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納粹大屠殺，普遍流行的看法我們都很熟悉，就是視其為反文明、反人類的野蠻暴行。可是，這是發生在20世紀中葉的事件，歐洲的現代文明已經有兩三百年的歷史了，文明世界怎么還會出現這種野蠻現象呢？

兩種流行的解釋：“變態論”和“仇恨論”

對于如何理解大屠殺，思想界有兩種理論最流行。簡單地說，德國出現了一群喪心病狂的變態瘋子，犯下了駭人聽聞的暴行。這樣就能把災難例外化，看作是一場意外的事故。第二種流行的解釋可以叫作“仇恨論”，認為大屠殺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德國人與猶太人之間有一種特殊而深重的仇恨。

無論是“變態論”還是“仇恨論”，都是把大屠殺解釋為一個特殊的、偶然的事件，在一般情況下不太可能發生，所以我們就不必為此特別焦慮。這種解釋很容易理解，在心理上也容易接受：變態的是納粹，遭殃的是猶太人，雖然很讓人痛心，但和我們普通人沒什么關系，和正常社會也離得很遠。這樣就能撫平巨大的傷痛，好讓生活繼續前行。可是，真是如此嗎？

鮑曼認為，這兩種解釋都只是給出了一個表面說得通的回答，把問題打發過去了，細究起來，兩種解釋都站不住腳。

首先，像德國這樣出過康德、貝多芬和歌德等文化巨人的國家，怎么就突然會出現一群邪惡變態的瘋子呢，難道所有人都變態發瘋了嗎？

因為從史料上看，參與大屠殺的不只是納粹黨徒，大多數都是普通的正常人。即使是納粹軍官，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似乎也有非常人性的一面，他們對妻子、對孩子，以及對狗，也表現出愛心和同情心。他們甚至有高雅的藝術品位，喜歡巴赫、莫扎特的音樂，喜歡歌德的文學作品。在私人生活中，他們也只是普通人，并不是殺人狂。鮑曼認為，“變態論”是說不通的。

那么仇恨論對不對呢？在鮑曼看來，歐洲對猶太人的歧視確實存在，但并不足以解釋發生在20世紀德國的這場大屠殺。歐洲對猶太人的歧視現象由來已久，和其它國家比起來，德國對猶太人甚至相對來說還是友善的。1871年德意志帝國建立之后，猶太人就取得了平等的法律地位，到20世紀，很多居住在德國的猶太人都開始把德國看作是自己的祖國。說德國人和猶太人之間有什么特別的深仇大恨，也是說不過去的。

鮑曼認為，這兩種解釋的問題都是把大屠殺看作現代文明的反常例外，逃避了最需要反思的深刻問題，其實是一種自我安慰。實際上，正是現代性內部的一些本質要素，才使得大屠殺成為現實。而其中關鍵的一點，就是理性和理性化。

現代性與大屠殺

你會不會覺得這種看法有點不可思議？大屠殺這么漠視生命、這么野蠻，怎么會和理性深刻關聯呢？但鮑曼清晰地展示出大屠殺的非理性與極端理性、極度野蠻和高度文明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

首先，正是機器般理性的現代官僚制，實現了大屠殺這個非理性的暴行。我們在前面講韋伯思想的時候詳細討論過官僚制，它指的是現代社會那種精密規劃、層級運作的組織機制。鮑曼發現，官僚制不僅會損害個人自由，還會導致道德冷漠、逃避責任。現代官僚體系像一部龐大的機器，每個人都只是一個零件，在作為零件高效率運轉的過程中，卻喪失了對總體目標的責任感和道德感。

大屠殺發生的場景，就像一個工業流水線。在集中營里，人人都只是照章辦事、分工合作。有人負責給猶太人分類歸檔，有的人負責任務排期，有的人負責將猶太人分批送進毒氣室，有的人負責后勤。這里就像一個井井有條的工廠，只不過工廠的“原料”就是活生生的猶太人，生產出來的產品是死亡。整個過程中，沒有哪一個人是殺人狂，每個人都只是承擔自己手頭的一份工作，完成流程中一個微小的步驟。

于是，沒有誰覺得自己要為全局負責。每個參與者面前只是一個待完成的流程，可能是一份排期表，可能是十趟運送任務，送完一趟打一個鉤。大屠殺就這樣被拆分成了流水線操作和例行公事。在這種流程中，人很容易喪失面對鮮活生命時的同情心和道德感。結果就是，每一個步驟組合起來共同造成了屠殺，而其中的操作者感受到的可能只是“我今天填了十張表”。這就是為什么那些在私人生活中正常甚至善良的人，也可能成為屠殺的實施者。

