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追憶:娶了一個東北姑娘留在了北大荒,他說有愛的地方就是家
第一次見到楊巧云,是在一九六八年深秋的一個黃昏。
彼時,我和其他幾個來自北京的知青剛剛抵達黑龍江北大荒的建設兵團農場。
十月的北大荒,天已經很冷了,風裹挾著刺骨的寒意穿透我那件單薄的軍綠色棉襖。
就在我哆嗦著搬運行李的時候,一個身影從不遠處的食堂方向走來,手里端著幾個搪瓷碗。
"你們是新來的知青吧?趁熱喝點粥暖暖身子。"
聲音清脆卻不失沉穩,像是黑土地上生長出來的向日葵,既堅韌又溫暖。
我抬頭,看見一張被凍得通紅的臉,眉眼間卻透著一股子倔強與善良。
這就是楊巧云,我后來的妻子,也是改變我一生的人。
那年我十八歲,高中畢業不久就響應號召"上山下鄉"。
父親是北京一家機械廠的普通車工,母親在街道工廠做縫紉工。
我叫劉建國,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名字,卻承載著那個年代父母對孩子的樸素期望。
臨行前,母親硬是從家里僅有的幾十元積蓄中抽出二十元塞給我,眼眶濕潤地說:"建國,吃苦是福,好好干,有機會就回來看看我們。"
父親只是默默地遞給我一個布包,里面是他用舊軍裝改制的一副手套和一頂護耳帽。
北大荒的第一個冬天,是靠著這份來自父母的愛熬過來的。
也是在這個冬天,我真正認識了楊巧云。
楊巧云比我大兩歲,是地道的東北姑娘。
她出生在黑龍江齊齊哈爾的一個小村莊,父親早年因病去世,母親帶著她和弟弟生活。
十六歲那年,為了減輕家里負擔,她主動報名來到建設兵團。
來的時候,她只有初中文化,但卻比許多高中生還要懂事能干。
她種地、修渠、割草、養豬,樣樣都行。
更令人佩服的是,她還自學了醫護知識,成了農場上的"赤腳醫生",經常為社員們處理一些常見病和外傷。
"看病難"是當時農村最普遍的問題,而楊巧云卻像一盞燈,照亮了農場上許多人的希望。
我第一次去找她看病,是因為凍傷了雙手。
那天我和幾個知青去冰河上鑿冰取水,手套不慎掉進了冰窟窿,一雙手凍得通紅發紫,疼得我整夜睡不著覺。
"笨死了,"楊巧云一邊用溫水小心地為我泡手,一邊毫不客氣地數落我,"北大荒的冬天,手套也能掉?你這個北京來的細皮嫩肉,怕是要吃不少苦頭。"
雖然嘴上不饒人,但她的動作卻格外輕柔。
她從一個木箱子里取出一瓶自制的藥膏,輕輕地涂在我發紅的皮膚上。
那藥膏散發著一股草藥的清香,擦上去涼絲絲的,很快就緩解了疼痛。
"這是什么藥?"我好奇地問。
"一點野草藥罷了,"楊巧云淡淡地說,"我跟著老鄉學的。你記住,在北大荒,不能光靠城里帶來的東西,要學會利用這片土地給我們的一切。"
那一刻,我看著她專注的側臉,突然意識到,這個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姑娘,已經在這片黑土地上扎下了根。
而我,還只是一個迷茫的過客。
農場的日子是艱苦的,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披星戴月地干活。
我們住的是簡陋的土坯房,冬天能把人凍得直打哆嗦,夏天又悶熱得讓人喘不過氣來。
最讓我受不了的是那數不清的蚊蟲,夏夜里嗡嗡作響,讓人輾轉難眠。
剛來時,我和許多知青一樣,總是念叨著北京的好——熱水澡、電影院、柏油馬路、甚至是小飯館里的炸醬面。
我們像是被硬生生連根拔起的小樹,一時難以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找到歸屬感。
但楊巧云不一樣,她從不抱怨,仿佛早已把這里當成了自己的家。
一九六九年春天來臨時,我和楊巧云的關系有了微妙的變化。
那是一個播種的季節,整個農場的人都忙著春耕。
我被分配到了她所在的生產隊。
楊巧云是隊里的老手,負責教我們這些新知青如何播種。
