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我當文化部長那三年》

作者：王蒙

王蒙，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滄州，1934年生于北京，1948年成為中共地下黨員。

曾任中國作協副主席，第十二、十三屆中央委員、文化部部長，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常委。2019年，被授予“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

01

一九八五年五月我帶領一個龐大的作家訪問團，去西柏林參加地平線藝術節。回京后，不久，一個星期天得到通知，要去參加一位高級領導同志召集的會，參加此會的還有唐達成、徐惟誠、北京人藝的演員與院長于是之等。

領導同志開宗名義，讓我們提名新的文化部長人選。

我們就胡亂提了一些，包括高占祥、徐惟誠、賀敬之、艾知生等。

領導同志都未加首肯，后來他突然問：“你們幾個人行嗎？”

這就是中國的文化了，大家一聽，個個做屁滾尿流狀，尤其是于是之（注：話劇表演藝術家、中國戲劇家協會原副主席、北京人藝原第一副院長），拿出了老北京的特色，頭搖得如同撥浪鼓，鼻音說“呣呣呣呣不行”，他像是在說“不行”，又像是在說“不靈”，總之，大家都笑了。

到了一九八六年早春，一天下午，我正在禮堂看根據陸文夫原著改編的影片《美食家》。就在此時，一位同志摸著黑貓著腰進來找到了我，說是中組部負責同志找我。

當文化部長的事就這樣正式提出來。

我大驚，我雖然參與一些研究討論，也已經具有一些不俗的頭銜，但絕無準備去掌管一個部門，我只希望以一個文藝從業人員的身份去起一些橋梁的作用，卻從來沒有想自己去管，去決策，去負責，去拍板。

02

我連連活動起來，不是為了跑官而是為了辭謝。

我找了胡喬木、胡啟立，我通過張光年（注：筆名光未然，曾任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給喬石帶了話，請不要考慮我。

1986年，我在中央書記處的一次會上被有關領導問到這個問題，我說你們現在對我印象頗佳，是因為我是一名寫作人，卻能顧全大局。如果我去負責，去主管，去處理日常事務，我成為你們任命的部門領導，我的缺失定然逐漸暴露，我的局限定然日益明顯，我的處境定然日益狼狽，最后，連現在這點好印象也沒有了，有什么好處呢？

胡喬木當場表示支持和理解我的意見。

也許對胡喬木同志的意見做了別樣的解讀，總之他幫我說了話后，一些其他同志任用我的決心反而更堅決了。

于是其時協助負責人事組織方面工作的中央領導習仲勛同志找我談了話，他講得很確定，要求我服從，并且說，如果我仍然不接受，還有政治局常委和總書記要找我談話。

我談了我的想法，仲勛同志說，你還可以寫作，不需要你抓得過分具體，你可以多依靠副部長嘛。

在家里，我的小女兒說：“爸爸哪像個文化部長啊……”

她那時在上高中，對領導有一個她直覺中的標準模式，覺得我不對路。

她甚至給部長起了一個代號，就是多咪，多咪，用簡譜表示就是13，含義是只有一米三，當然是不長個兒的諧音即不（部）長。

我的兒子則認為不妨考慮，這畢竟是一件大事，也是一種榮耀。

最后與仲勛同志談話的結果是我只干三年，三年中請中央物色更合適的人選。

我有些難過。有一次在一個場合看到作家葉楠，他見我就說：“把你犧牲了……”

我知道他這是一種變相的道喜之詞，至少不全是本意，但我聽了仍覺刺激和沮喪。

適逢“兩會”，張賢亮、馮驥才、何士光等到我家來，還有香港《大公報》著名記者葉中敏，非問我有無此事與我的態度。我支支吾吾。

結果張賢亮替我回答說，共產黨員服從黨的決定。這些都刊登在香港報紙上了。

馮驥才則說，他與外國讀者接觸時，強調的是，王蒙是一位作家，一位真正的作家。

我感謝他的說法。

03

1986年四月初，我開始以黨組書記的身份主持文化部的工作，至六月，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通過程序，我正式就任文化部部長。

上任之前，作協的班子“歡送”我，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張鍥的幾句話，他說，他要說幾句話以壯行色，在中國想做點事，沒有點權怎么行？不必想東想西，就去干吧。

最后幾句話怎么說的我記不太清了，回憶起來倒是有點“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的味兒。

我反復考慮我與文化部局級干部的第一次見面會，我特別強調希望剛剛退下去的老領導也與會，其中如周巍峙、林默涵、陳荒煤等都是文化界的極有影響的人物，他們所以長期在文化部工作，不僅僅是靠任命，更靠的是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的成就與貢獻。

