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品外，父親或者影響著作家的寫作，讓作家們寫出的作品里總是存在著童年創傷的回響，或者讓作家們在自己成為父親后彰顯了人性的缺失。當然，也有作家成為了相當優秀的父親，用溫和的親情引導著子女的教育。不過，最豐富的父親們仍舊發生在文學作品內部，小說中的父親角色是家庭的統治者，是社會主題的化身，在“父親”這個主題的名義下，我們得以洞悉從現實到人性幽微的各種角落。

在文學史上，很多作家在成長中都伴隨著父親的陰影（不少人甚至成年后依舊如此），這種陰影與創傷也體現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一批作家在擁有孩子后也變成了一個極為糟糕的父親。盡管這種現象只是偶然性事件，但它們之間存在的聯系也的確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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綽綽有余的陰影

“‘所以你聽著——我判你現在投河而死。’格奧爾格感覺自己被趕出了房間，父親在他身后倒在床上的聲音，還在他的耳邊回蕩……”

這是弗朗茨·卡夫卡的短篇小說《判決》里的片段，這位奧地利作家、現代文學的先驅式作家創造出了世界文學中最令人難以釋懷的父親陰影。第一次讀到這個短篇小說的時候我還在上初中——正巧是悸動、孱弱、壓抑三者并行的年紀。卡夫卡用不同尋常的方式所創造的父親形象頓時擊中了我的認知，甚至讓我感到無比熟悉，在讀完這個短篇小說后，仿佛那些潛伏在中學生活角落里的諸多陰影全都清晰了起來。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有《判決》中格奧爾格的父親手撐天花板的那一幕：

“‘放心，被子都蓋好了。’

‘不！’父親喊道，打斷他的答話，然后使勁將棉被掀開，棉被一下子散開了，而他挺立在床上。他輕松地用一只手撐著天花板，說：‘我知道你就是想把我蓋上，好小子，但我還沒到完全被蓋上的地步。就算用我僅剩的力氣來對付你也綽綽有余！’”

那個瞬間，我仿佛也和格奧爾格一樣無力。那個手撐天花板的父親成為了一個不可反抗、高高在上的陰影，因此，格奧爾格最后遵從父親的判決，一路跑出家中投河而死的結局也順理成章——因為沒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判決》這篇小說稱得上是卡夫卡最精彩的一個短篇，同時弗朗茨·卡夫卡與父親的形象也是世界文學中最耐人尋味的一點，這不僅是由于卡夫卡用反常的

語言和情景在小說中創造出了父親形象投射到生活里的窒息感，也是因為現實生活中的那位父親的確是卡夫卡人生的夢魘。

在卡夫卡的人生中，他的父親猶如一位暴君，管束著卡夫卡的生活，同時完全不理解卡夫卡的文學創作。赫爾曼·卡夫卡暴躁的性格和完全無法溝通的家庭環境讓弗朗茨·卡夫卡陷入絕望，正是在這種窒息感的壓迫下，弗朗茨·卡夫卡的小說完成了一種神奇的主題，他許多作品的創作根源來自于他無法掌控的生活，可能是訂婚的反復無常，可能是父親的暴怒，可能是一場場道德審判，在他內心的恐懼感和窒息感的泵壓中，這些主題濺射到了更深遠的地界，我們既能直觀地感受到小說中父親帶來的壓迫感，也能在面對父權制、納粹社會、身份問題等多個主題時依然想起卡夫卡在小說中所創造的那種情境；后者從來不是卡夫卡小說主題的核心，但卻是卡夫卡小說所觸及的所有邊界。

卡夫卡《致父親》插圖。

1919年，卡夫卡想要寫信給父親——當然這封信卡夫卡的父親最后并沒有收到。在信中卡夫卡向父親直接敘述了對方給自己留下的陰影，“這有那么點讓人想起一條蟲，尾部被一只腳踩著，前半部掙脫出來，向一邊蠕動。我得到一定程度的安全，得以松一口氣，你一開始就對我的寫作產生了反感”。卡夫卡最終也未能與自己的父親達成任何形式上的和解，即使文學寫作這件事本身，對卡夫卡本人的最大意義也只是在于掙脫。

