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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兩個有趣的思維實驗說開去。

各位好，昨天寫了一篇音樂史的小文，在西塞羅這邊發后刪除了，有朋友問哪里去了。其實是因為發前寫標題，臨時腦子一愣神，把標題給起錯了——文章明明寫的是德沃夏克，標題卻寫成了他的好友，同時代另一位德奧作曲家勃拉姆斯。

微信的文章，每篇標題只能改三個字，勃拉姆斯改德沃夏克剛好需要四個字，不得已只能刪了重發了，小號那邊人少，閱讀量有些慘淡，想看的朋友請移步過去吧。還是蠻不錯的。

音樂和繪畫都是我的業余愛好，所以藝術史這個系列雖然有玩票的性質，但我會堅持寫下去，至于發在哪里，則不確定，煩請大家一定關注這幾個號并都加精，我會持續更新下去的：

給大家添麻煩了，談今天的正題。

1

剛看了個新聞，說7月2日，一輛K1373次列車在浙江義烏發生事故，雖無人傷亡，但旅客被迫滯留在車廂內長達三個小時。

這期間車廂里發生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由于正值夏季，南方天氣又尤其悶熱，在宛如鐵皮屋子的車廂里悶久了，很多乘客就有抱怨，要求開窗透氣。

但現在的列車，車窗是不能開的，想開窗透氣，就必須用緊急備用錘砸窗戶。這就涉及到要破壞公物，乘務員不敢做主，于是大家就這么僵在這里，乘客執著于抱怨，乘務員疲于說服。氣氛激烈，車廂里也越來越悶熱。

正在此時，一個黑衣小伙子挺身而出，也不多說話，就是徑直取下應急備用錘，把車窗給砸了。

車廂里這口氣，總算是透上了。

但小伙子旋即被帶走，當然，警方隨后立刻發布公告，說沒有為難這位小伙子，就是“批評教育”了一下，然后就把他釋放了。

恩，處理結果挺正能量的。

不過此事還是引發了很大的輿論，我看大多數論者都是同情和贊同那位小伙子的。六神磊磊老師昨晚還剛寫了一篇談這個事兒的文字，蠻有意思的。

我覺得這個事情，引發這么大的輿論，見義勇為的小伙子被帶走訊問，大家擔心好人沒好報（當然，很高興真如警方所言，他并沒有被過多為難）固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這個事模擬出的那種狀態，實在是太經典了——炎熱的夏季里，一個悶不透風的鐵皮屋子，一群悶在屋子里的人就要不要砸窗戶、怎么砸、誰來砸展開爭論。吵了半天總不得法。而一群有手有腳的大活人，如果竟然就這么被悶出個好歹來，實在是顯得太笨了。關鍵時刻，終于有人挺身而出，做了個簡單但勇敢的“開窗”動作……

這其實就太像一個有關公共生活的思維模擬實驗了。

但“公共生活”這個概念，對中華文明來說屬于新詞兒，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這類模擬實驗的首倡者大約是魯迅先生。

而且魯迅先生用的就是這個“鐵屋子之喻”，且經常提起，僅以我曾讀到過的而論，在不同文章他至少提過三次。

一次是在他最初的文集《吶喊》中，自序里，魯迅寫自己為何明明已經心灰意冷，卻還堅持要寫書“吶喊”的心路歷程——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確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于是我終于答應他也作文章了，這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

又一次是在《無聲的中國人》中：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 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來調和，愿意開窗了。

還有一次，是他的一篇散文詩，《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整個散文詩其實就是一個微型的小說，奴才逢人就哭訴主人待他不好，讓他住在一個連窗戶都沒有、密不透風的屋子里，“聰明人”只給予奴才口頭上的同情，唯獨傻子卻真的跑去那間屋子，打通墻壁，給奴才們開窗戶。而在傻子真行動的時候，奴才們卻又聯合起來，指責傻子的開窗是侵害了主人的利益，聯合起來把他舉報、拿下了，押送到主人那里邀功請賞。

你可以看出，這三次引用里，魯迅依舊是越寫越絕望的。從最初受了錢玄同一句話的激勵，決心起來試試開窗，到后來再次深感國人“喜歡調和折中”，到最后再次失望，直接開罵阻止他開窗的人真是奴才……

真的，魯迅的書一路讀下來，你會發現，他的脾氣是越來越壞，心境是越來越絕望的。

不過魯迅先生罵歸罵，他沒來得及或者說不屑于去談清楚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他所謂的國人喜歡“居中調和，大多數人寧可悶死也不敢開窗這種問題，究竟是怎樣形成的？