我能給大家講些什么呢？

官話、念稿，不像王蒙。沒有官話，不像部長。

做一個數學不等式，就是王蒙實在不像部長。

我提出維護改革開放以來的大局，維護文化工作的已經明確的方針政策，維護文化事業的長期穩定的發展。發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不要因為個別事件而動輒調整政策提法，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政策的穩定性，保持事業的穩定性。

我至今覺得講得還算得體，也很實在。

后來的實踐證明，這樣做比動輒變口號變政策好。

至于當時，周巍峙（注：曾任文化部代部長、中國文聯主席）同志表示對于我的尊重，老同志頗感興奮。林默涵同志拉住我的手說：“夠你戧呀！”我相信他說得很友好。我的心情好了一些。

上任伊始，參加過一次出頭露面的活動，是紀念外文版《中國文學》的一個會議吧，那時外文出版局是由文化部管的。

我應邀上臺講話的時候掌聲熱烈，我立即說：

“上臺的時候不要鼓掌。我希望的是下臺的時候能有一點點掌聲……”

陸天明（注：著名作家，兒子陸川）給我寫了一封信，和悼詞唁電差不多。

總而言之，他認為一個他唯一寄予期望的中國作家，從此不再存在了。

而最最鬼機靈的信件是河南作家張宇所寫，他的一本小說集《活鬼》即將出版，他要我給他寫一個序。

他說，有人對他說王某現在當了部長，不會有工夫給他寫序了。他說，他不信，他認為，區區一個文化部長，當了也就當了，怎么可能影響王老師的文學活動呢？

這個家伙是太能看穿王某的心思了，明知是變相奉承，是游戲其詞，其實是請君入甕——我還是高興得大笑起來。

知我者張宇也！

一位領導同志找幾個剛剛被任命為文化思想宣傳部門的領導的人開會，說我們幾個是“跨世紀”的干部，我聽了，覺得很重壓，一直干到下一個世紀？太沉重了。

五月初，我應邀去煙臺參加作協的兒童文學會議，初嘗走到哪里都得到部長式的尊敬與完善接待的滋味。

后來又去了濟南與曲阜。在曲阜，碰到旅居美國的學者董鼎山，董后來寫文章，說是在孔子故里人們放鞭炮向新任文化部長致敬。

非也，那是是晚在那里舉行宴會的一個商人的排場。

而在煙臺時，住在靠海的迎賓館中，在非游泳非旅游季節看到了略顯寂寞空曠的悄悄的大海，我有些震動，因為過去一直是看游泳旺季，人頭攢動的海。我寫了一首詩《暢游》。

這是我最“牛”的一首詩，我自己至今為之感動。

04

我上任時，那時的文化部臨時用著沙灘灰樓的西面部分。

我進到一個套間辦公室，辦公桌上擺著好幾部電話。紅機是黨政領導機關內部用的，一個電話機是要通過總機（部電話班）使用的，另一個是直撥外線的。

外屋有兩個秘書，里屋就是我。

過了大半年，又搬到了孑民堂，在后院，是很高大的中式房間，中間一個大客廳多用于外事活動。

當年，周揚任中宣部副部長時曾住在孑民堂，一九五七年初，他“接見”我時，就是在現在用來會見外國客人的大會客室。

孑民堂與我有這么大緣分，三十年后我在這里辦上公了。

每天早晨一到辦公室，一定會有一大堆文件等著你的處理，簡言之叫做“批文件”。

文件是五花八門的，涉及文化文藝者占不到半數，其他多是某次會議的計劃，某個項目的興建，某個活動的舉行、規模、參與人名單和經費，此種叫做人財物的問題，非常考驗一個人的知識與生活經驗面。

我是很注意橫向尤其是縱向分工的原則的，就是說，該哪一級領導管的由哪一級領導去干，你不要越俎代庖。

上任后處理文件，第一次，我略感生疏，我將我批了的文件拿給辦公廳的老秘書們看，他們告訴我：“就是這樣的，就是這樣的……”我乃放心大膽地處理起文件來了。

此時出了一個不算太大的問題。一位記者寫了內參，說到電影的評獎中，尤其說到了評得比較專門、比較細的“金雞獎”的繁復情狀。

一位領導同志看了內參后批道，怎么這個獎搞得這樣光怪陸離？

恰恰此時，剛剛評出了的最佳故事片，是根據賈平凹的小說《雞窩洼人家》改編的《野山》，里面有個有點通俗的情節，兩戶農民對待改革開放的態度不同，而每戶農家的夫婦又恰恰對待改革開放的態度各走極端，一戶是男的開放一點，女的慎重一點，另一戶則是男的慎重一點，女的敢干一點。兩家之間與各家內部發生了許多糾葛，最后，兩個男人換了老婆，兩家日子過好了，和睦了，也逐漸發達了。