美國詩人哈特·克蘭在文學創作上同樣遭遇了不被父親理解的困境。相比于卡夫卡父親所帶來的精神壓力，哈特·克蘭的父親所施加的壓力主要在于經濟方面。哈特·克蘭的父親一直要求詩人去自己的公司擔任推銷員，而對克蘭的詩歌創作嗤之以鼻，當哈特·克蘭無力支付房租之時，頗有資產的父親也沒有給予他任何資助。再加上詩人本身所處的自我認同困境，在1932年的一次船只航行中（據說詩人前一晚遭受了船員的毆打），醉酒的哈特·克蘭跳入墨西哥灣自殺。由于之后并沒有找到克蘭的尸體，因此人們更愿意相信詩人只是消失在了大海中，而非死亡。

而另一方面，那些不幸擁有暴君式父親的作家們，即使在自己的作品與人生中也無法擺脫掉他們的陰影。卡夫卡的絕望是他無法從任何一方中掙脫，而大多數作家則只能在作品里短暫掙脫，卻在人生中陷入困境。美國小說家大衛·福斯特·華萊士是個會在寫作時渾身大汗、以馬拉松方式創作大部頭小說的后現代癮君子，在他的小說中我們也能發現這位作家對毒品類型簡直如數家珍，作為讀者我們很難想象這一點居然源自于他教育良好的家庭。大衛·福斯特·華萊士的父親是哲學教授，母親是英語教授，他們對華萊士的教育都很上心，唯獨不管的一點是任由華萊士吸食大麻；當十幾歲的華萊士被父親抓到在車里吸食大麻的時候，家里人的反應只是讓他以后換個地方，別把臭烘烘的味道帶到車里。

尤金·奧尼爾從父親那里繼承的惡習則是酗酒——這個惡習可以說直接毀掉了尤金·奧尼爾一家人。他的父親酗酒成性，同時為了減少妻子懷孕期間的痛苦而為奧尼爾的母親注射了過量的嗎啡，從而導致奧尼爾的母親染上了毒癮。混亂的家庭環境不僅讓尤金·奧尼爾只能也像父親那樣憑借酗酒擺脫苦惱，還摧毀了奧尼爾之前的所有信仰，出身于愛爾蘭天主教家庭的他在劇作中時常質問上帝，“如果真有上帝的話，讓他一拳把我打死啊！”

法國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則直接被自己的父親所拋棄。當他那位從事黑市走私的父親和另一位情人在一起之后，他便斷絕了前妻和莫迪亞諾的經濟援助。1965年，莫迪亞諾和自己的母親實在到了身無分文的地步（在這之前，莫迪亞諾不得不依靠去圖書館偷書、再賣給書店老板來維持生計），于是莫迪亞諾只好尋找自己的父親求助，沒想到莫迪亞諾的父親直接向警察舉報，污蔑莫迪亞諾是騷擾自己生活的一個流氓。這也是為何在莫迪亞諾的作品里父親這個形象經常以缺席的形式出現在敘事中。

喬伊斯的父親，約翰·斯坦尼斯勞斯·喬伊斯則被認定是愛爾蘭歷史上最為劣跡斑斑的作家父親——不過給出這一斷言的作家科爾姆·托賓似乎有些夸大了。老喬伊斯讓詹姆斯·喬伊斯自幼就見識到了什么叫做屬于父權的喜怒無常，當沒錢的時候，老喬伊斯會酗酒、責罵身邊的所有人、拳腳相加，經常坐在桌邊把牙齒咬得咯咯響，甚至企圖掐死自己的妻子；而當有錢的時候，老喬伊斯會喜形于色，欺凌比自己弱小的其他人。在這位父親的身上，喬伊斯深刻觀察到了諸多屬于愛爾蘭人的民族特質，也幫助他在日后完成了《都柏林人》這部著作。他將兒子趕出了愛爾蘭，家中的幾個女兒成年后一有機會就選擇離開家庭，搬到遠方，甚至從此與老喬伊斯斷絕聯系。在人生的最后十九年里，詹姆斯·喬伊斯也沒有再見過自己的父親，在父親死后，詹姆斯·喬伊斯給朋友T.S.艾略特寫信：