"種子要均勻地撒在壟溝里,不能太密也不能太稀。"她蹲在田壟上,一邊示范一邊解釋,"記住,播種和養孩子一樣,既要給它們足夠的空間生長,又不能讓它們太孤單。"
我學得很認真,但還是經常出錯。
有一次,我把種子撒得太深,楊巧云看見了,二話不說,蹲下身子用手指一粒一粒地把埋得過深的種子挖出來,重新播好。
"為什么要這么麻煩?"我不解地問。
"種得太深,嫩芽出不來,浪費了種子不說,還耽誤了收成。"她認真地回答,"在這里,每一粒種子都關系著我們能不能吃飽肚子,沒有什么麻煩不麻煩的。"
那一刻,我忽然被她身上那種樸素的責任感和對土地的熱愛所打動。
在北京,我從未想過會與土地、與農作物建立如此親密的聯系。
而在楊巧云眼中,這片黑土地和上面生長的一草一木,都值得珍惜和尊重。
春耕過后,我們迎來了插秧季節。
那是北大荒最忙碌的時節之一,每天從早到晚都要在水田里彎腰勞作。
第一天下田,我就受不了了。
腰酸背痛不說,雙腿還被水泡得發白起皺,晚上回到宿舍,我幾乎是爬著回去的。
看著我這副狼狽樣,楊巧云遞給我一碗自制的草藥水:"喝了吧,能緩解疲勞。"
苦澀的藥水下肚,我卻感到一絲暖意在體內蔓延。
第二天一早,當我拖著疲憊的身體再次下田時,發現楊巧云已經在我負責的那塊田里干了半天了。
"你...你怎么來了?"我驚訝地問。
"你昨天才插了不到一半,再這么慢,等秧苗爛在手里了。"她頭也不抬地說,但語氣中卻沒有責備,反而帶著一絲調侃。
那一整天,她都在我旁邊,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既快又好地插秧。
到了傍晚,我竟然能跟上大家的節奏了,心里有說不出的成就感。
那個春天,我跟著楊巧云學會了許多:如何辨認莊稼的好壞,如何預測天氣的變化,如何在艱苦的環境中找到生活的樂趣。
漸漸地,我不再把自己看作是被迫來到這里的知青,而是開始像她一樣,用心感受這片土地的脈搏。
一次下雨天,我們被困在田間的草棚里。
雨水打在棚頂的茅草上,發出沙沙的聲響,周圍是一片泥濘的田野,遠處的山巒在雨霧中若隱若現。
我本以為會很無聊,但楊巧云卻拿出一個小布包,里面裝著幾枚松子和一小把干果。
"這是我上山采野菜時順便摘的,留著餓了的時候當零嘴。"她把松子分給我一半。
我們就這樣坐在草棚里,一邊聽雨聲,一邊慢慢地嗑著松子。
簡單的食物,寧靜的雨聲,還有她那平靜而滿足的表情,讓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北大荒的美。
"你說,如果有一天能回北京,你會回去嗎?"我突然問道。
楊巧云沉默了一會兒,然后輕聲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無論在哪里,只要能做些有意義的事,就不算辜負了這一生。"
她的話讓我陷入了沉思。
來北大荒之前,我和許多知青一樣,都認為這只是暫時的,總有一天會回到城市。
但現在,我不再那么確定了。
冬去春來,農場的生活雖然艱苦,但也有歡樂的時刻。
六九年夏天的一個晚上,生產隊組織了一次篝火晚會,慶祝春季生產任務的完成。
晚會上,楊巧云穿著一件淡藍色的確良襯衫,頭上別著一朵野花,站在篝火旁唱起了《北大荒人的歌》。
她的聲音不算特別優美,卻格外真摯動人。
唱到動情處,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是夜空中的星子。
那一晚,我第一次鼓起勇氣,在送她回宿舍的路上握住了她的手。
我原以為她會拒絕,但她只是輕輕地回握了一下,然后若無其事地繼續往前走,只是走得比平時慢了一些。
夜色如墨,田野上的蟲鳴聲此起彼伏,遠處的村莊零星地亮著幾盞昏黃的燈光。
我們就這樣一路無言,卻心照不宣地感受著彼此的溫度。
就在快到宿舍時,我終于開口了。
"楊巧云,"我小心翼翼地說,"我們以后能在一起嗎?"
