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有個關于魯迅的帖子很火，內容是魯迅與閏土的“超絕售后”。網友紛紛感慨，時隔多年讀到了初中課文的后續，感覺心里暖暖的。一代代讀者，都曾經為《故鄉》中“我”與閏土的結局惋惜過，但很多讀者不知道，這個故事中的多個人物和情節在現實生活中都有原型。那么，魯迅的故事里，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網友討論魯迅與閏土的“超絕售后”。

這是我在講《故鄉》的最后一節課上，給學生拋出的問題。學生撓撓下巴開始和稀泥：

“那肯定有一些是真的……但不可能都是真的……”

還有學生馬上開始質疑我：“老師，就算我們猜了，您也沒處驗證去啊！您也不知道我們猜得對不對啊！”

我得意地說：“你還別說，我真知道，有個人寫文章把魯迅這點事兒都爆料出來了。這個人，就是魯迅的親弟弟——周作人。”周作人的“魯迅三件套”《魯迅的故家》《魯迅的青年時代》和《魯迅小說里的人物》，是我們了解魯迅及其作品的重要參考資料。大家關于《故鄉》的猜想，一定能從他這里找到答案。好啦，現在放心地猜吧：

回家賣房子的事情是真的嗎？

小說中的人物閏土真實存在嗎？

少年閏土真的送過“我”禮物嗎？

我和閏土真的多年未見嗎？

楊二嫂有人物原型嗎？

宏兒和水生真的成為了好朋友嗎？

本文是關于魯迅的第三篇。閱讀《故鄉》，可能很少有人會特別執著于人物、情節的真實性問題。但在真實與創作、非虛構與虛構之間的縫隙，我們往往能看到作家最隱秘的情感。

變賣老屋，是真的嗎？

學生說：“應該是真的，因為魯迅好像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里也提過這事兒。”

的確，這件事是真的。據周作人回憶：“這篇小說的基干是從故鄉搬家北來的這一件事，在一九一九年冬天，于十二月一日離北京，二十九日回京。”

其實在1919年1月，魯迅就已經在給朋友許壽裳的信中提起此事：

明年，在紹之屋為族人所迫，必須賣去，便擬挈眷居于北京，不復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來與紹興之感情亦日惡，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

短短兩行字，我們也不難讀出，魯迅與族人、與紹興關系的尷尬。“故鄉”，是回不去的故鄉。如果魯迅去做心理咨詢，“賣掉紹興的老宅”這件事一定會被咨詢師捕捉到，展開討論。這件事不斷出現在魯迅的文學作品中。

他在1921年寫《故鄉》時說：

我這次是專為了別他而來的。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公同賣給別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

在1926年創作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他說：

我家的后面有一個很大的園，相傳叫作百草園。現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賣給朱文公的子孫了，連那最末次的相見也已經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確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時卻是我的樂園。

也許在魯迅的心里，遠走他鄉、多年北漂、輾轉多地，都是他當下自然而然或者心甘情愿的主動選擇。只有老房被賣這件事，是迫不得已的生活斷舍離事件。他一定是有了一種“殉葬”體驗，所以才在那么多文章中去寫故鄉——蕭索的或神秘的，空曠的或自由的。最終，一件讓人唏噓的現實瑣事被處理成了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文學事件。或許心理咨詢師會從這些文章里得出一個不是結論的結論：魯迅用創作來消化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創傷。

可以想見，此次回鄉，魯迅心里“本沒有什么好心緒”，眼前所見也全是凄涼：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門口了。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著，正在說明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

這段環境描寫在語文課堂上每每被翻來覆去地分析，風中的枯草的確是很精準地寫出了老屋以及故鄉的破敗。不過周作人在印證“變賣老屋”事件的同時隨口“爆料”，房上根本沒有斷莖：

家門口時的情形，看見“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著”，這寫是很好，但實際上南方屋瓦只是虛疊著，不像北方用泥和灰粘住，裂縫中容得野草生根，那邊所有的是瓦松，到冬天都干萎了，不會像莎草類那么的有斷莖矗立著的。

圖：瓦松（圖片來自網絡）

學生上節課剛認認真真分析了環境描寫對小說的作用，此時感覺自己被魯迅欺騙了，但很快也就非常善解人意地替魯迅辯解：“斷莖確實比瓦松更能表現老屋的殘破，也就讓人想象到農村潦倒的光景。”周作人自己也說：“若是這里說望見瓦楞上倒著些干萎的瓦松，文字的效力便要差了不少了。”

在“變賣老屋”這一核心事件的基礎上，魯迅講述了哪些人物的故事呢？

運水？閏土？

閏土真實存在嗎？

學生學聰明了：“應該真有這么個人，但是細節肯定有出入。”