他愛我至深，我為自己這么多年來沒去都柏林看他而感到的悲傷和悔恨因此又添一層。我不斷讓他誤以為我會去看他，并一直與他保持通信。雖然我非常想去，但我信賴的一種直覺阻止我前往。

喬伊斯會什么會留下如此矛盾的一封信件？從喬伊斯一家留下的資料中可以發現，詹姆斯·喬伊斯似乎是整個家庭里唯一對父親留有念想的人。對此，詹姆斯·喬伊斯的兄弟在另一部傳記《看守我兄長的人》里有過一點解釋，那就是身處寄宿學校的年幼兄長大多數時候并不在家中，因此能更多地記住回家時那罕見的溫情，而且老喬伊斯似乎預見到了詹姆斯·喬伊斯的文學成就，所以對待詹姆斯·喬伊斯的方式和家里的其他子女完全不同。因此可以說，老喬伊斯或許是愛爾蘭歷史上最惡劣的父親，但卻并不是最惡劣的作家父親。

而在日本，整個“白樺派”作家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著父親沖突這個主題。這個文學流派因為在文學雜志《白樺》上發表作品而得名，他們大多是日本的貴族子弟，喜歡文學，和傳統貴族階層的父親所期待的志向背道而馳，因此與家中決裂。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志賀直哉，他拒絕了父親讓自己進入銀行界發展的要求，并最終因為母親去世的同年父親就另結新歡而與父親決裂。

在文學的世界里，似乎存在著一個俄狄浦斯式的群體潛意識，面對母親，人們總是會聯想到無條件的愛（當然，除了法國的大嘴巴作家米歇爾·維勒貝克，他在小說中把自己的母親寫得惡毒可恥，最終激怒了后者；他的母親還寫出了一本抨擊兒子的書籍，母子二人互相詈罵徹底決裂，也算是世界文學界罕有的場景），而面對父親時，人們潛意識中喚醒的總是先天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服從、壓迫和陰翳（尤其是千禧年之前的作家們）。這種先天性的潛意識因為作家們的現實遭遇，而在作品中變得更加具象化。然而，即使人們碰到了這種先天性的、自己完全無法選擇和避免的父權壓迫，它所施加的影響也并不是唯一的。

《王爾德、葉芝、喬伊斯與他們的父親》

作者：（愛爾蘭）科爾姆·托賓

譯者：張蕓

版本：群島圖書丨上海譯文出版社20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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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影響

詹姆斯·鮑德溫是美國歷史上著名的黑人作家和民權運動家。鮑德溫在國內也有不少讀者，因為其作品的反抗意識和平等的觀點讀來非常振作人心，在談及種族問題時，鮑德溫并沒有過度強調黑人與白人間的敵對，而是提倡所有人來共同面對這個問題：“種族問題是所有美國人的遺產，無論他或她在法律上或事實上是黑人還是白人。這是一份恐怖的遺產，無數的人早在很久以前就為了它出賣了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然而，詹姆斯·鮑德溫卻并不是在這種辯證的環境中成長的，他的父親是個極度仇視白人的人，在詹姆斯·鮑德溫的教育過程中一直灌溉著仇恨的觀念。

大衛·鮑德溫是詹姆斯·鮑德溫的繼父（鮑德溫并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誰），他和詹姆斯之間的關系極為緊張，父子二人還發生過斗毆，原因則是大衛·鮑德溫認為詹姆斯的閱讀愛好和結交白人朋友這些事情有損于自己的身份。作為曾經遭受過壓迫與歧視的黑人，大衛·鮑德溫對白人充滿仇恨，他信仰基督教的唯一原因就是每天祈禱上帝能夠毀滅白人。這種仇恨迫使他要求生活里的其他黑人也應當與白人保持這種敵對關系，當詹姆斯·鮑德溫在生活中與白人接觸時，大衛認為這個繼子犯下了令黑人蒙羞的錯誤。甚至有時，這會導致詹姆斯·鮑德溫成為繼父大衛的發泄對象，相比于直接毆打白人，毆打一個喜歡白人的繼子顯然要輕松得多。