領導同志看了此片，顯然不甚滿意，便讓一些人看與提意見。

但是這次關于電影金雞獎的說法卻有點難辦。金雞獎包含二十幾個獎項，諸如（最佳）導演、男演員、女演員、男配角、女配角、故事片、合拍片、攝影、化妝、美術片、科教片、兒童片，還有剪輯、音樂，等等，并無不正常之處，也談不到光怪陸離，只是領導同志對之不甚熟悉罷了。

但領導說了話就要當回事，就要貫徹實行，為此金雞獎拖下來了。

其時文化部已經不管電影了，但是有的領導特別讓我去看片子，并強調說王是內行。我看了，怎么辦呢？

稍稍再沉了沉，這也是毛主席教的招數，叫做冷處理。

然后我起草了一個書面意見，大意是，影片《遠山》的主題是積極的，是歌頌農村的改革開放的。第二是，原著已經得到了好評，作者也是很有成績的作家。第三，改編成電影后，換老婆的情節顯得突出了些，可能放映后有各種說法和反映。

然后我發揮說，評獎并不意味著評出的作品完美無缺，評獎云云，可交由評委會正常操作，評出獎來，各方人士可以評論評獎，對于獲獎作品可以也須說長道短，百家爭鳴，指出不足，以利改進。此為“獎評”。

這后一段意見其實是受到周揚的一些議論的啟發，他多次說過，要搞評獎，還要搞獎評。

我找了高占祥同志聯合署名，向領導同志作了報告。領導同志圈閱，此事乃告解決。

05

但是我并非事事模棱兩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就在我到文化部上崗的前幾個月，一些大報上還刊登著由一些宣傳文化部門、工商管理部門與執法部門聯合公布的告示，嚴禁舉辦營業性舞會舞廳。

一位年輕一點的作家還向我描繪過在他上大學的時候，偶然舉行舞會的情景。說是工人宣傳隊的隊員在舞會周邊巡邏，一面看著翩翩起舞的年輕人，一面嚴肅陰沉地警告著：

“注意舞姿！注意舞姿！”

“保持距離！保持距離！”

我在與萬里同志一次接觸中，聽到他講，舞廳的開設，夜晚娛樂場所的開設是人民的需要。

我乃起意要開放營業性舞廳。

摸摸底，說是有關部門主要擔心開放舞廳后會有流氓地痞前來搗亂，核心問題還是怕影響風化。我乃說，那就太好了，各地舞廳應該歡迎執法部門派員前來監督視察，可以穿制服來維持治安，也可以穿便衣前來調研，可以長期蹲點蹲坑（后者是行話，專指緝拿犯罪分子等）。

我還說，原來社會上有些流氓無賴，不知會出沒在什么處所，使執法部門難以防范。現在可好了，如果他們有進入舞廳搗亂的習慣，那不正好乘機守候，發現不法行為便依法予以痛擊嗎？

我的雄辯使此事順利通過，從此神州大地上開舞廳才成了合法。

但浙江省，特別在一九八七年年初，恰在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之時，由省人大常委做出一個正式決定，不執行文化部等部門關于開放并管好營業性舞廳的文件。許久他們并未有正式取消這一決定，但這樣的決定實際上已成廢紙。

有一件事我做得非常不成功。部內有一些元老、大家、權威，我很尊敬他們，常常與他們座談，聽取意見等。

而每次開會，他們都大罵通俗的、消費性的文藝文娛活動。

王朝聞老師扭著身子學歌星，論證歌星是何等的不堪。吳雪老師干脆提出文藝這樣搞下去，中國會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張庚老師則更是上綱上線地批判。

我不能不表態，否則等于組織老權威否定當今的文藝生活與文藝發展。我一表態就會與老人家們發生摩擦，也果然發生了摩擦。我毫無辦法。

我后來的繼任者，根本不再開這種聽取意見的會議了，找來吃吃飯還偶一為之，找來提意見，誰會干這種傻事？會議室里炮聲震天的場面再不會發生了。

這是不是說明我還是太書生太君子氣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