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是曹大鐵。作為家中老小，我成長的軌跡因父母獨特的經歷而有點曲折。我的父母相識于監獄之中，當時他們白天同在監獄的設計院工作，晚上則各歸男監、女監。1962年，母親刑滿出獄，1964年，父親也重獲自由。隨后，兩個身份非常特殊的人在風雨飄搖的歲月走到了一起，組建家庭并生下了我。然而我母親早早地便遠走天涯，與父親勞燕分飛。從此，父親便一人承擔起了撫養我的重任，他既是我的父親，在某種意義上也充當了母親的角色，含辛茹苦地將我養大。由于我一直陪伴在父親身邊，耳聞目染地接觸到了他的交友圈。在父親的眾多朋友中，有一位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那就是我們的主人公譚敬和庵先生，我稱他為譚伯父。

先父與譚敬的患難之交

我自幼便聽聞譚伯父的大名，父親將他和張蔥玉（張珩）伯父稱為中國“財閥”。譚伯父出身名門，祖上是赫赫有名的廣東十三行之一。譚伯父的太爺舉家遷居海上，做起了房地產和貿易生意，積累巨額財富成為一方巨商。而張蔥玉先生所在的張家，乃是南潯“四象”之一，同樣家世顯赫，聲名遠揚，其家族在商業、文化等諸多領域都有著深遠的影響力。抗戰時期，譚敬先生、張蔥玉先生以及我父親都深陷命運的漩渦，然而，即便身處困境，他們在民族大義面前，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當時，他們的社交圈子與汪偽政府多有交集，以他們的人脈和資源，倘若想要投靠汪偽政府，謀取高官厚祿，可謂是輕而易舉。但是他們在大是大非面前堅守底線，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氣節。

譚敬（1911-1991）致曹大鐵信札（本文配圖除另有說明的外，均曹公度提供）

譚伯父、張蔥玉伯父和我父親曾一起開過一家公司。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后，他們創辦了聯豐公司，張伯父擔任董事長，譚伯父任副董事長，我父親則出任總經理。譚家與張家當時都開設有銀行，等于說自己就是自己公司的股東，這為聯豐公司的運營提供了強大的資金后盾。我父親說他們做的是“棧單”，打比方說，就是公司買進100萬元的貨物，抵押給銀行貸款90萬元，然后利用這筆貸款再次投入采購。聯豐公司做的主要是緊俏的工業原材料生意，包括油毛氈、柏油、桐油、汽油等。那時日本剛投降，社會處于百廢待興之中，各行各業對工業原材料的需求很大，加之物價開始上漲，聯豐公司靠著充足的資金和這套成熟的運作模式，生意做得風生水起，三人賺得盆滿缽滿。我從小就聽過這個故事，只是一直未能確證。我父親過世后，為撰寫他的傳記與年譜，我求助于我父親原來的單位。他們從檔案中找出他的登記材料，上面翔實記錄著他于何年與何人共同創辦了這家公司，檔案內容與父親生前所述毫無二致，這便證明了他所言非虛。

1947年由于時局緊張，在張蔥玉伯父提議下公司關閉了。1948年，張伯父和我父親“偕隱”常熟，譚伯父后來選擇去了香港。然而譚伯父也是命途多舛，1950年他出了車禍，惹出人命官司，其藏品大多變作賠償款及保釋金。正好新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邀他回上海，走投無路的他便于1950年底回到上海。回來后初時還好，他在上海仍有著很多資產，“公私合營”中還多少有些口糧，可惜，1958年因斗蟋蟀被判賭博罪，遣送白茅嶺監獄勞動改造，直至1977年才刑滿釋放。譚伯父應該是1978年從白茅嶺回來的。那時全國迎來了新的氣象（1978年底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改革開放的開始），可謂春風吹綠大江南北。此前被錯誤批判、被稱為“牛鬼蛇神”的一批人，也得以從困境中解脫，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往來逐漸頻繁起來，譚伯父和我父親也恢復了來往。