詹姆斯·鮑德溫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但卻并沒有從大衛那里繼承那種對白人的極端仇恨——雖然他繼承了酗酒與暴躁的性情。他曾經常做一些與繼父相關的噩夢，卻最終在大衛去世后達成了神奇的和解，一如他本人不斷變化的觀點一樣。

也有不少作家的情況與詹姆斯·鮑德溫恰好相反，他們的性格在父親行為的影響下反其道而行之，父親試圖往他們體內灌注的陽剛之氣不僅絲毫無助于作家個性的形成，反而與此相反。阿德里安·普魯斯特——馬塞爾·普魯斯特的父親——作為法國巴黎鼎鼎有名的首席醫師，非常擔心兒子馬塞爾·普魯斯特的柔軟氣質會導致他日后成為一名同性戀，為了防患于未然，阿德里安想出了一個完全沒有醫學依據的辦法：將17歲的馬塞爾·普魯斯特送到了妓院。他認為讓兒子在臨近成年時開個葷會對他的性格有好處。但過于緊張的普魯斯特在妓院打碎了夜壺，最后反而欠了妓院三法郎。而且從日后的文學風格來看的話，馬塞爾·普魯斯特的文風絲毫沒有受到影響，他的文字非常柔和細膩，完全沒有印象里的男性作家特征，反倒是真正的身體疾病一直困擾著普魯斯特。從10歲開始馬塞爾·普魯斯特就被哮喘病困擾，他患有嚴重的呼吸疾病，人生中大多數時間只能躺在病榻上用文字和幻象勾勒著華麗的世界——可惜的是，那位身為首席醫師的父親并沒能治愈他的這些真正的疾病。

田納西·威廉斯則因為父親的強勢而陷入自我懷疑。他的童年和普魯斯特很像——7歲時患上白喉，此后大多數時間都因為身體過度虛弱而什么都不能做；田納西·威廉斯的母親給他買了一臺打字機，讓他用寫作和想象排解時間。而他與普魯斯特完全不同的一點在于，田納西的父親可不是什么有過高等教育經歷的醫師，而是一個性格暴躁的鞋店售貨員。

父親暴躁的性格和家庭內部的清教徒教育讓田納西·威廉斯非但沒有被培養出剛烈的性格，反倒使得他在父親的壓迫下時常覺得自己不夠有男子氣概，懷疑自己是個別人瞧不起的娘娘腔。在日記中，田納西·威廉斯甚至將這種男子氣概的必要性追溯到了自己的先祖，“我必須謹記我的祖先打過印第安人！啊！不！我必須謹記自己是個男人——歸根結底——而不是哭哭啼啼的嬰兒”。在父親的暴躁影響下，田納西·威廉斯長期壓抑著他骨子里與此相反的另一面，以至于在他的戲劇作品中，“亂倫”成為一個潛在的主題。他和自己姐姐羅茲的關系在日記信件中顯得非常古怪，將羅茲稱為田納西·威廉斯成長時期的一個情人幾乎毫不為過。

我們可以確認一點，假如父親的形象是一團暴躁的陰影，那么他們對作家心靈所施加的影響幾乎是難以消融的，然而，諸多作家的性格與文學風格也呈現出了強烈的獨立性——人的心靈并不會因為暴君式的家庭統治而滑向唯一的結局。卡夫卡成為了一個不斷掙脫又不斷被踩回腳下的靈魂，尤金·奧尼爾則用同樣狂暴的性格予以回敬，被父母當做女兒來撫養、打扮成洋娃娃的里爾克反倒因此在詩歌中洞察到一種主題式的力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那些險些摧毀了他們的童年經歷，反倒激化了他們天性中的自我意識。在他們的作品中，“父親”這個形象總是成為潛在的主題，而且那些經典的作家們總是能夠通過靈魂、缺席、變形、隱喻等諸多形式讓這個形象投射出更多意味。