她停下腳步,轉過身來看著我,目光坦誠而直接:"劉建國,你確定嗎?我知道你們北京知青都想著有一天能回城,而我已經決定扎根在這里了。"
我愣住了,因為她說中了我心里一直沒有說出口的想法。
來北大荒之前,我和所有知青一樣,都認為這只是暫時的,總有一天會回到北京。
但經過近一年的相處,我開始懷疑這個念頭。
"我不知道,"我誠實地回答,"但我知道,現在我很喜歡你,想和你在一起。"
楊巧云笑了,那是一種了然于心的笑容:"好吧,那我們就走一步看一步。但記住,感情是不能糊弄的,就像種地一樣,付出了真心才會有收獲。"
就這樣,我們開始了簡單而純粹的戀愛。
沒有電影院,沒有舞廳,沒有花前月下的浪漫。
我們的約會,是一起在田間勞動;我們的甜言蜜語,是互相鼓勵的樸實話語;我們的禮物,是自己動手做的小玩意兒。
有一次,我用撿來的樹枝削了一個小木梳送給她。
木梳做得很粗糙,但楊巧云卻愛不釋手,每天早上都用它梳頭。
而她送給我的,是一個用粗布縫制的小錢包,里面放著一片四葉草,據說能帶來好運。
我們的戀愛很快在農場傳開了。
大家都笑話我:"北京小子有眼光,把咱們農場最能干的姑娘給追到手了!"
我雖然害羞,但心里卻美滋滋的。
因為在我眼中,楊巧云不僅僅是能干,更是一個心地善良、充滿智慧的姑娘。
那年冬天特別冷,北大荒的氣溫降到了零下三十多度。
農場的一位老人病倒了,楊巧云二話不說,頂著刺骨的寒風去為老人看病,還連夜守在老人床前。
我擔心她凍壞,給她送去了厚衣服和熱水。
當我看到她疲憊卻堅定的眼神時,心中涌起一股強烈的敬佩和愛意。
七零年冬天,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考驗了我們的感情。
那年十二月,我收到了一封家信,母親因病住院,父親希望我能設法回京探望。
我拿著信,心里五味雜陳。
一方面,我擔心母親的病情;另一方面,我知道這可能是我離開北大荒的一個機會。
許多知青都是通過這樣的"探親"最終留在了城里。
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楊巧云,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說:"你應該回去看看阿姨。"
"你呢?"我忍不住問。
"我在這里等你。"她平靜地說,眼神卻透著一絲不安。
我知道她在擔心什么。
有多少戀愛中的知青情侶,因為一方回城而最終分道揚鑣。
那些美好的誓言,在現實面前變得如此脆弱。
我想安慰她,卻找不到合適的話語。
因為我自己也不確定,一旦回到北京,面對父母的期望和城市的誘惑,我是否還能堅定地回到這片荒蕪的土地。
臨行前的晚上,楊巧云送給我一個她親手縫制的布包,里面裝著一些她自制的藥丸。
"路上小心,"她說,"這是我做的中藥丸,可以治頭痛和感冒,你帶著,也給阿姨帶一些。"
我接過布包,心中一陣酸澀。
在這個物資匱乏的年代,這些藥丸凝聚著她多少心血。
她還給了我一封信:"到了北京再看。"
我把信小心地放進內衣口袋,緊貼著心口。
臨別時,她沒有哭,只是緊緊地握了握我的手:"無論你做什么決定,我都尊重。"