譚伯父是一個很“海”的人，老一輩中像他這樣大氣的人并不多。平反之后，其他人大多經濟上不寬裕，我父親算是條件好一些。當時請客吃飯，譚伯父請得多，我父親請得少，唐伯父（唐云）也請的，其他的人就很少摸口袋。其實譚伯父日常開銷也非常大，他有一輛黑色的尼桑轎車，掛著黑牌，聘有專職司機。能坐在譚伯父車子上的一般都是那時上海灘的大佬，這輛車我坐過不少回，是借我父親的光“揩油”了。譚伯父請客吃飯去得最多、最有派頭的就是靜安賓館。他喜歡吃靜安賓館的水晶蝦仁，那時候一盤要50元外匯券，他吃了一份再來一份，還熱情地招呼我父親：“大鐵，好吃來，來吃來吃。”我父親和他在這方面是有一些探討的，有時會當面打趣他：“你無賴，你忘掉了白茅嶺。”譚伯父笑著說：“正是因為白茅嶺，所以我活得明白。”那時譚伯父邀請我父親從常熟來上海定居，他的原話是：“你這么好的文筆、這么好的畫，到上海來，你差誰？你在常熟就‘誤’掉了。”我記得有一次在唐云和劉旦宅面前，譚伯父還這么說過。但在這個事情上面，我父親覺得經過磨難以后留下這條命已經不容易了，凡事皆要適度。但譚伯父卻截然不同，他積極熱情得如同永動機，那顆心始終與時代的脈搏緊緊相連。無論是通信還是當面談話，我能感覺到他們這方面的談話是不投機的，但絲毫不影響他們的感情。

譚敬致曹大鐵信札

我父親從譚伯父那里得到過很多幫助，比如進口的胃藥，還有彩電、冰箱這些那時的稀罕物件，都是托他的福。我們家當時是常熟第一家用上彩電、冰箱的，這些大件都有指標，是譚伯父專門托他在加拿大的朋友帶回來的。我記得彩電是日立的，上面有8個按鈕。譚伯父對我父親很關心，經常托朋友帶東西給他，一會兒說“你這次回來幫我大鐵兄帶個錄像機”，一會又說“你這次回來帶個茶葉”，他總是托朋友帶東西給我父親。通過譚伯父牽線，我父親還賣掉過近百幅畫。譚伯父曾給這批畫拍過照片，我還能找得到。當然我父親也經常幫譚伯父畫畫、看畫，這些純粹是幫忙，不談錢的。譚伯父到常熟去過幾次，對我們當地的叫花雞情有獨鐘，我父親經常買了讓我給他送過去。譚伯父還曾寫信給我父親，念叨著下次帶叫花雞給他吃。那會兒我父親送不起貴重東西，叫花雞這種便宜的小東西還是送得起的。

那個時候譚伯父身邊有一位幫助他生活的蔣姓女史，我們叫她譚伯母。雖然譚家人并不認可她的身份，但我覺得這是既定事實，無須再去否定。這位譚伯母當時住在安福路，安福路的房子是白墻老洋房。她在公共場合是不露面的，像我這種“跟屁蟲”都是跟著我父親到家里才見到的。譚伯父聯誼那邊人太多了，他和我父親談的好多事情，比如請我父親幫他看書畫或是說說牢騷話，都是在安福路家里。安福路的房子不大，到家里去吃飯看東西的次數很多。譚伯母燒得一手好菜，一般是三四個菜，再加一道湯，我特別喜歡吃她燒的紅燒肉。譚伯母很是客氣，從不上桌吃飯。每次譚伯父喊她一同吃飯，她總說：“你們吃，你們談，我去再燒幾個菜。”

從引資先驅到文人“據點”

改革開放的浪潮涌起后，譚伯父以聯誼大廈21樓為活動“據點”，開展了一系列引進外資的重要活動。位于延安東路100號（四川中路口）的聯誼大廈是當時上海第一高樓，也是地標性建筑。作為涉外商務辦公樓，它是當時運用國外先進技術、設備與材料最多的一幢“智能化”寫字樓，能在聯誼辦公的都是當時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

