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您真不去嗎？”——1946年4月18日凌晨兩點，燈光在楊家嶺的窯洞里搖曳，醫護人員壓低聲音，心里卻像揣著擂鼓。毛澤東靠在藤椅上，雙眼通紅，良久才擺擺手：“別再說了，按同志們安排辦吧。”這一句淡淡的回答，宣告他終究與上午的追悼會擦肩而過。

天剛蒙蒙亮，延河岸邊的寒意滲進石板路。四八烈士的靈柩即將入土，人群靜得只剩風聲。誰也不會忘記十天前的那個陰雨上午——4月8日，美制C-47運輸機由西南飛往陜北，本應在11時許降落延安。機場上，毛澤東、朱德、林伯渠早早守候，雨點濺在呢帽上，他們的目光越過跑道，無限延伸向北方天空。等到午后仍不見航跡，只能黯然折返，心中隱隱作痛卻不敢言說。

把時間撥回到3月4日。那一天，重慶郊外的白公館監牢鐵門吱呀開啟，葉挺走出陰濕甬道，抬頭望見五年來從未見到的陽光。他身形消瘦，背脊挺直。次日，他就以最快速度寫下電報：“我志在延安，志在共產黨。”字跡遒勁，一如當年揮劍出鞘的迅猛。

葉挺的歸隊，不只是一位傳奇將軍的回家，還關乎華中老部隊的士氣。新四軍皖南事變后，他在囚籠里堅持寫下《囚歌》，“我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永生。”這首詩被偷偷抄出監獄，輾轉傳到蘇北、到延安，成為無數戰士夜半低吟的旋律。可以說，葉挺一日未回，許多老兵就一日難安。

4月8日清晨六點，重慶白市驛機場忙成蜂窩。葉挺與妻子李秀文、女兒揚眉、尚在襁褓中的兒子阿九以及王若飛、博古、鄧發等人依次登機。機艙里不算寬敞，卻充滿輕松氣息。王若飛半開玩笑：“到延安先去吃小米飯，葉軍長可別嫌糙哇。”眾人相視而笑。誰能料到，這竟成永訣。

飛機北飛途中，一直在厚云里穿行。上午十一時五十分，與地面無線電失聯。隨后，是漫長而煎熬的沉默。9日拂曉，毛澤東簽發特急電報，命陜甘寧、晉綏兩區組織地毯式搜索。各路游擊隊、民兵、群眾連夜出發，山溝溝里燃起篝火，夜色被映得通明。興縣黑茶山的羊倌老楊第一個看到焦黑的鋁皮，他愣了片刻，轉身撒腿往縣城報信。

11日，確切噩耗傳回延安。朱德手握電報，沉默半晌才吐出一句：“全部罹難。”毛澤東聽完報告，倏地站起，來回踱步，嘴里只重復一句話：“太突然，太突然。”直到深夜，他依舊兀自伏案，為各位同志起草訃告。

搜尋隊在事故點附近搭起簡易帳篷，辨認烈士遺骸的過程艱難而漫長。寒風吹得人打顫，士兵們卻不肯松手。木箱釘好，統一覆以八角紅星。山中道路崎嶇，抬棺途中，老鄉們端來烙餅、熱水，一聲不吭地遞給護送隊。看著炊煙升起，許多人眼圈瞬間紅了。

靈柩抵延安前夜，毛澤東再次要求到機場迎接，被軍委辦公廳嚴詞勸阻。楊尚昆事后回憶：“主席的情感太真，怕他在現場承受不住。”此時毛澤東已接連多日高燒不退，醫生量完體溫，說了句“39度5”，卻沒人敢大聲勸他休息。

4月18日上午九點，追悼大會在延安公祭廣場開始。灰云低垂，數萬名干部群眾身著素服靜立。朱德、劉少奇、賀龍、林伯渠等執紼，隊伍緩緩行進。禮炮十二響，哀樂驟起，空氣仿佛被繃緊。讀出毛澤東親筆挽詞的那一刻，人群再無克制，抽泣聲匯成潮水。

同一時刻，楊家嶺窯洞里仍亮著燈。毛澤東坐在木凳上，手臂纏著量表，醫生正監測心跳。窗外的嗩吶聲忽遠忽近，他忽而抬頭，似在追尋什么，又把目光落在桌上一張相片——1937年他與葉挺在延安窯洞前的合影。那夜，他一句話說了三遍：“葉挺是好同志，好同志。”

午后兩點，四八烈士安葬儀式完成。黃土覆蓋棺槨，朱德用手捧起一把細土放入墓穴，沉聲道：“同志們，安息吧。”所有人隨之低頭。風聲獵獵，旌旗半垂，松柏靜立，仿佛在向地下的英魂敬禮。

處理家屬事宜是毛澤東最上心的一環。22日，他安排工作人員把葉揚眉姐弟接到機關食堂，用山藥面片、南瓜湯招待，自己只夾了幾筷子就放下碗筷，同孩子們聊天：“你們父親是民族英雄，你們要像他那樣，勇敢、誠實。”揚眉抹著眼淚，卻緊握小拳頭說：“我會的。”這場對話后來常被工作人員提起，“主席那天少有地沉默，他怕自己先哭出來。”

追悼會后，軍委把“黑茶山空難”罹難者統一稱為“四八烈士”，并在延安東關修建紀念塔。每年清明，總會有人在塔前放上一束山丹丹花，牌坊上那行字清晰如初——“為人民而死，雖死猶生”。在戰火未息的年代，這八個字給無數奔赴前線的青年注入決心。

假如飛機安全落地，葉挺或許會在東北戰場指揮一線兵團；王若飛也可能繼續擔任談判代表，在搖擺不定的國共交涉中為人民爭取更多主動權。歷史沒有假設，然而他們的犧牲，換來的是更大的團結與更堅定的信念。

很多年以后，楊尚昆對研究者談起那段往事，仍感慨萬分：“我們勸主席別去追悼會，是對也好，是錯也罷，至少保住了他的健康，他還有更多事要做。”寥寥數字，道盡難言心緒。畢竟，革命并非冰冷的史冊，而是一群血肉之軀在滾燙的理想中前仆后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