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錢鈞出生在河南省光山縣的一個貧寒家庭里。六歲那年，生活的重壓便讓他過早地承擔起責任，被迫給地主家放牛。他眼中的世界，是勞苦大眾的艱辛，這讓他對改變命運充滿了渴望。

稍長一些，他跟隨一位漆匠學習手藝，隨后又學會了打鐵，小小年紀便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擔，用一雙勤勞的雙手支撐著家人的溫飽。彼時的中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一個貧苦出身的青年，如何才能找到一條改變自己乃至國家命運的出路呢？

錢鈞年幼時家境貧困，六歲便給地主放牛換口糧。稍大些，他跟著漆匠、鐵匠學藝，靠雙手挑起生活重擔。1925年，經人介紹，20歲的他到漢口一家鑄鐵廠當翻砂工。恰逢大革命時期，工人運動風起云涌，工會組織不斷壯大。錢鈞在這里第一次聽到“馬克思主義”“工人階級解放”等詞，也第一次看到工人敢于與資本家談判。

1927年2月，錢鈞加入中國共產黨。沒多久，大革命失敗，全國革命力量陷入低潮。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鎮壓，不少人選擇沉默，但錢鈞沒有退縮。他回到家鄉，深入田間地頭宣傳革命，串聯群眾，發動農民。到1929年，他帶領的農民自衛軍編入紅十一軍，他也正式成為紅軍指戰員。

在鄂豫皖根據地，錢鈞先后任手槍隊隊長、指導員、連長、副營長等職務。那時，紅軍力量弱小，武器簡陋，但敵情復雜，需要靈活機動的作戰方式。手槍隊常常夜間突襲或化裝偵察，錢鈞身先士卒，幾次脫險。他與戰友常常在夜色下埋伏，冷風灌進棉衣，槍膛里冒著熱氣，只待敵人出現便一舉出擊。

1931年，紅四方面軍成立，錢鈞隨紅四軍主力轉戰。面對國民黨頻繁“圍剿”，根據地局勢一度危急。他從實戰中總結經驗，逐漸成為紅十一師參謀長，參與指揮多次反“圍剿”，積累豐富的戰術經驗。

1932年后，紅四方面軍離開鄂豫皖，向西進軍開辟川陜蘇區。錢鈞參與了川陜地區的反“三路圍攻”“六路圍攻”，戰事連綿不斷。他被任命為騎兵團團長，率部機動穿插、襲擾敵后，為紅軍贏得了寶貴的戰略空間。

1935年，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師，拉開了紅軍三大主力長征勝利的序幕。長征途中，兩翻雪山三過草地，條件極其艱苦。戰士們身裹破棉衣，靠野菜和皮帶煮湯充饑。作為騎兵團團長，錢鈞常要騎馬奔走于前后方，傳達命令、偵查敵情。到達陜北時，隊伍已經減員嚴重，但仍保留著戰斗力。

1937年抗戰爆發，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錢鈞任129師教導團團長，訓練骨干力量。他特別重視政治教育，常與士兵談心，講述為何抗日。次年，他率部東進山東，擔任魯中抗日聯軍獨立第1師第3團副團長，后任山東縱隊第4支隊2團團長。面對日軍“掃蕩”，他指揮部隊靈活轉移，憑借熟悉地形屢次粉碎日軍進攻，鞏固了泰山、魯山等根據地。

抗戰勝利后，解放戰爭全面打響。錢鈞留在山東，先后任魯中軍區第9師師長、副司令員、魯中南軍區司令員等職。他指揮部隊參加濰縣、萊蕪、濟南、淮海等戰役。尤其淮海戰役中，他率部與友軍緊密配合，切斷敵軍退路，爭取到關鍵勝機。

1949年新中國成立，錢鈞先后任膠東軍區司令員、浙江軍區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這是對他幾十年戎馬生涯的肯定。此后，他擔任浙江省軍區司令員、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繼續投入到部隊正規化和現代化建設中。

1983年，錢鈞離休后，被中央明確享受大軍區正職待遇。這不僅是對其資歷的認可，更體現了他對黨和軍隊建設長期貢獻的肯定。離休后，他依舊心系軍隊建設，多次向相關部門提出意見建議，談部隊管理與新兵訓練。

錢鈞生活簡樸是出了名的。他常說：“革命打天下是為百姓過好日子，不是讓自己享福。”單位給他配備新家具，他謝絕了，說舊的還能用。計劃供應的肉票，他也常退回去，說把好東西留給更需要的人。家里來客人，他也只是端出自家簡單飯菜，既不鋪張，也不敷衍。

晚年，他時常回憶那些烽火歲月：夜襲敵哨、雪山草地、破舊棉衣中的戰火溫度。他說：“那時苦，可大家有盼頭。”他沒留下太多言語，卻用一生踐行了黨員和軍人的本色。

1990年，錢鈞因病在南京去世，享年85歲。彌留之際，他囑咐子女：“做人要本分，做事要為公。”這句話，或許就是他一生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