八十年代初期，我正在復旦大學讀書，因為老一輩們經常要我幫忙做事，所以我總是會去聯誼大廈。我記得譚伯父辦公室前面是他的助理童先生的辦公室，后面譚伯父辦公室里面放了一張大擺臺，進門右邊有一圈沙發，再往里面的空間要小一些。那時辦公室里面的辦公用具堪稱一流，光電話機就有好幾部，復印機、傳真機于我而言都是前所未見的新鮮玩意兒。每次我去聯誼總能聽到譚伯父用不同的語言打電話，他打電話時，語速不緊不慢，語調平和沉穩。有時是上海話，有時是廣東話，有時又是英語。他的英語非常流利，像母語一樣，說話不打格楞，因為我是外語專業的，所以我一直很崇拜他。我感覺他講的每一句話，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似乎邊說邊在思考。他平日里話不多，更喜歡傾聽，可一旦開口，都是字字有力的精當之言。他給我的印象一直是穩重而慈祥的，歲月的積淀讓他的目光顯得深邃，當他注視著你的時候，你能從他的眼睛里感受到一種深不可測。

1988年1月上海東華足球隊元老隊訪港期間，譚敬（左）和霍英東合影（選自東華會刊，周力老師提供）

譚伯父在引進外資方面堪稱華東第一人，他憑借卓越的能力與不懈的努力，成功引進外資上億元，這在當時的經濟環境下，成績斐然、影響巨大。比如上海國際貴都大飯店就是譚伯父引進的外資項目。為人熱心的譚伯父作為東華足球隊的元老，在球隊恢復之際也慷慨解囊、大力資助。由于我本人對足球領域涉獵不深，個中細節難以詳盡闡述，在此就不多展開了。我父親在改革開放后擔任過常熟市政協常委等職務，他一直想為家鄉發展出力，于是和譚伯父一同牽線搭橋，促成了常熟服裝一廠的外資引進項目。這一項目落地，使常熟誕生了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在當時具有非凡意義。

后來聯誼的地方還成了當時不少文人墨客的 “據點”。長輩中有王個簃、周錬霞、唐云、謝稚柳、徐子鶴、顧福佑、伏文彥、程十髮、陳佩秋等等，這些都是老一輩當中呱呱叫的人物。小輩里有鄭重、韓天衡等等。當時到譚伯父這里來的人，年輕一輩大多懷著崇敬之心，而老一輩們的心境則更為復雜：有的是劫后余生，心中滿是對過往苦難的感慨和對當下相聚的珍惜；有的則在這里盡情言歡，享受著這份難得的熱鬧；還有些人是因為這里獨有的人脈資源或是同海外溝通的獨特通道。在我的記憶里，房間里總是人來人往，譚伯父身邊的人形形色色，宛如一幅鮮活的“眾生相”。

坐者從左至右：胡一駿、曹大鐵、譚敬、糜耕云、伏文彥

就比方講玩古董的張壽民，他玩銅表、金表，書畫，雜件，圖章等等，東西特別多。他平反后沒有生活來源，靠倒騰古董來活命。他常拿東西給譚伯父看，譚伯父會買，也托他找東西，來譚伯父這兒的人也會順便買點。老爺子人瘦瘦的，頭發梳得“煞挺”，戴著一塊金手表，喜歡吃點小酒，東西吃得不多。他曾帶來過一張畫，是張大千畫給伏文老的。這件東西拿來之后，我父親還沒到，他開價要六萬五。我那時候不知天高地厚，還價到六萬，就在討價還價的時候，我父親到了。他端詳片刻，便說：“這張畫是文彥的。”隨即打電話給伏文老求證。伏文老聽后，確認此畫是他家早年被抄之物。我父親當即告誡我：“此物來路不正，乃是賊贓，萬萬不可入手。”他不僅阻止了我，還讓我順藤摸瓜，試圖為伏文老追回此畫，可惜未能如愿。據我所知，這幅畫大約在二十年前賣了2800多萬元。若從經濟價值而論，我無疑是錯過良機了。

在改革開放初期，譚伯父獨有的海外資源也讓他這里成了當時滬上文化界通往外界的重要窗口。譚伯父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和張大千來往密切。那時大陸和張大千的來往全靠廷元（即譚廷元，譚伯父的幼子）作為信使，他是海外護照，能夠自由來往。每當大風堂弟子要與張大千聯系時，廷元總是不辭辛勞往返奔走。早先糜耕云先生和海外的大千先生是一直有溝通的，后來譚伯父從白茅嶺回到上海以后，大風堂弟子更多是通過廷元這邊與大千先生聯系。當時托廷元帶個火腿、糕點、太倉肉松之類都有的，建立聯系后主要是請他幫忙把畫作帶給張大千，讓老師評判畫得如何。廷元后來還從臺灣抱回了由張大千宗師題簽給大風堂弟子的14本畫冊。