看了周作人的回憶，你會驚奇地發現，關于閏土的大多數信息，還真不是虛構的：

閏土的名字有來路：

他姓章，本名運水，因為八字上五行缺水，所以小名叫作“阿水”，書名加上一個運字，大概是取“運氣”的意思，紹興俗語閏運同音，所以小說上改寫作“閏”，水也換作五行中的“土”了。

閏土與父親的身份是真的：

運水的父親名章福慶，一向在家中幫忙工作，他的本行是竹匠，家在杜浦村，那里是海邊，一片都是沙地，種些瓜豆棉花之類，農忙時在鄉間種地，家里遇過年或必要時他來做幫工。

閏土和魯迅的關系是真的：

運水來了，大家不客氣的都叫他阿水，因為他年紀小，他大概比魯迅大兩三歲，可能有十五六歲吧。魯迅叫他阿水，他叫魯迅“大阿官”，這兩人當時就成了好朋友。那時魯迅已在三味書屋上學，當然有了好些同窗朋友，但是不論是士人或商家出身，他們都是城里人，彼此只有泛泛的交情罷了。運水來自鄉下海邊，有他獨特的新奇的環境，素樸的性格，魯迅初次遇到，給與了他很深的印象，后來在文章上時常說到，正是很當然的了。

成年閏土的處境是真的：

到一九一九年冬末，魯迅因為搬家北上，回到紹興去，又會見了“閏土”，他發見了這二十幾年的光陰帶來了多少的變化！天災，人禍，剝削，欺凌，使得當年教魯迅捕鳥，講海邊故事的少年，一變而為衰老，陰沉，麻木，卑屈的人，雖然質樸誠實還是仍舊，這怎能使得《故鄉》的作者不感到悲哀呢？那時候我不曾在場，但這情形細細寫在那篇小說上，使我也一同感到他的悲哀。

這樣來看，關于閏土的主要情節都是從現實生活中“抄”來的，只有名字稍稍做了調整。調整的方式也是魯迅常用的，比如在文章中提到錢玄同，便起名為“金心異”。不過我個人倒是覺得，“運水”更像是海邊的孩子，而“閏土”更有種“地之子”的味道。

這時，一個女生舉手發言，她說：“中年閏土給人感覺是‘沒有水分’的。”

請大家關注魯迅在閏土身上使用的比喻：石像、木偶人、松樹皮……這些比喻的共同點，就是都在強調“硬的”“干的”甚至“僵硬的”。繼續深挖，是“沒有靈魂的”“死的”。一個從海邊長大的孩子，最終長成了一個干涸枯槁的大人。

“他只是搖頭，臉上雖然刻著許多皺紋，卻全然不動，仿佛石像一般。”我對學生說，皺紋是表情的痕跡，可這時候的閏土，已經只有皺紋，沒有表情了。

這時有個學生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問：“老師，他倆真的相隔那么多年才見面嗎？”

其他同學開始琢磨：

“魯迅一直在四處奔波，可能一直沒回老家。或者即便回去，也不一定就能有時間見童年時的朋友，所以真有可能沒見過。”

“但是閏土家很可能一直在紹興，既然成年后能來見面，就說明一直有聯系，見過也有可能。”

按照《故鄉》中的說法，“我認識他時，也不過十多歲，離現在將有三十年了”。從“我”和閏土見面時的激動、無措、感傷來看，小說中的設定是二人多年未見。但根據周作人的回憶，他們初次見面是在1893年，這之后至少在1900年就又見過一次，而且周作人也在場。還寫了日記：

“初六日，晴。下午同大哥及章水登應天塔，至第四級，罡風拂面，凜乎其不可留，遂回。” “初七日，晴。下午至江橋，章水往陶二峰處測字，予同大哥往觀之，皆讕語可發噱。”

周作人回憶道：所謂“讕語”至今還是清楚記得，測字人厲聲的說，有什么“混沌乾坤，陰陽搭戤，勿可著鬼介來亨著”。末一句用國語意譯或可云“別那么活見鬼”，似很嚴厲的訓斥語。當時覺得測字人對顧客這種口氣很是可笑，“閏土”聽了卻并不生氣，只是垂頭喪氣地走了出來。事隔多年之后這才知道，那時他正在搞戀愛，雖然他已有了妻子，卻同村里的一個寡婦要好，結果似乎終于成功，但是同妻子離婚，花了不少的錢，經濟大受影響。這是“慶叔”在晚年才對魯迅的母親說出來的。那些讕語，魯迅一直記著，“著鬼介來亨著”一語還常引用，但是那垂頭喪氣的印象似已逐漸忘記了。

