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以普及故宮文化為己任的作家祝勇，曾經創作過一本名為《血朝廷》的長篇小說，在小說的結尾處，用虛實相生的筆法，重現了百年前故宮博物院的開放場景：“公元1925年的10月10日，北平又發生了一件改變歷史的大事。那一天的午后二時，故宮博物院在乾清門內舉行開幕典禮。昔日紫禁城的稱謂從這時起被‘故宮’取代。在故宮開放的第一天，有兩萬人涌進故宮，人們都要在那一天，一窺這座神秘的舊宮殿。”故宮博物院的建院，從歷史上昭示了封建帝制的終結，從文化上也象征了中國博物館事業就此發端，那些代表皇家尊嚴的隱秘宮殿、稀世文物，也從這一刻起真正走進了普羅大眾的視野。

太和殿蟠龍局部

接續守業的往事

創業難守業更難。故宮博物院的建院固然不易，但如何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抵御住各種“政潮之波動”，既守好清宮留存的百萬件文物和9000余間房屋，又使之面向公眾煥發出永恒的生命力，成為“世界上幾千萬年一個活的故宮”（李煜灜語），可謂是篳路藍縷、困難重重。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章宏偉所著的《故宮掌門人1925—1949》一書，用詳實的史料，帶領讀者走入風雨飄搖的民國時期，一睹七位故宮掌門人披荊斬棘的“守業史”。章宏偉并沒有簡單地采取“七分法”，以相等的篇幅歷數七位“掌門人”的事跡，而是讓李煜瀛、莊蘊寬、江瀚、易培基等前六任“掌門人”合占全書二分之一，民國最后一任“掌門人”馬衡獨占二分之一篇幅。其原因不僅是馬衡從1933年接手故宮博物院院長以來，執掌故宮博物院長達19年，已遠遠超過前六任的八年總和；若是算上雖未掌門但已參與故宮博物院建設的時間，更是可以追溯到博物院建院之初，共有27年之久。此外，雖然莊蘊寬、易培基等人在掌管故宮博物院時也相繼經歷過抵制軍閥入駐、博物院存廢之爭、被誣販賣文物等一系列驚心動魄的事件，但馬衡一人所受之沖擊可謂更甚、面臨挑戰可謂更大，特別是上任之初，馬衡就接手了故宮文物南遷這場“曠世的文化長征”，13427箱64包文物“有的其薄如紙，有的極大如缸”，轉運難度可謂極大，但在馬衡的有序組織下，全都安全運抵上海；之后因為戰事蔓延又“西遷”四川，雖然經過整整十年的分散保管，卻仍舊毫發無傷。

《故宮掌門人1925—1949》，章宏偉 著，中華書局2025年出版

書中多處援引馬衡在信件、紀要、報告、演講中對于故宮文物南遷西遷的記敘，比如“本院留用員額僅及戰前之半，而事務之繁雜轉重于昔”，可見當時人手嚴重不足；比如“（四川）空氣含著水分，到處感到潮濕。還有四川老鼠，是晝夜公開活動。還有白蟻，是到處都有”，可見保管環境相當不堪；又比如“司機不慎，（裝運古物的）車翻了下去”，可見轉運之路險象環生，但在馬衡及其同仁十余年的悉力維護下，竟然無一不化險為夷，用章宏偉的話來說就是“創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人類保存文化遺產的奇跡”。

在故宮博物院工作長達70余年的單士元，也在由其后人整理而成的《從紫禁城到故宮——營建、藝術、史事》中，以親歷者的視角，記錄了自己從參與故宮博物院創建到在故宮博物院退休的點滴往事。單士元開辟專門篇章，講述了自己和另一位“老故宮人”那志良時隔60年后在中國臺北的首次相見。當談及“第一批南遷中的四位故宮博物院之元老”已故去三位，“海峽兩岸‘故宮’各剩一人”時，兩位老人“不免有絲絲悲傷與無語的隱痛”，雖然相約“與家人來北京，再次相見”，但時隔不久，兩位老人就相繼辭世，當年的約定也只徒留遺憾。1998年因病逝世的單士元當然不會知道，2005年那志良的兒媳王淑芳專程來到北京，向故宮博物院捐贈了150多件南遷過程中的文書、印章、照片、書法、勛章等珍貴史料，彌補了故宮文物南遷的實物空白，兩位老人若是泉下有知，也可含笑九泉了。

