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各國都有刺字和文身的習(xí)俗，先在人身上刺字或圖案，再涂以墨汁或其他色素，使之沉著于皮下組織，永不褪落。除刺字、文身而外，宋代還有簪花的習(xí)俗。

刺字

宋代繼承前代習(xí)俗，在軍人和大多數(shù)囚犯的面部或其他部位刺字。對于囚犯，是作為刑罰之一，北宋初僅適用于貸死的囚犯，此后適用范圍日益擴(kuò)大到大多數(shù)囚犯。至孝宗淳熙間，刺配法增至570條。神宗末年，重定黥配法，規(guī)定“犯盜，刺環(huán)于耳后；徒、流以方，杖以圓。三犯杖，移于面，徑不得過五分”。刺面分為大刺與小刺兩種。凡被認(rèn)為“情重兇惡”的囚犯，所刺之字稍大，兩面分刺。仁宗贊成只刺一面，字樣可稍大。所刺文字，如囚犯被判流罪，命刺其面為“刺配某州牢城”。如果罪不至此，量刑過重，則在這些字前加“特”字。高宗、孝宗時，對寬大處理給予“貸命”的“強(qiáng)盜”，在額上刺“強(qiáng)盜”二字，在臉上刺大字“配某州或某府重役”，或“配某州、府屯駐軍重役”。如被寬大處理的“強(qiáng)盜”而可充兵，則在額上刺“免斬”二字，在“面刺雙旗”。

北宋還繼承前朝的習(xí)俗，凡招募士兵，皆在其面部刺上小字，“各識軍號”。仁宗初年，規(guī)定在京東西、河北等路募兵，“當(dāng)部送者刺‘指揮’二字”。慶歷二年，選河北、河?xùn)|強(qiáng)壯并抄民丁刺手背為“義勇”。康定間，又在環(huán)、慶二州以沿邊弓手“涅手背充”寨戶。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再次在陜西點(diǎn)義勇，“止涅手背”。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在河北招募蕃人弓箭手，“蕃兵各愿于左耳前刺‘蕃兵’二字”。欽宗靖康元年（1126年），朝廷擬在陜西路招募“義勇”，“止于右臂上刺字”。南宋時，士兵仍然免不了在額部和手背刺字。方回記載說，當(dāng)時“大軍刺字，號以姓名；禁、廂軍刺額，號以六點(diǎn)”。額部一般刺軍號，手部一般刺姓名。

有些軍人為了表示自己的志向，也在自己身體上刺字。如北宋時，兵馬副部署、保州刺史呼延贊在自己身上刺“赤心殺賊”四字，表示“愿死于賊”。岳飛背上刺有“盡忠報(bào)國”四個大字，“深入膚理”，相傳是岳飛的母親親自替他刺上的。高宗初年，抗金名將王彥退入太行山，聚集義軍。為表示抗敵的決心，義軍皆面刺“赤心報(bào)國，誓殺金賊”八字，號稱“八字軍”，河北、河?xùn)|百姓紛紛響應(yīng)。

金朝奴婢的面部或身上往往刺字，對此朝廷一般不予過問。宋金戰(zhàn)爭之初，金軍統(tǒng)帥完顏?zhàn)诤玻ㄕ澈保┟罡鞯卮罅孔侥弥性癖姡瑢⑺麄儧]為奴婢，在這些奴婢“耳上刺‘官’字”，先“散養(yǎng)民間”，再“立價賣之”。南宋使者范成大在金朝親眼看到奴婢“兩頰刺‘逃走’二字”，系“主家私自黥涅”。其《清遠(yuǎn)店》詩云：“屠婢殺奴官不問，大書黥面罰猶輕。”而宋朝則禁止主人私自黥刺奴仆。宋英宗時，官員劉注被“追三官，潭州編管”，其罪狀之一便是“刺仆人面，為‘逃走’二字”。

文身

宋代有些市井百姓喜歡文身，稱為“刺繡”。迎神的團(tuán)體稱“錦體社”。專門為人文身的工匠稱“針筆匠”，他們往往“設(shè)肆為業(yè)”。荊州的街子葛清，自頭頸以下遍刺白居易的詩和畫：“不是此花偏愛菊”句，刺“則有一人持杯，臨菊叢”圖，“黃夾纈林寒有葉”句，刺“一樹上掛纈”圖。共刺20多處，人們稱他為“白舍人行詩圖”。宋太祖、太宗時，有“揀停軍人”張花項(xiàng)，晚年出家做道士。當(dāng)時習(xí)俗“以其項(xiàng)多雕篆”，所以“目之為‘花項(xiàng)’”。徽宗時睿思殿應(yīng)制李質(zhì)，年輕氣盛，行為“不檢”，“文其身”，被賜號“錦體謫仙”。東京百姓在大街上慶祝重大節(jié)日時，“少年狎客”往往追隨在妓女隊(duì)伍之后，也“跨馬輕衫小帽”，另由三五名文身的“惡少年”“控馬”，稱“花腿”。所謂花腿，乃自臀而下，紋刺至足。東京“舊日浮浪輩以此為夸”。南宋初，張俊所率軍隊(duì)常駐“行在”，挑選少壯長大的士兵皆刺花腿，防止逃往其他軍隊(duì)，“用為驗(yàn)也”。孝宗、寧宗時，饒州百姓朱三的“臂、股、胸、背皆刺文繡”；鄱陽東湖陽步村民吳六也“滿身雕青”；吉州太和居民謝六“舉體雕青，故人目為‘花六’，自稱青獅子”。理宗淳祐以后，臨安有名的店鋪中有金子巷口陳花腳面食店，其店主人顯然也是刺雙腿者。現(xiàn)存宋人畫雜劇《賣眼藥》絹畫中，繪有一位手臂“點(diǎn)青”的市民（圖一）。但朝廷嚴(yán)禁宗室“雕青”。