這條記錄真可謂是很勁爆的“爆料”了，原來閏土還有這樣一段頗為戲劇化的感情糾葛。為什么在《故鄉》中，魯迅沒有提到這次見面，更沒有提到這次閏土算命的窘態呢？

這并不難理解。一方面，小說旨在揭露封建壓迫與貧困對農民精神的摧殘，突出童年“小英雄”與成年“木偶人”的強烈對比。強調“三十年未見”能最大化重逢時的隔膜感與滄桑感，中間見面會稀釋這種時間累積的震撼效果。另一方面，舍棄閏土個人感情糾葛等戲劇性細節，集中塑造其被社會徹底壓垮的麻木形象，使其更具普遍象征意義。算命窘態、戀愛風波等“雜音”會分散讀者的注意力，沖淡悲劇氛圍。

接著，我又追問了一個細節：少年閏土離別前送給“我”的禮物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

“這肯定是假的！”全班幾乎異口同聲地說。

學生的猜測很有道理，這個禮物的設定實在太精妙。“一包貝殼和幾支很好看的鳥毛”，這份禮物分別屬于大海和藍天，加起來就是閏土的“世界”。那個世界對魯迅來說充滿新奇卻可望而不可即。所以這個禮物是有“給你看看我的世界”的意思的。而相比之下，成年閏土送來的禮物就完全沒有那么詩情畫意了：

“冬天沒有什么東西了。這一點干青豆倒是自家曬在那里的，請老爺……”

從羽毛貝殼到干青豆，我們看到一個少年在漫長日子里疲于討生活的過程。但轉念一想，閏土對迅哥的心意從沒變過：窮困潦倒又在冬天，但依然給你“自家曬的”這點豆子。閏土沒有浪漫的奇思妙想了，但這點豆子，依然是閏土從自己的世界里能倒騰出的，最好的東西。

這個設定顯然具有強烈的詩化色彩，我相信它絕對是魯迅虛構的。直到朋友給我發來這張圖：

照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這包貝殼和鳥毛是如何被小心保存的？中間有怎樣的故事？也許寫下來，又是一篇好的小說。

楊二嫂是被“捏”出來的？

“楊二嫂有人物原型嗎？”

“應該沒有原型吧，感覺楊二嫂是作者從很多普通人身上提煉概括，‘捏’出來的人。”

這個說法很有意思，我們來看看周作人的回顧：

豆腐西施的名稱原是事出有因，楊二嫂這人當然只是小說化的人物。鄉下人聽故事看戲文，記住了貂蟬的名字，以為她一定是很“刁”的女人，所以用作罵人的名稱，又不知從哪里聽說古時有個西施，（紹興戲里不記得出現過她，）便拿來形容美人，其實是愛美的人，因為這里邊很有些諷刺的分子。近處豆腐店里大概出過這么一個搔首弄姿的人，在魯迅的記憶上留下這個名號，至于實在的人物已經不詳，楊二嫂只是平常的街坊的女人，叫她頂替著這諢名而已。她的言行大抵是寫實的，不過并非出于某一個人，也含有衍太太的成分在內。

大家還記得衍太太嗎？就是在《朝花夕拾》里那個慫恿魯迅偷母親首飾變賣，又散布流言蜚語說魯迅偷東西的鄰居。

學生的感受很準確，雖然楊二嫂這個人物在現實生活中沒有確切的原型，但她的言行舉止卻是魯迅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具有普遍性的特征。魯迅寫這個丑態百出的圓規似的人，目的是什么？我給學生看了兩個觀點：

【觀點一】

魯迅塑造的楊二嫂是一個自私、尖刻、貪婪、勢利，愛搬弄是非的“圓規”，是庸俗小市民的典型。曾經穩坐柜臺的店主已經由盛變衰，窮極潦倒，以至到達不知羞恥的地步。

【觀點二】

這是真的農民！農民最關心張家長、李家短，最好數算別人的興衰出入，倘若在事實上并不知道時，便自己憑空捏造，卻又信以為真，憤憤之心常是有的，順便拿東西，更是常事，所有這些地方，都是農民的真正面目，因為是真正面目，所以我不以為是侮辱……整篇文字，是在情緒里，對農民，是在憫憐著，對自己，卻在虛無，而且傷感著。

——李長之《魯迅批判》

在看第二個觀點之前，學生會本能地厭惡楊二嫂這個丑角。但看了觀點二，他們才突然意識到，也許作者并不這樣想。實際上，閏土、楊二嫂，再加上迅哥兒一家的破落，就出現了三個點，一是農村階層，一是小資產階級（小業主）階層，一是地主階層，它們都發生了由盛到衰的變化。而這三個點，自然組合成一個社會的面，作者便是通過這三個不同階層的家境變化，揭示了辛亥革命后二十年間中國農村衰敗蕭條，日趨破產的悲慘現象。當魯迅寫到一個安靜美麗的女性變成“圓規”的時候，心里最想罵的肯定不是這個女性本身。

楊二嫂肖像畫。

講到這兒，我突然問學生：“如果你們三十年后回學校看我，我變成什么樣，你們會覺得幻滅了？”