菱花館合作畫（菱花館為曹大鐵齋名。畫上方有譚敬題記，王個簃書寫的“無聲之詩”并記；畫由陸儼少、謝稚柳、程十髮、唐云、朱屺瞻、周鍊霞、應野平、徐子鶴、徐邦達、陳佩秋等合作）

譚伯父這兒還有一個作用，就是中轉站。比如你有東西要交給鄭重先生，那么放在那邊，等過幾天鄭重先生來了就能拿到。我父親作為大風堂門人，有段時間常住常熟。他與同門師友往來頻繁，老先生們但凡有東西要給我父親，往往都會先寄存在譚伯父這兒；同樣，我父親若要給同門師友捎帶東西，也是先放譚伯父那兒周轉。還有就像之前提到的，廷元代表上海大風堂弟子去臺灣探望張大千，大家托付他帶的各類物品，也都先匯聚到譚伯父這兒，等東西集齊了，再由廷元一并帶到臺灣。此外，譚伯父這兒還是個“人脈情報站”，在那個通訊并不發達的年代，常有彼此失聯的朋友，會到譚伯父這里來打聽。

聯誼大廈辦公室的邊上還有一個稍大的辦公室，上海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就設在這里，當時的主任是顧福佑（時任上海會計師事務所主任會計師，1986年3月至1990年11月期間，立信會計師事務所與上海會計師事務所董事會合一，采取掛兩塊牌子、主任會計師分設、業務各自承辦、行政事務統管的模式。1987年，上海會計師事務所地址改設于延安東路100號聯誼大廈）。顧福佑是張大千宗師的高足，與我父親師出同門。譚伯父辦公室邊上有一個小門，打開門便能通到事務所。就在這里，我第一次見到了譚伯父的公子譚廷元和他太太張夢兒。80年代初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在聯誼大廈設立辦事處，掛牌在顧福老這邊，廷元作為德勤的代表就在顧福老這兒辦公。譚伯父的女兒譚端言和女婿杜維善，我也是在聯誼認識的。當時譚伯父這里是一個文人的活動中心，邊上顧福老那邊是大風堂的活動中心。兩邊我父親都會去，譚伯父和顧福老本來又是好友，所以陪我父親去聯誼是常規動作，去得太多了。

譚伯父在聯誼的時候有午休的習慣，有時候還要吸氧。有一次我去找他，童先生沒攔住，我直接進去后嚇了一跳，看到譚伯父戴著個面罩，發出很響的聲音。我是第一次看到他吸氧，那個面罩當時國內沒有，是全進口的，非常先進。譚伯父在聯誼每天下午都有喝咖啡的習慣，辦公室里配有咖啡機。譚伯父一般都抽三五牌等外煙，喝紅茶更多。他的紅茶味道特別好，這可能跟他是廣東人有關，又或者是他的海外關系的緣故。反而綠茶喝起來總感覺不太新鮮，印象里常見的就是龍井、碧螺春這些。他們老一輩人都很講究禮數，譚伯父也不例外。每當我要離開21樓的時候，他都會送我到電梯口，這讓我印象深刻。

1991年譚伯父去世后，聯誼辦公室沒了主心骨，沒多久就撤掉了。譚伯父的助手童先生重情重義，做完了收尾工作。曾經那么熱鬧的地方，沒幾個月就人去樓空了，實在令人唏噓。