《從紫禁城到故宮——營建、藝術、史事》，單士元 著，文津出版社2024年出版

寓意豐富的古物

相比磚石結構的法國凡爾賽宮、俄國克里姆林宮等入選“世界五大宮殿”的其他宮殿，木結構的北京故宮看似最為“脆弱”也最難保存，卻憑借各種機緣巧合和諸多有識之士的不懈努力，奇跡般地逃過了戰爭的血雨腥風，矗立在北京中軸線上長達600年之久，這批古物中也包括“駐守”在故宮建筑殿內殿外、門窗頂棚的一群“神獸”。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周乾在《故宮里的神獸》中，以圖文并茂的方式，向讀者旁征博引地介紹了散落在故宮各處的神獸古物。這些寓意強政、消災、納福的神獸，附著于建筑配件和宮廷陳設間，讓故宮的“博物館”之名，不僅體現在書畫、陶瓷、家具、青銅器等宮廷收藏上，也體現在了更為璀璨豐富的建筑文化上。

《故宮里的神獸》，周 乾 著，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故宮里的神獸》囊括的53類神獸，既包含了鹿、鶴、龜、象等真實存在的“瑞獸”，也包含了龍鳳、麒麟、甪端、螭吻等以拼接組合方式呈現的神獸，這些神獸既蘊含著古人對未知世界的豐富想象，也彰顯出他們對理想生活的美好愿景。在介紹龍、鳳這些耳熟能詳的神獸時，周乾并沒有拘囿于對常規知識的刻板重復，而是宕開一筆，借由這些膾炙人口的神獸，更多地講述起了與之相關的藝術、建筑、科學等方面的知識。特別是在說到“龍”時，周乾對“龍”的傳說、演變及其象征意義只是一筆帶過，絕大部分筆墨都集中在了介紹九龍壁、蟠龍金柱、云龍紋寶座等具象化的古物上，一路娓娓道來，既生動刻畫了附著其上、各不相同的龍的形態，又介紹了它們獨具特色的結構、材質、工藝和雕刻技法，頗具百科全書的意味。在介紹獅、犬等神獸時，周乾也會揭秘起宮廷舊事，比如斷虹橋上有只“護襠獅”，一手撓頭、一手護襠，形態頗為怪異，傳說道光皇帝經過于此，時常會聯想起被自己狠踹襠部斃命的皇子奕瑋，于是就用紅布裹住護襠獅，并盡量避開西華門，防止觸景傷情；又比如數百年來寵狗之風盛行紫禁城，雍正、乾隆、宣德、溥儀等帝王都是如假包換的“狗狗教”信徒，溥儀甚至還有旁觀群狗斗牛的癖好，末代帝王的扭曲心理可見一斑。

太和門前東側銅獅正立面

在書中，周乾一邊侃侃而談各路神獸，一邊還細致入微地輔以科學的考證。循著古籍古畫的線索，作者認為明朝麒麟與進貢而來的非洲長頸鹿實為“近親”，甚至于后者就是前者的原型。有意思的是，上溯宋元、下啟清代，麒麟的形象基本一脈相承，唯有明代麒麟橫亙其間，堪稱異類。辟謠故宮烏鴉所關聯的各類鬼怪傳說、靈異事件，作者直陳事實，指出滿族統治者長久以來把烏鴉奉為“神鳥”，并視作拱衛皇權的重要工具，每次大祭時還要用豬肉碎供養烏鴉，因此才引來成群烏鴉世代“落戶”故宮筑巢為家。作者打破鹿與“祿”同音，長久以來都被代指福運的單一解釋，認為慈禧太后在儲秀宮前安放一對銅鹿，絕不只是簡單地為了求福，還隱含著宣示與咸豐皇帝的愛情、渴望延年益壽和權力永固等多重寓意。