那一刻,我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責任感。
回到北京后,我發現母親的病情并不是特別嚴重,經過治療已經好轉。
但父母顯然希望我能留下來。
父親托人給我找了一個在工廠當學徒的機會,母親則時不時地提起鄰居家的女兒如何如何好。
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我終于打開了楊巧云的信。
信很短,只有寥寥數語:"建國,北京是你的家,我知道那里有你的父母和童年的記憶。如果你選擇留下,我會理解。但請記住,在北大荒的這片黑土地上,有一個姑娘,曾經教你如何插秧,如何辨認莊稼,如何在嚴寒中保持溫暖。無論你在哪里,愿你平安喜樂。"
讀完信,我淚如雨下。
信中沒有纏綿的表白,沒有挽留的話語,只有那份樸實而深沉的情感,如同北大荒的黑土地,不聲不響卻蘊含著無限力量。
那一晚,我輾轉反側,無法入睡。
腦海中不斷浮現出楊巧云的身影:她在田間勞作時的專注,她為病人治病時的認真,她在篝火晚會上歌唱時的明亮眼神...
這些畫面與北京的高樓、街道、燈光交織在一起,讓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
"建國,"有一天晚上,父親嚴肅地對我說,"你已經在農場吃了兩年苦,夠了。留在北京吧,我和你媽不容易,就你一個兒子,我們也想你能離我們近一點。"
我低著頭,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北京的生活的確比北大荒舒適太多:有熱水澡可以洗,有電影可以看,不用起早貪黑地干重活,也不用擔心糧食是否能豐收。
但每當夜深人靜,我卻總是夢見那片黑土地,夢見楊巧云在田間勞作的身影。
一天,我去看望了初中的老同學王強。
他也是知青,比我早一年回到北京,現在已經在一家工廠上班了。
"老劉,你可千萬別回去了,"王強拍著我的肩膀說,"咱們下鄉是為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又不是真要一輩子當農民。再說了,現在能回來多不容易啊,別人擠破頭都回不來呢!"
我點點頭,沒有反駁,但心里卻有個聲音在說:可是,楊巧云呢?
又過了幾天,父親的工友帶著女兒來我家做客。
那姑娘叫李小蘭,是紡織廠的一名女工,長相清秀,說話溫柔。
飯桌上,大家有意無意地撮合我們,氣氛十分尷尬。
看著李小蘭羞澀的樣子,我不禁想起了楊巧云那爽朗的笑聲和麥色的臉龐。
雖然李小蘭很好,但我的心早已不在這里了。
在北京待了一個月后,我做出了決定。
我要回北大荒,回到楊巧云身邊。
當我把這個決定告訴父母時,他們先是震驚,繼而是不解,最后是無奈的接受。
"是不是在那邊有了對象?"母親敏銳地問。
我點點頭,然后把楊巧云的事告訴了他們。
說起她如何勤勞能干,如何堅強樂觀,如何在艱苦的環境中依然保持善良和熱情。
"她是個好姑娘,"父親聽完后說,"但你要想清楚,農場的生活不容易,你們的將來..."