2

魯迅去世后不久，以數學家納什為先導，西方興起了一個有趣的學問，名為“博弈論”。

納什根據自己創立的博弈論，也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思維實驗，名叫智豬博弈。

智豬博弈的故事，是假設：

在長條形的豬圈中關著大小兩頭豬。豬圈一端有一個豬食槽，另一端有一個按鈕，可以控制豬食槽中的食物，按下按鈕后就有10單位的豬食進入食槽。

由于大豬身體壯、進食的速度快，如果大豬先到達食槽處，可以吃到9個單位的豬食（小豬吃到剩余的食物，下同）；

如果同時到達，大豬吃到7個單位豬食；

如果小豬先到，小豬能搶到4個單位的食物，大豬吃到6個單位。

另外，按下按鈕者跑到豬食槽處需要付出2單位豬食的代價。并假設兩頭豬從按鈕處跑到豬食槽處所需時間相同。

那么博弈開始，兩頭豬都有兩種選擇：按按鈕后跑到豬食槽，或者在豬食槽處等待。

因此，可以列出下列納什矩陣（行表示大豬，列表示小豬）：

從矩陣中可以看出：

大豬選擇行動的時候，小豬如果行動，小豬其收益是1。

大豬選擇行動，小豬等待的話，小豬收益是4。

大豬選擇等待的時候，小豬如果行動的話，小豬其收益是-1。

大小豬都等待的話，大小豬收益都是0。

那么綜合來看，無論大豬是選擇行動還是等待，小豬的選擇都將是等待。即：等待永遠是小豬的最優策略，想要吃到食物，“大豬”必須自己去踏動踏板。

“智豬博弈”理論是一個具有強烈社會學價值的數學工具，它說明了在一個一般社會里，為什么肯于出錢出力冒一定風險觸發社會變革的往往都是富裕的有產階層（大豬）、而底層窮人（小豬）則一般對公益事業處于躺平狀態。

比如在古代中國鄉間，肯修橋補路、出錢修宗社、辦社戲的，往往都是鄉紳們。

比如在十三世紀的英格蘭，面對“無地王”約翰的不合理征稅，最先起來反抗并逼著國王簽訂大憲章、要求國王申明保障臣民合法私權的是貴族階層。

比如在十八世紀的美國，面對英國對殖民地的不合理加稅，最先發動獨立戰爭，簽署《獨立宣言》，申明無代表不納稅原則的美國“建國先賢”，其實也是一幫社會中高層鄉紳、知識分子——在《獨立宣言》上簽名的一共有56人，其中律師 25人、商人15人、醫生4人、種植園及農場主10人、科學家1人、牧師1人。 從這些人的職業看，他們在當時都屬于上流社會人士，受過良好的教育。

所以，誰來推動革新？這其實無關道德（或者說只是表面上呈現為一種道德選擇），深層的本質則是一種“智豬博弈”的理性原則使然——因為在這些正向的社會改革、社會進步過程當中，最終能拿到改革利益大頭的，就是那些身處社會中上層的“大豬”們，至于身處社會中下層的“小豬”，由于即便改革、進步發生，他們所能分到的利益也相對較少，甚至抵不過推動變革所要付出的風險和成本，所以他們寧可選擇“搭順風車”、或者說“躺平”——反正天塌下來，有大個頂著。

納什的智豬博弈模型似乎很完美，但我覺得，可能受到自身的文化、歷史經驗局限，他忽略討論了另一種極端情況——假如無論大豬還是小豬，要跑去踏動踏板，所需要付出的風險和成本都被拉高到極高、甚至無限大。踩動踏板者的總體預期不再是獎勵而是懲罰，那又會發生什么？

3

比如，在這個豬欄的邊上，站著一個農場主，向這些豬們聲明，誰要是踩動踏板要吃的，他就把它宰了當今天的晚餐。而豬們又足夠聰明并且膽怯，那么大豬和小豬又會由誰去踩踏板呢？

我不是數學專業的，無法畫出精確的納什圖表，但我覺得這個時候，“智豬博弈”的邏輯很可能就翻轉過來了——選擇躺平、無論如何都不去踩動踏板的就不再是小豬、而是大豬。

因為不管怎么說，大豬好歹有它那一身膘，哪怕食物不降臨，餓一餓，忍一忍，總還能熬過一些時日。實在不行，憑著這一身蠻力，餓極了的時候，跳出豬欄，跑到外面去找野味充饑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小豬則相反，它們沒得選，幾天不吃飯，大豬可能還能熬一熬，小豬可能就得餓死了。等死，死于踏踏板可乎？于是最終會有勇敢的小豬去踏踏板。