規制完備的宮殿

明代建筑師計成在《園冶》中曾將園林藝術的精髓概括為“雖由人作，宛自天開”，意指營造園林務必“道法自然”；然而不光是小家碧玉的江南園林，故宮里琳瑯滿目的殿堂樓閣、亭臺橋榭，也無不深藏著古代帝王的文化寓意和天人哲思。單從紫禁城的命名就可窺知一二：在古人樸素的天文學觀念中，廣袤星空由太微垣、紫微垣、天市垣這“三垣”組成，紫微垣居于正中，是傳說中天帝居住的地方，古代帝王自詡“真龍天子”（天帝之子），因此便將自己的人間居所定名為“紫禁城”，以顯示與“紫微垣”在天地之間的遙相呼應。

《故宮建筑細探》 周 乾 著，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出版

除卻單一的名稱沿襲，根據周乾在《故宮建筑細探》中的考證，故宮“三殿、兩宮、東西六宮”的完整建筑體系，與“三垣”都存在著密切的對應關系。比如，紫微垣以北極星為中心，另有15顆星分東西兩藩形成兩道屏障拱衛中心，這與故宮內廷中軸線區域有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三座宮殿，中軸線兩側分別有東西六宮共12座宮殿的布局幾乎如出一轍。此外，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等“三殿”，與太微垣的三臺星也相互對應，三臺星意指“天帝上下天庭的臺階”，而故宮“三殿”也都設有三層臺基；天市垣作為“天宮中的集貿市場”，其星象布局也與故宮的內市布局幾乎完全一致。

靈沼軒

由單士元遺稿整理而成的《從紫禁城到故宮——營建、藝術、史事》一書，則把敘述的重點放在了故宮各大建筑的沿革、形態和功能上。正如豐子愷在建筑學講稿中所說：“從前的皇帝住的地方必用極高大的建筑，即所謂‘九重城闕’；使人們望見這種建筑物時，感情上先受壓迫，大家畏縮、震撼，不敢反抗他的專制。”單士元也講述了作為皇權象征的太和殿，“雖只有每年固定的數次慶典，且使用率很低”，但猶如祭天壇，“參加人員要達萬人以上”，“一般只有王公、閣相才能在三臺上”，其他近萬人都只能在庭院甚至太和門外，“從八米多高的三重臺階下仰視高35米的大殿，充分體現空間高低對比及建筑藝術的恢宏，這一切都是用來襯托皇帝之尊的”。除此之外，宮殿屋頂的建制也是皇權等級的縮影，比如皇帝居住的乾清宮、皇后居住的坤寧宮，是故宮里最尊貴、最重要的建筑之一，采用的都是重檐廡殿頂；東六宮、西六宮是眾皇子們的居住地，采用的則是級別相對較低的單檐歇山頂；至于皇室之外的內閣大堂、內閣大庫，就只能等而下之，采用硬山式頂了。

當《中國建筑史》書寫到“清代實物”篇章、介紹起“北京故宮”時，著述風格向來秉持理性客觀、沉穩持重的梁思成，難掩激動地寫道：“現存清代建筑物，最偉大者莫如北平故宮……對照今世界各國之帝皇宮殿，規模之大、面積之廣，無與倫比。”當我們驚嘆于北京故宮的冠絕中西時，我們所驚嘆的其實更是上下五千年璀璨輝煌的中華文明。正是有了悠悠中華文明的傳承、凝聚和滋潤，才造就了作為建筑瑰寶的北京故宮，也才贏得了“世界宮殿建筑杰出典范”的曠世美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