"我想清楚了,爸。"我堅定地說,"在北大荒這兩年,我學會了很多。那里雖然艱苦,但也是可以建設的。楊巧云教會了我怎樣在那片土地上生存下去,也許...也許那里才是我應該在的地方。"
看著我堅定的眼神,父母不再多說什么。
臨行前,母親塞給了我一個包袱:"給你媳婦帶點城里的東西,讓她也嘗嘗北京的味道。"
包袱里有幾件新衣服、一些糖果,還有母親最愛的一條絲巾。
我鼻子一酸,緊緊地抱住了母親。
一九七一年春天,我回到了北大荒。
當我背著行囊出現在農場門口時,楊巧云正好從田里回來。
她看見我,愣在了原地,臉上的表情從驚訝到難以置信,再到喜極而泣。
"你...你回來了?"她的聲音有些顫抖。
"我回來了,"我走上前,握住她的手,"我想明白了,我的家在這里,在你身邊。"
當得知我放棄了留在北京的機會后,楊巧云眼中的驚訝和感動讓我確信,我做了正確的選擇。
同年秋天,我們舉行了簡單的婚禮。
婚禮上沒有豪華的場面,沒有豐盛的酒席,只有農場社員們真誠的祝福和自家釀的米酒。
楊巧云穿著我從北京帶回來的紅色毛衣,頭上別著幾朵野花,笑得比任何時候都要燦爛。
我們的婚禮雖然簡樸,卻充滿了歡笑和溫情。
生產隊的老支書為我們證婚,他那飽經風霜的臉上難得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今天我們農場又添了一對新人,"他用濃重的東北口音說道,"希望你們和這片黑土地一樣,扎根在這里,生生不息。"
婚后,我們在農場分到了一間小平房。
房子不大,只有一張床、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但對我們來說已經足夠。
楊巧云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凈凈,還在窗臺上養了幾盆野花,屋子里頓時有了生機。
每天清晨,我都會被窗外的鳥鳴聲喚醒,睜開眼看到的是楊巧云在灶臺前忙碌的身影。
她會為我準備一碗熱氣騰騰的玉米粥,雖然簡單,卻讓我感到無比幸福。
結婚第二年,我們的兒子出生了。
我們給他取名劉希望,寄托著我們對未來的期許。
孩子的到來,讓我們的小家更加完整。
楊巧云成了一個賢惠的妻子和慈愛的母親,而我,也盡力做一個負責任的丈夫和父親。
有了孩子后,生活變得更加忙碌,但也更加充實。
楊巧云依然堅持在生產隊勞動,有時還要照顧農場上的病人。
而我,也從當初那個不諳農事的城里知青,成長為能獨當一面的農場骨干。
一九七二年,我被評為農場的"先進生產者",這是我第一次獲得這樣的榮譽。
楊巧云比誰都高興,她特意做了一桌豐盛的晚餐來慶祝。
"我就知道你能行,"她笑著說,"北京知青也能成為種地好手!"
那一晚,看著妻子忙碌的身影和襁褓中熟睡的兒子,我心中滿是感激和幸福。
如果當初我選擇留在北京,或許會有更舒適的生活,但我可能永遠不會體會到這種平凡卻真實的幸福。
在北大荒的日子并非一帆風順。
有饑餓的冬天,有失收的年份,有病痛的折磨,也有對未來的迷茫。
七三年夏天,我們遭遇了一場特大洪水。
河水漫過了堤壩,淹沒了大片的莊稼。
我和農場的社員們日夜奮戰在抗洪一線,筑堤、排水、搶救莊稼。
楊巧云那時正懷著我們的第二個孩子,卻仍堅持做好后勤工作,為抗洪的人們送飯送水。
洪水過后,我們的房子雖然保住了,但那年的收成卻幾乎顆粒無收。
冬天來臨時,糧食異常緊張,我們不得不精打細算,甚至靠野菜和樹皮充饑。
那段日子,每當我看到楊巧云瘦削的身影,心里就一陣陣揪痛。
她懷孕期間營養不良,生下的女兒比正常嬰兒要小很多。
我們給女兒取名劉堅強,希望她能像她的名字一樣,堅強地活下去。
好在苦難總會過去。
七四年春天,農場引進了新品種的水稻,產量比以往高出了一倍多。
我們的生活也開始慢慢好轉。
孩子們健康地成長著,楊巧云的醫術也越來越受到認可,經常有鄰近農場的人特意來找她看病。
我們的小屋也添置了新家具,甚至買了一臺收音機,每天晚上都能收聽到北京的廣播節目。
七八年,國家政策有了變化,許多知青開始返城。
我們也收到了可以回北京的通知。
面對這個決定,我和楊巧云進行了長談。
"你想回去嗎?"她問我,眼神中有著試探。
我看著窗外那片我們耕種了十年的黑土地,想起了我們在這里經歷的風雨和收獲。
"這里已經是我們的家了,"我回答,"除非你想回東北老家?"
