副組長常換，而文強這個正組長一做就是十五年。

在文史專員辦公室，很多事情都需要文強去辦，也只有文強能辦成。1976年那三次最特殊的追悼、座談會，都是文強組織并作主題發言的。當時上面似乎不太想批準，文強直接撂了狠話：“不為難你們了，這是我個人的決定。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大不了我再回到監獄去！”

會開完了，也沒人找文強的麻煩，原先的“同學”，現在的“同事”都徹底服了文強，不管是黃維還是沈醉，對文強都是心服口服，就連那一向不搭理旁人的黃維，居然也熱心地攛掇文強找對象，文強回憶起來還是又好氣又好笑：“黃維結婚，還有一些人結婚，都是我安排的。是我通知黃維， 要按周總理的號召，選擇一個人跟你結婚，黃維接受了。黃維對我說：‘你給我們安排結婚，你自己怎么不結婚呢？你看你這個家里，我們來看看你，你自己要燒開水，連燒開水的 人都沒有了。你這個生活怎么過啊？你年紀老了，老了應該有個伴啊。’”

文強之所以有點生氣，是因為他在黃維攛掇下找的老伴兒，沒少給他帶來苦惱和麻煩。

文強的親戚、師生關系，沈醉是不敢寫的，筆者也不太敢寫清楚，但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一定知道：這樣一位大人物，哪個“戰犯同學”敢招惹他？

文強很低調，他在沉默中表示不服，所以有點不顯山不露水，而《特赦1959》中葉立三的歷史原型、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的第七十三軍中將軍長韓浚，資歷一點也不比文強淺，起碼南昌起義的時候，韓浚的職務就比文強高。

就像不提文強履歷一樣，沈醉對韓浚早年的經歷也是只字不提，但是全國政協回憶錄專刊《縱橫》1992年第5期和2000年第3期中我們能找到韓浚的記錄：1924年考入黃埔一期，入學不久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5年10月，被派往蘇聯學習軍事，同行者中還有他的黃埔一期同學陳賡。1926年5月回國后調到張發奎第十一軍教導營當營長，1927年6月任張發奎部警衛團參謀長，該團團長就是盧德銘。

南昌起義前，盧德銘、韓浚接到周逸群（賀龍的入黨介紹人）電報，研究后決定去南昌和起義部隊會合，但是他們走到武寧縣時，南昌起義部隊已經離開，盧德銘、韓浚帶領部隊突破張發奎阻截轉移到江西修水，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第一師。

沈醉不敢提文強和韓浚的履歷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沈醉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寫回憶錄的時候還有很多禁忌。

現在隨著韓浚、文強回憶文章的公開發表，讀者諸君對這兩位的履歷一定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在您看來，如果文強和韓浚不是因為被捕后又出現意外而與上級失聯，他們一直留在紅軍中，1955年可能會被授予怎樣的軍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