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一個案件，急行軍，行程緊湊加上天氣炎熱，導致足疾，本周療養。期間，接到一則咨詢，與上周的案件有共同之處——罪與非罪的認定，都受到了交辦單位的影響。

先說第一個案件：

罪名：串通投標罪。

狀態：已立案，在偵查階段。

案件來源：某市監委移交。

基本案情：某廣告公司具有某交通樞紐廣告牌的獨家經營權，通過招投標中標某縣當地品牌廣告發布服務采購項目（注：不存在任何法律法規上關于串通投標構罪的情形，篇幅所限不詳述）。后，因縣副縣長涉嫌職務違法被上級監委調查，對其主管項目進行逐一審查，發現案涉項目有涉嫌“串標”情況，遂將線索移交該縣公安機關。公安機關經反復研究，沒有貿然立案，過了幾個月，以串通投標罪立案。后經了解，辦案人員表示，他們對案件的定性有很大分歧，但要給監委一個交代。

再說第二個案件：

罪名：非法經營罪。

狀態：擬立案。

案件來源：監委交辦。

基本案情：某縣副縣長出事，被上級監委調查，當事人被叫去配合調查。調查中，未發現當事人存在職務違法問題，但查出當事人銀行流水存在以POS機刷進刷出的情況，金額不滿足追訴標準。監委遂將該線索移交該縣公安機關查辦。據當事人講，公安機關擬以非法經營罪對其立案偵查。

這里不討論具體的案情細節及是否構罪的定性問題。監委在調查中發現不屬于本機關管轄的案件，向有權機關移送，程序完全沒有問題。問題在于，從這兩個案件中，能明顯感覺到的是，公安機關接到監委移交的線索，在決定是否立案的事情上，通常有明顯的傾向性，那就是——立！

法律并沒有規定，監委交辦的案件，公安機關必須立案，還是要根據證據情況進行決定。但，規定是規定，就好比領導交代一件事，下屬的本能和第一反應肯定是想方設法按照領導的意圖去落實，而不是考慮這件事是否符合規定。

也沒有法律規定，監委是公安機關的領導，但同樣在法的程序中的兩個機關，公安機關和監委的關系并不平等。

監察法第十五條明晃晃規定，公安機關中的公務人員屬于監察機關的監察對象，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監委對公職人員涉嫌貪污賄賂、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權力尋租、利益輸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費國家資財等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進行調查。但，并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公、檢、法可以監督監察工作。

只有單向約束而不是相互制約的權力結構設計，導致被約束方只有服從的義務，而沒有異議的權利。

因此，在一些公安機關的辦案人員看來，監委的“移送線索”在某種程度上就代表了監委的態度——構成犯罪。如果不立案，是否會被以玩忽職守、徇私舞弊等名目進行問責？這個風險就太大了，不可控。于是，既然是“線索”，至少是涉嫌犯罪了，順著“監委的意思”干，立了就立了，反正還有后續程序，真不構成的話，檢察院還可以不起訴，法院還可以判無罪，但至少在偵查這一個環節，不會“得罪”監委。

部分偵查人員的這種意識和行為，讓司法在一種“都知道但又無法明說”的奇怪氣氛下偏離正常軌道，讓本應公正的司法活動，變成了一些辦案人規避風險、尋求自保的舉動，加大了當事人的涉罪可能，提高了司法成本，社會付出了更多代價。

這種氣氛中，監委錯了么？它除了依法移交線索，什么都沒做，沒有錯。公安錯了么？確實在那種規避自我風險的風控意識下立案，很難說公安沒錯，但似乎它又有點無辜。

根子，還在于法律關系的不對等。

還是要完善監督、制約的法律設計，在權力的運行上要體現制約和平衡。失衡的權力一定導致失常的現象，這是常識，也是無數付出巨大代價的事實驗證的真理，毋庸置疑。

期盼公安（檢、法）機關對所有“移交”“交辦”的案件，都能有客觀中立的底氣，辦案人員堅持客觀的權利，也應得到依法保障。

這，需要立法。

作者：安志軍律師，北京瀛和律師事務所權益合伙人，刑事業務中心副主任，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碩士研究生校外導師 專業領域：專注于職務犯罪、經濟犯罪刑事辯護。TEL&VX:13911270115.加V注明身份、來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