楊巧云搖搖頭,眼中噙著淚水:"我哪兒也不想去。這里有我們的房子,有我們的地,還有我們的回憶......"
就這樣,當大多數知青選擇返城時,我們決定留下來。
政策的調整給農村帶來了新的活力。
我們用積蓄買了一頭奶牛,開始嘗試著發展家庭副業。
楊巧云還開辦了一個小診所,為周圍的農民提供醫療服務。
我則帶領幾個留下來的知青組建了一個農機服務隊,幫助農場和周圍的村莊耕種。
孩子們在農場小學上學,成績都很好。
希望對機械特別感興趣,經常拆裝各種農具;堅強則繼承了母親的特長,對草藥和醫學很有研究。
八十年代初,我回北京探親,看到城市的變化日新月異,不禁有些恍惚。
高樓大廈拔地而起,馬路上汽車川流不息,商店里的商品琳瑯滿目。
父母已經退休,見到我和孫子孫女,喜極而泣。
他們勸我考慮搬回北京,但當我把這個想法告訴楊巧云時,她只是輕輕地說:"劉建國,家在哪里,是你自己的選擇。"
我看著她已經有了皺紋的臉龐和略顯粗糙的雙手,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愧疚和感激。
這些年,是她一直支持著我,給了我勇氣和力量。
"不,我們哪兒也不去,"我堅定地說,"咱們的根已經在這里了。"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北大荒的面貌也在悄然改變。
新的農業技術和管理方式使產量大幅提高,我們的生活水平也明顯改善。
八五年,我們蓋起了新房子,不再是當年的土坯房,而是磚瓦結構的兩層小樓。
房子雖然比不上城里的公寓,但對我們來說,已經是天大的改善。
希望考上了哈爾濱工業大學的農業機械專業,實現了我們對他的期望。
堅強則跟著母親學醫,后來考入了哈爾濱醫科大學,成為一名真正的醫生。
看著孩子們一步步成長,我和楊巧云臉上的皺紋也越來越多,但我們的心卻越來越年輕。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選擇是對的。
今年是一九八八年,我和楊巧云來到北大荒已經整整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我是一個懵懂的北京少年,而她是一個堅強的東北姑娘。
二十年后,我們都已兩鬢斑白,但那份初心依舊。
在這二十年里,我們見證了北大荒從貧瘠到富饒的轉變,也見證了彼此從青澀到成熟的成長。
我們的生活沒有轟轟烈烈的大事,只有日復一日的平凡。
但正是這些平凡的日子,編織成了我們不平凡的人生。
回望這二十年,我沒有轟轟烈烈的事業,沒有顯赫的成就,只是在這片黑土地上,與一個東北姑娘共同建立了我們簡單而溫暖的家。
在物質匱乏的年代,我們擁有的是彼此的陪伴和對生活的熱愛;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收獲的是多年付出后的安穩與平和。
有時候,夜深人靜,我會想起當年那個剛到北大荒時對未來充滿迷茫的北京少年,以及那個手端熱粥向我走來的東北姑娘。
二十年過去,我們的容顏已改,但那份初心依舊。
在北大荒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我們耕耘、收獲,經歷風雨、見證四季更替。
楊巧云常說,人生就像種地,播下什么種子,就會收獲什么果實。
而我們,播下的是愛與堅守,收獲的是平凡卻真實的幸福。
如今,站在我們的小院里,看著遠處連綿起伏的田野,聽著孫子孫女的歡笑聲,我感到一種深沉的滿足。
曾經有人問我,當初選擇留下而不是回到北京,我后悔嗎?
我想說的是,在這個世界上,真正的家,難道不正是有愛的地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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