圖一 南宋佚名 《雜劇賣眼藥圖》 故宮博物院藏

由于不少南方少數(shù)民族系古代越人的后裔，他們直到宋代仍保留文身的習(xí)俗，如《清波雜志》卷10稱：廣南黎洞“人皆文身，男女同浴”，以致有“文身及老幼，川浴女同男”之說。但又各有其特點(diǎn)，壯族先民只有女奴婢才黥面。《嶺外代答》卷10《繡面》稱“邕州溪峒使女，懼其逃亡，則黥其面”。而黎女繡面屬于“吉禮”，《諸蕃志》卷下《黎》云：“女及笄即黥頰為細(xì)花紋，謂之繡面。女既黥，集親客相賀慶，惟婢獲則不繡面。”黎族先民只有女性才繡面，而金齒蠻則男性與女性皆文身，并因此有繡面蠻、花腳蠻一類的稱呼。《云南志略·諸蠻風(fēng)俗》稱：“文其面者，謂之繡面蠻；繡其足者，謂之花腳蠻。”《馬可波羅行紀(jì)·金齒州下》說：“男子刺黑線紋于臂腿下。刺之法，結(jié)五針為一束，刺肉出血，然后用一種黑色顏料擦其上，既擦，永不磨滅。此種黑線，為一種裝飾，并為一種區(qū)別標(biāo)識。”

簪花

宋代沿襲前朝習(xí)俗，不論社會地位或性別、年齡，在平時或節(jié)日，都簪戴花朵（圖二）。

圖二 宋佚名《宋仁宗后坐像》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從宋初起，逐步形成“故事”：凡大臣參加皇帝舉辦的宴會，皆賜給宮中名花，其中親王和宰臣由內(nèi)侍將花插在他們的幞頭上，其他官員自己戴花。皇帝有時也特命內(nèi)侍為寵愛的翰林學(xué)士戴花，使旁觀的官員們羨慕不已。每年三月，皇帝與大臣們赴金明池游玩，從宰相到從臣，都賜“生花”即鮮花，“皆簪花而歸”。這些花朵分為三品：凡遇圣節(jié)大宴，如有遼朝使臣參加，則用絹帛做花，“示之以禮儉”。春、秋季的兩次宴會，則用羅帛做花，“為甚美麗”。至于大禮后恭謝、上元游春等，從臣都隨皇帝出行，到時安排小宴稱為“對御”。凡遇“對御”，即賜從臣們“滴粉縷金花”，“極其珍巧矣”。在賜給從臣們“燕花”時，一般按照官員的品階決定多少，而在賜給滴粉縷金花時，數(shù)量則比平常加倍。這些花朵因?yàn)槭腔实圪n給的，所以又稱“御花”，大臣們遇到這種場合都要穿“公裳，簪御花”。花朵一般都插在幞頭上，所以又稱“簪戴”。

宋朝皇帝每逢重要慶典，也簪戴花朵。如真宗時，曾特賜東京留守陳堯叟和大內(nèi)都巡檢使馬知節(jié)御宴，“真宗與二公皆戴牡丹花而行”。在宴會中，真宗命陳堯叟“盡去所戴者”，“召近御座，真宗親取頭上一朵為陳簪之，陳跪受拜舞謝”。徽宗每次出游，回宮時則“御裹小帽，簪花，乘馬”。同時，對“前后從駕臣僚、百司儀衛(wèi)，悉賜花”。南宋時，官員們每逢重要節(jié)慶，如郊祀、明堂禮畢回鑾、圣節(jié)、賜宴時，都在幞頭簪花。花朵分為三種，一為大羅花，分為紅、黃、銀紅三種顏色；二為欒枝即雙枝，用各種顏色的羅制成；三為大絹花，分為紅、銀紅兩種。羅花以賜百官，欒枝賜卿、監(jiān)以上官員，絹花賜將校以下武官。各級官員所戴花朵有一定的數(shù)量，不準(zhǔn)隨便超過限數(shù)（圖三）。

圖三 南宋佚名《田畯醉歸圖》（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宋代官民所戴花朵，除上述羅花、絹花、滴粉縷金花外，還有真花即生花，以及用通草、琉璃制成的花朵。人們喜愛簪戴真花的著名地區(qū)有洛陽和揚(yáng)州，《洛陽牡丹記》說：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fù)擔(dān)者亦然”。揚(yáng)州居民與洛陽“無異”，“無貴賤皆喜戴花”。這兩地居民所戴之花大都是真正的牡丹和芍藥。當(dāng)然，洛陽居民也有戴仿生花朵的。如宋太祖開寶初年，洛陽有李姓染匠，又“能打裝花纈”，人們稱之為“李裝花”。這種仿生花朵使用羅、絹為材料。此外，還有用通草和琉璃即玻璃制作花朵的。如寧宗時，饒州一戶居民以生產(chǎn)通草花朵為業(yè)。度宗時，宮中流行簪戴琉璃花，因此“都下人爭效之”。當(dāng)時，臨安有人賦詩道：“京城禁珠翠，天下盡琉璃。”“識者以為流離之兆。”

南宋臨安的414行中，有面花兒行或花朵市、花團(tuán)。著名的花市或花團(tuán)在官巷，官巷內(nèi)著名的花鋪有齊家、歸家花朵鋪，它們專門生產(chǎn)和銷售各種花朵，其中有“像生花朵”、“羅帛脫蠟像生四時小枝花朵”等。

本文摘自《生于大宋：宋代的日常生活》，朱瑞熙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5月。澎湃新聞經(jīng)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權(quán)發(fā)布。

來源：朱瑞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