譚敬與收藏

我在譚伯父那兒見過不少好東西，一時半會兒都講不完。我所知道的，他的藏品分為兩塊，一部分在家中，一部分在辦公室。辦公室的藏品存放在里間，有大紅袍的雞血、田黃，紀念金幣、金表等等。而譚伯父府上的好東西更是琳瑯滿目，我在他那兒看到過很多頂級的古書畫、青銅器、古籍、珠寶、印章等等。譚伯父到晚年還是非常喜歡書畫，相較而言，他收藏的古書畫偏多一點，按現在收藏的說法來看，他所收書畫作品的年代最晚是到近代。當代那些當年還只是初出茅廬的小輩們的作品他也有，不過都是寫有他上款的贈禮，當然現在這些小輩如今都已是藝壇泰斗級的人物了。每次我父親去那，譚伯父總是拿出珍藏的精品和我父親一同欣賞，我記得在他那兒看到過一張王石谷的畫。譚伯父拿畫時都是很謙和的，他也懂畫，這一筆那一筆，能品出畫的妙處。有時他和我父親對于畫意見不同，兩個人都是探討的態度。我父親收藏有唐伯虎的作品，也拿出來和譚伯父一同欣賞。我父親曾藏有明代趙琦美《鐵網珊瑚》十六卷，譚伯父對這部藏書極為心儀，有意求購，但我父親并未應允。譚伯父實在愛不釋手，便向我父親借閱，可這一借，便是許久都未歸還。后來我父親專門寫了一首詞《踏莎行·代簡譚和庵求讓毛鈔朱存理〈鐵網珊瑚〉》。譚伯父看了哈哈大笑，就把書還給了我父親。詞如下：

米舫當年，墨林即世，天南真見珠光氣。桃花扇底別君時，三年未滅郇廚味。 虞邑流傳，紫陽舊記，楚弓楚得春秋義。典衣買集樂平生，泰山抔土容情賜。

譚伯父堪稱舊時收藏界的巨擘，其影響力不僅局限于上海，在中國收藏領域也舉足輕重。80年代，譚伯父經常到友誼商店去買東西，有次他買了以后還跟我父親說：“大鐵儂看，多便宜啊。”確實，當時字畫售價很便宜。而譚伯父不僅有外匯券，還有僑匯券，這一般人是沒有的。譚伯父身份特殊，又有大筆資金，所以他去友誼商店買東西出手相當闊綽，放到現在也稱得上是大手筆。不過，相較于解放前他買東西而言已經有所節制了，在友誼商店采購對他來說就是九牛一毛。那時他既購置書籍版本，也熱衷于收集瓷器，像官窯瓷器、各類老瓷器等。

第一排從左至右：譚敬、唐云、榮廣明、曹大鐵；第二排從左至右：胡一駿、糜耕云

譚伯父與唐老（唐云）原本并無交集。唐老是我父親的結拜兄弟，經由我父親牽線，他倆才得以結識。唐老是非常俠義、灑脫、心懷寬廣的人。他住在江蘇路中一村，我曾和父親陪著譚伯父一同到唐老家去過。每次去他們幾個老友就圍坐一處，沏上茶，點起煙，一邊愜意地聊天，沉浸在往昔歲月的回憶里，一邊興致勃勃地探討起收藏方面的事兒，一談就是好長時間。我記得唐老家中掛著不少名家墨寶，有趙之謙的匾額、金冬心的字、林風眠的畫，還有八大山人的畫。有時候，會有人帶著藏品前來拜訪唐老。唐老那雙眼睛堪稱“法眼”。他們這些老一輩人，為人極為謙和，說話謙遜有禮，可一開口，字字句句都是真知灼見。那些交談的畫面和話語，讓我深受觸動，至今難忘，也讓我獲益匪淺。

譚伯父之前和顧福老也互不相識，也是在一些機緣巧合與人際往來中，慢慢有了聯系。至于江蘇榮家，譚伯父和他們也有來往。榮廣明先生是榮毅仁的叔叔，譚伯父和他有聯系，具體生意上有多深我不清楚，但我有照片為證，我還跟著去過榮廣明先生家里。