大屠殺和現代性還有第二個關聯是在思想觀念層面：現代科學主義實際上對大屠殺提供了某種理念支持。鮑曼把這種理念叫作“園藝文化”。你可能見過歐式的那種庭園，各種喬木、灌木、花圃修剪得整整齊齊。園藝文化看待社會也是這樣，社會秩序就是一項工程，可以在科學理性的指導下整理得干干凈凈，整齊劃一，清晰優美。

在這種觀念中，猶太人變成了秩序里的“雜質”。一方面，在當時普遍的民族國家訴求中，猶太人的位置很尷尬，因為根據所謂完美的民族國家理想標準，猶太人當然不是本國人，但也不是外國人，因為他們很早的時候就散居到世界各地，沒有自己的祖國。他們就是一群無法分類的“異物”。鮑曼用了一個隱喻，把猶太人這種難以歸類的特征叫作“黏性物質”，自身不是一個明確的類別，只能成為黏附在明確類別上的一個附加物。這種黏性特征使猶太人成為所謂內部的外部人，對那種完美構想的社會秩序構成了威脅。另一方面，當時德國還流行一種偽科學，就是所謂的“優生學”，把雅利安人看作高貴優秀的種族，把猶太人看作低劣病態的種族，種族主義的歧視就這樣披上了科學理性的外衣。

接下來，按照理性邏輯，要實現完美純凈的秩序，對猶太人這種黏性的異類應該怎么辦呢？自然就要把異物和雜質清洗掉，所以就有了“種族清洗”這個詞。最開始是設立專門的猶太人生活區，在當地隔離；后來把猶太人聚集起來流放到邊緣地區；最后就是所謂的“終極解決方案”，屠殺和滅絕。

這還不是全部。理性觀念不僅在加害者一方起作用，在受害者一方也起作用。現在回頭來看大屠殺這件事，會發現一個非常匪夷所思的地方：當時一共有600萬猶太人被屠殺，600萬人啊，為什么就沒有出現組織化的反抗呢？在戰爭情況下，特別是在與蘇聯交戰之后，納粹軍力非常有限，要鎮壓一場大規模的叛亂并不容易。實際上，當時不僅沒有出現猶太人的大規模反抗，在大屠殺中甚至還有受害者的參與。

鮑曼認為，這種合作是經由一種策略實現的，就是納粹對受害者理性計算心理的利用。大屠殺不是一個公然宣布的清晰計劃，否則肯定會立刻爆發大規模的抵抗。當時的猶太人并不知道這是一場種族滅絕，直到最后一刻，很多人都以為自己有可能活下來。納粹利用了這種求生希望，消解了可能的反抗。

比如，納粹政府一開始說，特殊人才可以留下來，很多人就開始找各種渠道證明自己是特殊人才。你可以想象，有了可能的求生渠道，大規模反抗就很難組織起來。納粹還設立“猶太人委員會”，招募猶太人警察，任命猶太人來管理猶太隔離區。

只要考慮到人的理性計算心理，就可以在給受害者提供選項的時候，調整其中的收益，去引導受害者合作。因為在受害者看來，如果能夠保存一部分生命，總比全體被屠殺更好。恰恰是這種得失計算的求生希望被納粹所利用。比如，你是選擇到隔離區繼續生活，還是立刻被逮捕？你是選擇通過官方渠道積累功績，用穩妥的方法保護家人，還是鋌而走險去反抗？借助這樣的策略，最終，納粹在軍力有限的條件下，以相當少量的納粹官兵，依靠許多猶太人的“合作”，實現了這場大屠殺。

從實踐到理念，再到歷史中的疑點，在鮑曼完整而清晰的分析中，我們看到，大屠殺不是歷史上野蠻狀態的重現，也不是一場偶然的悲劇。大屠殺的許多關鍵要素都內在地蘊藏于現代理性之中。這場災難，是現代理性如何變得與道德和人性完全背道而馳的一個歷史力證。

不過，這并不是說大屠殺是現代社會的必然。就好比汽車比馬車動力更強、速度更快，因此會導致過去難以想象的嚴重車禍，但并不意味著每一輛汽車必然發生重大車禍。我們要做的是正視和警惕災難發生的可能。20世紀的思想反思的努力，就是為現代社會這輛高速行駛的汽車配備更好的安全裝置。

在鮑曼看來，要防范像大屠殺這樣的災難，關鍵在于要堅守一種不可讓步的、無條件的道德感，保持對他人的道德感知。

簡單地說，就是永遠別忘了你面前的人是一個人。 這話聽著簡單，但我們前面講過，現代社會的底層機制中就存在著一種非個人化或者非人格化的特性。如何在這種特性中保持我們的道德感，這是現代人需要思考的嚴肅問題，也是現代社會要面對的一個艱巨的挑戰。

在文章的結尾，我們提出思考：

有一種看法認為，要做到像鮑曼所說的“保持道德感”，一個有力的方式是重視和發展自己的共情能力。要如何看待這個觀點？

（節選自劉擎《西方現代思想講義》，標題為選者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