這個極端情況的“智豬博弈”同樣有社會學意義，我覺得六神老師在《》一文中做的討論，好像就有點這個味道。

砸車窗玻璃，破壞公共財物，可能是要給自己惹麻煩的。而這種麻煩在很多國人看來很麻煩，于是“另類智豬博弈”就開始了——

有一小部分人很幸運，有空調冷飲、或者座位剛好在陰涼處，反正我有空調，有冷飲。雖然車廂里悶熱，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脫困，但這個破窗成本也不需要我來付啊！我悄悄躲起來吹空調、吃冷飲，等哪個忍不住的去砸窗戶，當這個出頭鳥就好了么！

還有些人不那么幸運，但卻極會自我PUA，想些什么“心靜自然涼”啊，或者“車廂里這么熱，好心的乘務員絕對不會不管的！“之類的事情，反正就是認準了一點——就是悶死，我也不當那個開窗的出頭鳥，甚至我要譴責和痛恨那個破壞公共財物砸窗的人！

這兩類人，大約就是魯迅先生筆下的聰明人和奴才，或者納什筆下的大豬以及非但智商堪憂，而且畏葸猥瑣的小豬。而最終破窗的一定是“傻子”或者勇敢的小豬。他們承擔了砸窗的代價，而所有其他人，都等著他們在破窗并被帶走后，搶到那個風口上去吹吹風。之前的麻木與之后的蜂擁，也真堪稱“靜若處子、動若脫兔”。

行文至此，我本想在這個地方對這種可惡的人性寫下一萬句諷刺，但想想還是算了，該罵的話，魯迅早替我罵過了。

這是六神所謂“二元二次方程”、或曰“智豬博弈”的復雜模式。

然而我們更深想一層，會發現“另類智豬博弈”其實還有計算更深的第三層模式，或曰“三元三次方程”。

這種模式的例證是可以從歷史中去找尋的，而且很不幸，是我國的古代歷史。

在秦末的大起義中，最先喊出“伐無道，誅暴秦”的陳勝吳廣，固然是“甕牖繩樞之子”、是小豬、而且他們也如威懾聲明的一般，被秦朝拼盡最后一口力氣集火消滅了。但最終得天下的，卻也不是項羽這樣“六國貴族”，而是劉邦這個泗水亭長。

一幫群雄打到最后，為什么最后是劉邦這么個人得了天下？

這個事兒，連《史記》的作者司馬遷也看不太懂。

因為他在一起打江山的那群老兄弟里也不算什么人物，蕭何是當地縣吏、張良更是六國貴族、連韓信也好歹也算個破落士人。怎么這幫各自有才的人最終就公推了劉邦這么一人呢？

可是套用我們剛才提出的“另類智豬博弈”理論就多少能理解了——在踩踏板懲罰被拉高到無限大的時候，去踩踏板的永遠不會是還有勉強生存余地的大豬，而是小豬。秦朝法律本來就把這個懲罰預期拉到極高，動不動就搞連坐誅殺，蕭何等這幫有家有室、有產有業的“大豬”自然不舍得出頭，那就只能公推劉邦當這個“沛公”——反正這貨當時已經在芒碭山落草了，出不出頭失敗了都是個死。你看，本質上這又是個“等死，死國可乎”。

更耐人尋味的其實是劉邦得天下后的施政——與后世所想當然的，劉邦得了天下之后盡廢秦制不同，實際上，“漢承秦制”是一個公認的史學結論。也就是說，劉邦在革命成功后沒有致力于摧毀那套當年把他自己逼得芒碭山落草的秦制，而是改進甚至強化了它，并最終讓它為己所用。并且他對當年公推他作沛公的老兄弟也頗為不客氣，殺韓信、逼蕭何、連最親信的樊噲，如果不是劉邦死的早，也差點被“爾至軍中，立斬噲頭”了。

為什么劉邦要如此呢？其實我們如果懂得了“另類智豬博弈”的道理，深入劉邦的內心，就能理解他對功臣和子民的涼薄到底為何——秦朝對我確實狠了些，但你們當年對我也并無恩義啊！你們公推我作沛公，圖的是啥？還不是想把老子頂在最前面冒風險？老子可不傻，如今老子總算得了天下了，代替秦皇繼續壓榨你們，這是老子應得的！