在世界文學中，敘述了最惡劣父親的作家應當是法國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安戈，她在多部作品中講述了自己童年時被父親強奸的經歷——然而，大部分人認為安戈的創作屬于“虛構自傳”，她虛構了一個被父親侵犯的自我人生。假如安戈的作品是真實的，那么恐怖的暴君父親在她身上施加的影響是所有作家中最具毀滅性的，它讓作家無法從這個主題中掙脫——哪怕是一個小小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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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家們成為父親

不過就作家群體而言，有個諷刺性的事情是當作家們自己成為父親后，不少人的表現也令人咋舌。2022年，一篇《城堡里的馬原》讓我們看到這位國內作家幾乎是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孩子。再之前的2016年，愛爾蘭作家約翰·班維爾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聲稱，自己并不是一個好父親，而且“所有作家都很難成為好父親”，“因為你承受了太多，也自我消耗了太多”。在社交媒體時代，班維爾的這句發言頓時引發了抨擊，大量作家、編劇等文學界人士紛紛抨擊班維爾，認為他所說的現象獨屬于班維爾所在的那群老一代男作家中，那些作家無論年紀多大都從來未成熟過，因此才無法承擔家庭里的責任。

這一現象的確在千禧年之前的文學史中更為常見，而且不少作家在對待子女的方式上不僅是不負責任，甚至可以用殘酷來形容。有時，我們得承認“道貌岸然”這一人類天性的普遍性，尤其是對于在作品中探尋光亮和靈魂救贖的作家們來說，有時作品的光輝的確掩飾了他們生活中的丑陋——而且越是作品影響力大的作家，越是能將那些生活里的問題變成一個小小的爭議。

每一句散文都像海風般無拘無束的杰克·凱魯亞克在子女養育上也如同海風般冷酷無情，盡管造成這一點的部分原因在于凱魯亞克本人的經濟條件一直很尷尬，但我們還是很難想象，當凱魯亞克和瓊離婚后（后者是《在路上》一書中勞拉的原型），為了拒絕52美元的撫養費，凱魯亞克堅持要帶女兒簡去做親子鑒定，希望能夠證明這不是自己的女兒。由于凱魯亞克拒絕給予經濟援助，簡的前半生窮困潦倒，甚至不得不依靠賣淫為生。

簡·凱魯亞克。她曾出版回憶錄講述父親杰克·凱魯亞克。

同樣冷酷的父親還有日本作家島崎藤村，他在創作第一部小說時處境窮困潦倒，但為了堅持出版自己的作品，島崎藤村選擇了借錢自費出版的方式，這讓他的經濟條件雪上加霜，從而導致了三個孩子都因為營養不良而死亡。

出現這種事情的原因大概有兩種，一種是某類作家的確沒有任何承擔家庭責任的能力或心性，另一種是過度的自我。凱魯亞克可以算作是前者，與他同類型的還有另一位美國作家威廉·斯泰倫，除了酗酒和抑郁癥導致的性格暴躁外，斯泰倫在家庭生活中完全就是個不靠譜的存在，例如他的女兒亞歷珊德拉·斯泰倫曾經回憶，有一天母親出門后由父親照顧家里的三個孩子，其中還包括一個嬰兒，結果當母親回來后發現嬰兒從樓梯上摔了下來而且就一直倒在原地，家里完全是一團糟——而他們的作家父親則在樓上打盹睡覺。

而過度的自我在作家父親中更為常見，這其中，“自我”可以指向很多不同的方面。雖然很不愿承認，但其中最為卑劣的莫過于出于經濟原因的過度自我，例如寫出《推銷員之死》的亞瑟·米勒，在兒子出生后被確認患有唐氏綜合征后，米勒便拋棄了他，將兒子送到了收容所。諷刺的是，這位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劇作家之一的亞瑟·米勒，曾經收獲的致敬詞包括“為世界的美麗和人類的享受與對生活的理解做出杰出貢獻”“捕捉到斯坦貝克的同理心、對民主價值觀的承諾以及對被環境推到邊緣的人們的尊嚴的信念”等等。