譚伯父玩收藏是玩到極頂了，我父親就說過：“和庵啊，你的收藏比我的不知道厲害多少倍，你是挖眼睛的人。”譚伯父他不管走到哪里，只要發現好東西，總是志在必得。他不僅殺價手段高超，還坐擁雄厚資金，民國時期他購入的藏品數量驚人。說起來，譚伯父最初的鑒賞眼光并不出眾，剛開始收藏的時候走過彎路，被坑過。但我父親告訴過我，后來經譚伯父手收藏的物件，件件都是精品，無一例外。他的過人之處在于懂得借眼力，像吳湖帆、張蔥玉、張大千這些在收藏界如雷貫耳的大師，都曾為他的藏品把關。有了這些一流眼力的專業人士相助，他所收之物自然皆是頂尖的珍品。譚伯父是重商喜文，本著收一流藏品、做一流收藏、當一流玩家的原則，在收藏界書寫了屬于自己的傳奇。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譚伯父的收藏最終都散光了。一部分他解放前帶去了香港，因為香港車禍賠掉了不少；一部分傳給了子女；一部分50年代回來后捐給了博物館；還有一部分因1958年白茅嶺事件入獄后散掉了。盡管如此，談及收藏，譚伯父和父親的態度如出一轍：他們都覺得人生好似一場游戲，在把玩藏品的過程中收獲了無盡的快樂。面對收藏最終的離散，他們雖心有感慨，卻也坦然處之，毫無執念。因為兩人有著相似的經歷，平日里還常拿這些事兒互相打趣，笑稱彼此不過是半斤八兩。

譚伯父對我的提攜之恩

我第一次見到譚伯父大概是在1979年到1980年之間。他又高又瘦，背微微有些駝。他看起來身高大概是174公分，估計年輕時應該有178公分。譚伯父有個特點，長著一對招風耳，而且手指格外修長。在著裝方面，我沒怎么看到過他穿西裝，大部分時候都是中裝或者大衣。平日里他都戴著眼鏡，有金絲邊眼鏡，也有黑邊眼鏡。腕間他戴著一塊金表，頭上還經常戴著一頂呢絨帽子。他的穿著有時候很洋氣，有時又極為樸素。我曾見過他穿一件大棉襖，這往大街上一站，就像個環衛工人。譚伯父講話有個習慣動作，他大部分時候是微微前傾的姿態，在講話時每隔一會兒腰要挺起來一下。譚伯父思路極為清晰，也喜歡講點笑話，是個很風趣的人。在相處中，能明顯感受到他行事殺伐果斷卻不失謙和的作風，不過，他也有著固執的一面，某些事情一旦認定，便絕不容許更改。

譚伯父對我一直十分關照。他有好幾次塞錢給我，有一回還給我一張100元的兌換券，這在當時可是不得了啊。我父親知道之后特別嚴肅地跟我說，以后絕對不可以收了。還有一回，譚伯父讓他的司機開車送我回學校，我就單獨坐過一回這個車，結果被我父親罵了，他說：“儂曉得這輛車譚伯父要裝門面、派用場的，老人的車子儂坐，儂也做得出啊？”在聯誼大廈的時候，譚伯父還挑過我一筆生意，他曾向上海國際貴都大飯店項目負責人胡一駿提議，讓我負責整個酒店的軟裝工程。可我當時就是個愣頭青，能否勝任自己也不確定，便想找個朋友來合作，再后來就不了了之。多年后回想起來，我才明白這是老一輩的恩澤。那時的項目并不像如今這般有嚴格的招標程序，整個貴都大酒店室內裝潢是多大的工程，這實際上是譚伯父給我踏上社會的一份見面禮，可惜當時的我懵懂無知，根本沒反應過來，未能領會他的深意。

譚伯父特別講究場面。90年代初，我事業剛起步，在中蘇友好大廈上面的友誼酒家請客。我父親跟譚伯父一說，譚伯父馬上列了個十七八人的名單過來。吃飯時，譚伯父高聲說道：“今朝，大鐵兒子請大家吃頓便飯，我把大家叫來，大鐵兒子買單，大家敞開了吃！”那天我特意穿了一件新買的襯衫，西裝筆挺，畢竟在友誼酒家吃頓飯，那可是有頭有臉的事兒。就是在這飯局上，譚伯父熱心地為我介紹了貴都大飯店董事長，后來才有譚伯父引薦我做貴都軟裝工程一事。這兩桌飯，花了我將近兩萬塊，放到現在差不多得十七八萬。我買單時那叫一個肉痛，還發現要付15%服務費。后來回想起來，我才深知譚伯父帶這么多人來，是給我撐場面，在眾人面前幫襯我這個初出茅廬的晚輩，這也是我唯一一次好好孝敬他老人家。比較遺憾的是，當時我沒帶相機，這么多前輩在場，留存下來的照片寥寥無幾，沒能將那珍貴時刻更多地記錄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