因為踩踏板的風險成本實在是太高了，所以敢于去這樣做的小豬，不僅往往都是“舍得一身剮”的“劉邦”們，而且要在成事之后延續舊法加倍討要“血酬”，以至于“屠龍少年終成惡龍”。這就成為了我國古代“治亂循環”卻總也跳不出秦制窠臼的根本原因。

甚至還衍生出了一些更進階的版本——

“明主敲詩曾詠菊，漢皇置酒尚歌風”，開創明朝的朱元璋，在歷史上被認為是劉邦千年后的鏡像，他們同樣是出身寒微的“小豬”，只不過因為千年過去，歷代“踩踏板”的風險成本已經被層累到極高，朱元璋在維護和討要“血酬”上展現的比劉邦更為迫切、嚴苛。他制定了遠超前朝、優待宗室的“親親之恩”，以便自己的子孫能最大限度享受這份風險收益。又規定了至明代為止最嚴苛監察臣民的制度，老百姓出縣都要開路引，而錦衣衛、以及其后代子孫開設的東廠西廠，則無所不用其極的監視百官臣僚。

但如此嚴苛的設計，無疑更進一步升高了踩踏板或曰破窗的成本，最終導致了李自成、張獻忠那樣的明末起義。

但這個時候，像張獻忠那樣的“起義”，已經很難說是在做什么“踩踏板”推動社會公益的變革了，“義軍”所過之處，如蝗蟲席卷麥田一般，把糧食和人口劫掠一空，有用的就留下，沒用的就殺掉，甚至當成了行軍口糧。而流民們“起事”的最初動機，也已經不是去變革社會，僅僅是想通過搶掠、屠殺他人換取過一天算一天的茍活。

“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善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殺！”by 張獻忠。

這種邏輯，在納什的“智豬博弈”的一種最極端形態，大約是踩踏板的成本實在太高昂了，于是餓極了的大豬小豬們開始互相撕咬、吞吃。換在魯迅的鐵屋子之喻里，則是大家悶熱已極、卻都不想著開窗，看見別人有口水喝、乃至有冷飲吃、有陰涼地躲、就上去劈手搶奪，最后大家在悶熱的屋子里打作一團。不想開窗，卻都爭那點比別人多忍一時的可憐資源。

或者，說的最簡單些，也就是底層互害了。

4

當然，智豬博弈、或曰鐵屋子之喻，探討到這個層級，怕就太幽深、太黑暗、也太悲觀了。讓我們停下在人性互相算計的深淵中無盡的深潛，浮到陽光普照的海面上來，好歹透口氣。

你會發現，本來就是個踩踩踏板、給點飼料，或者開個窗戶、透透氣的事情。

乘務員但凡通情達理、敢負責一些，允許乘客開窗，這事兒就解決了。

或者乘客們更抱團、更懂得協商一點，形成公共決議、公推出一個人來代表大家去砸窗戶，并事先跟乘務員講明，真要追究起來，大家責任共擔，這個事兒也刷刷的就解決了。

這一切，本來根本沒必要搞得那么激烈、拖沓、復雜。

納什的“智豬博弈”之所以以豬為例，我想，是因為他假定人畢竟比豬聰明，會互相協商、達成共識，一致行動。而不是像豬一樣只能深陷在囚徒困境里、作原子化的博弈。荀子有云，“人能群而彼不能群”么！

可是如果我們居然比故事中的豬還要原子化、把聰明勁兒全用在互相算計“我有冷飲降溫，比你能忍，我就等你開窗受罰、然后我上去享受風涼”上，那我們就真真的其實比故事里的豬還蠢，還要可笑了。

至于真把智豬博弈玩到第二層、第三層、第四層，以至于這樣無限套路下去。我要說——這樣算計和博弈的歷史，輪回的越多，也實在不是什么榮光，反而是恥辱。

所以，還是讓我們回到魯迅先生那里吧。

作為討論“開窗戶”問題的先行者，他一方面對國人開窗這件事越來越失望，另一方面，卻也留下了這樣滿懷希望的話：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我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所以，干杯！讓我們祝那些不想那么多、不算計那么多、不恐懼那么多，只認定天熱了就該開窗、一扇玻璃沒有一車廂人命重要、并勇敢這樣去做的人們平安、健康！

來源：海邊的西塞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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