這話我問過上一屆學生，當時班里一個胖小伙油膩又真誠地回答：“變丑了。”

眼前的學生沉默了一會兒，鄭重地說：“變刻板了。”

宏兒與水生：不存在，也存在

小說中，“我”的侄子宏兒和閏土的兒子水生成為好朋友，分別時還依依不舍。宏兒與水生真實存在嗎？

一學生很篤定地說：“這肯定存在啊，不然編這么多他倆的事兒干啥呀！”

我不說話，直接上周作人“爆料”：

同行的人本文只說到了母親與宏兒，這也自然是小說化的地方，事實上同走的連他自己一共七個人，其中兩個小孩都是三弟婦的，長女末利才三歲，長子沖兩歲，時在鄉下病卒，次子還沒名字，生后七個月，小說中便將他詩化了，成了八歲的宏兒，因為否則他就不能去與水生交朋友了。

也就是說，雖然家里有孩子，但都還是小寶寶。宏兒與水生的整條故事線，都是魯迅虛構的。他為什么要虛構這條線呢？我們回顧一下與這二人相關的情節：

【片段一】宏兒沒有見過我，遠遠的對面站著只是看。

【片段二】他回過頭去說，“水生，給老爺磕頭。”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來，這正是一個廿年前的閏土，只是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罷了。“這是第五個孩子，沒有見過世面，躲躲閃閃……”

……閏土說著，又叫水生上來打拱，那孩子卻害羞，緊緊的只貼在他背后。

“他就是水生？第五個？都是生人，怕生也難怪的；還是宏兒和他去走走。”母親說。

宏兒聽得這話，便來招水生，水生卻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

【片段三】宏兒和我靠著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風景，他忽然問道：

“大伯！我們什么時候回來？”

“回來？你怎么還沒有走就想回來了。”

“可是，水生約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睜著大的黑眼睛，癡癡的想。

《故鄉》中的宏兒和水生顯然是“我”與閏土的復刻版，二者的高度相似不只在于跨越階層的純真友情，還在于孩子之間形成的天然聯盟。從上文的片段中不難看出，我自家的侄兒宏兒剛見到我的時候也是認生的，更不要說完全陌生的水生了。但兩個陌生的孩子總能在一群大人中快速識別彼此，形成自己的小小聯盟。當年閏土來“我”家時，也是如此：“他見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沒有旁人的時候，便和我說話，于是不到半日，我們便熟識了。”小時候，他們會自然而然地把人分成“大人”和“孩子”兩個陣營，而長大后，閏土“懂事”了，他對世人的分類方式變成了“老爺”和“下人”，所以才有了那聲“老爺”。

魯迅為什么要虛構出宏兒和水生呢？或者說，為什么虛構一對小朋友的友誼？細細讀了文章最后一段，學生很快就能理解，宏兒和水生代表著新的未來、新的關系、新的路。

這時，有一個女生突然感嘆了一句：“原來唯一的希望也是想象的啊，好虐……”

我馬上安慰道：“宏兒與水生不存在，但某種程度上，其實也存在。”

此話怎講呢？周作人曾交代過魯迅與“閏土”后代的后續：

《故鄉》作于一九二一年，發表在五月號的《新青年》上。不過三十年，中國解放終于成功了。魯迅與“閏土”未及親見解放成功，雖是遺憾，但是現在“閏土”的孫子已經長成，在紹興的魯迅紀念館服務，我覺得這事很有意思，這里值得報告一下的。

正如《故鄉》結尾“我”所期待的那樣，“我”和閏土的后代的確在新社會的天地間，平等地站在了一起。“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對大多數讀者來說，讀小說的意義在于享受虛構帶來的情感共鳴與心靈觸動，而不必過于糾結故事背后的真實與否。但當我們把真實生活拿出來和小說對比來看時，就會發現，那些“變形”了的情節才是作者最費心思的地方，也是我們探尋作者曲折創作心路的捷徑。如周作人自己所說：

《故鄉》是一篇小說，讀者自應去當作小說看，不管它里邊有多少事實。我們別一方面從里邊舉出事實來，一則可以看著者怎樣使用材料，一則也略作說明，是一種注釋的性質。還有一層，讀者雖然不把小說當做事實，但可能有人會得去從其中想尋傳記的資料，這里也就給予他們一點幫助，免得亂尋瞎找，以致虛實混淆在一起。

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我們窺到了小說家魯迅從現實生活中尋找素材、組織加工、提煉刪改的過程。幾段“爆料”讀下來，有個學生對周作人頗為不滿：“這老弟咋這么不給魯迅面子，這不是拆臺嗎！”我笑著問，你聽完這些爆料，會覺得“魯迅真是個騙人精”嗎？

學生搖了搖頭說：“那倒不會，他那些虛構，都是有目的的。”

作者/彪老師

編輯/劉亞光

校對/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