抨擊之外，我們需要注意到這是一件值得我們所有人警惕的事情，特別是當我們自認為擁有了深刻的觀念、靈魂的洞察力以及人類視角的學識后，我們很容易離生活里具體的人與愛越來越遠，轉而溺斃在腦海的觀念中。更愛抽象的人，而從未愛過具體的人是大多數作家產生這種矛盾行為的根本原因。智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的女兒在出生后患有腦積水，這種病癥讓這個女嬰的頭顱越變越大，而聶魯達則用審美的眼光看待患病的女兒，他打量著女兒奇特的身體結構，用“完美詮釋了荒唐的存在：一個分號”來形容女兒頭大身子小的外觀，甚至當朋友來訪時會拉著他們去參觀自己的女兒（為了維護聶魯達的聲譽，197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萊克桑德雷·梅洛在聶魯達死后才發表了涉及這件事情的日記）。這位在詩歌中為陣亡士兵的子女而哀傷、控訴納粹的冷血行為的詩人，后來卻在戰爭中拋棄了自己的妻女，包括當后者饑寒交迫寫信給聶魯達求助時，聶魯達也沒有回復任何信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聶魯達的那些動人情詩，其實都是寫給他自己的。

《出走的人：作家與家人》

作者：（愛爾蘭）科爾姆·托賓

譯者：張蕓

版本：99讀書人丨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9年8月

另一位俄國文豪列夫·托爾斯泰也更偏愛抽象的人，他會因為看到農奴的遭遇而悲傷憤怒，卻對家里生病的孩子不聞不問；他反抗殘暴的統治，瘋狂地起草綱領，卻在家中殘暴地統治著自己的妻子，由于列夫·托爾斯泰完全無法控制自己的性欲，他的妻子索菲婭不得不在婚姻中為他生下了一個又一個子女。在俄國文學中，一般陀思妥耶夫斯基會被認為是瘋癲一極的代表，但列夫·托爾斯泰或許才是真正且徹底瘋癲的那個人，他最后幾乎將自己視為世界的精神導師，用戰爭的目光審視生活的所有層面。托爾斯泰是一個極端，而另一個不那么極端的案例則是美國小說家約翰·契弗——他只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

列夫·托爾斯泰。圖/IC Photo

約翰·契弗不僅寫虛構小說，也制造著虛構的家庭。他和家里所有人的關系都不好，足不出戶的他每天在家里的活動就是指責所有人，但他經常在日記里記錄家庭生活的溫馨一面。契弗日記里的橋段非常像是《紐約客》風格的小說：一位父親在家里和孩子們爆發爭吵、互相無法理解彼此，但當父親在衛生間用冷水洗臉時，發現洗手池的鏡子上用口紅寫著“爸爸，請不要離開我們”這樣的話語，仿佛沒有什么爭吵能分裂親情的核心。但契弗的子女們證明了這些純粹是契弗本人的幻覺，事實上，他們每天都巴不得能離開刻薄暴躁的約翰·契弗，他的女兒蘇珊聲稱，“我們的期盼正是他能離開我們。我父親的一個問題是，他陰魂不散，你無法擺脫他”。

現今在評判一些有爭議的作家時，我們所提倡的一種方式是將作品和作家分開看待——但這一點對作家們同樣適用——不要將抽象的人和具象的人混為一談，否則很容易變成一個用前者壓制世界的暴君。我們能夠發現當作家們成為糟糕的父親時，他們本質上并沒有將自己的角色視為父親，而是將自己視為一個更為高大、不可犧牲的角色，自戀是大多數人不可避免的情結——特別是我們真的在世界上創造了什么成績的時候，而認清所有人都不過是宇宙中一個卑微渺小的存在這件事，卻總是顯得那么困難。

撰文/宮子

編輯/劉亞光

校對/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