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同屆 50 個博士生，如期畢業的只有個位數”“組里一半人都在延畢”—— 這樣的場景如今并不罕見。教育部數據顯示，2016-2023 年我國博士生延畢率常年超 50%，近三年雖略有下降，但延畢人數仍隨擴招趨勢持續增加。一邊是年招生 15 萬 + 的 “博士大國” 地位，另一邊是超半數人無法按期畢業的現實，這場 “學術馬拉松” 為何讓越來越多博士生困在中途？是個人能力的考驗，還是培養體系的陣痛？

一個博士生最怕聽到的問候語中，“快畢業了嗎？”恐怕是其中之一。

延畢，到了畢業時間無法畢業，幾乎是一個博士生最大的噩夢，還是一不小心就會變成現實的那種。

2023年，一篇《北京日報》的報道提到：“同屆有50個博士生，如期畢業的只有個位數”，社交媒體上，有人吐槽“組里大家都在延畢”；一位在讀博士生向《知識分子》提到自己身邊的組里大概1/3到一半的人都會延畢。在知乎上，一個熱門的討論是：“為何博士延畢成為常態，博士學制四年到底夠不夠，應不應該延長？”

那么，今天博士延畢的情況到底有多普遍？比之過去，博士生的延畢率更高了嗎？延畢的博士生更多了嗎？

數據來源：教育部教育統計數據；制圖：知識分子

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教育統計數據（見上圖），2016-2023年的8年間，以畢業人數/預畢業人數定義的博士生延畢率均在一半以上，2016和2017的延畢率甚至超過65%，近三年來，延畢率略減，但考慮到近年來博士生擴招所導致的技術增加，延畢博士生的人數一直在緩慢增加。

另據《半月談》報道，某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曾在2022年全國兩會上介紹，該院直博生平均在讀5.5年，已超過規定年限，延期的博士生超過半數。另一所北方高校機械工程學院2023年博士生畢業數據顯示，應屆博士生畢業率為18%，近年延畢率有上升趨勢，且超過半數為延期1年以上。

各種相關文獻中，研究者們將這種情況稱為：“我國博士生延期畢業率處于高位運行的狀態”。

高位運行的延畢率，其背景則是中國近年來的博士大擴招——數據顯示，2016年以來，我國幾乎是以每年增加10%的速度在進行博士擴招。2022年，中國博士招生人數接近14萬之多，已超過美國年博士招生人數5.5萬人，在校博士生人數將突破60萬，成為世界第一大博士生產國。2023年，我國博士招生達到15.33萬人，幾乎是2017年（8.39萬人）的接近兩倍。

一邊是擴招，一邊是不能正常畢業，其合力便是造成了延畢博士生的大量積壓，“博士畢業是越來越難了”——多位受訪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博導都向《知識分子》提到了這一點。

沒有“免死金牌”的延畢與可觀的機會成本

每年有一半以上本該畢業的博士生需要延期，延畢的發生不僅比外人預期的頻繁得多，而且從各種因素來看，它的發生經常違反大家的預期。

華東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員李海生在2019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博士生是否本科“出身”于985或211的高校，對其讀博延期并無顯著影響；甚至，保送、連讀等非公開招考方式入學的博士生更容易延畢。

碩博階段都在同一學校的博士生延期完成學業的發生率是碩博不同校博士生的1.318 倍。有出國訪學經歷的博士生，延期完成學業的發生概率是無出國訪學經歷博士生的 2.031 倍。

隨著導師指導年限的增加，經驗更豐富的博導會降低學生的延畢率，而一個例外是：獲得各類學術稱號的博導（即有“帽子”的導師）指導的博士生更容易延畢。

優秀的本科背景、本碩博聯讀、大牛導師，所有這些，都不是延畢的“免死金牌”。這也直接導致了很多博士生在遭遇延畢時的茫然和不知所措。數位延畢的博士生都向《知識分子》提到了他們的焦慮、失眠，乃至對自我的懷疑，懷疑自己的能力，懷疑自己選擇的學術道路。

在中國這個看重學術能力的教育體系中，對位于這個教育金字塔頂端的這群博士生們，按期畢業乃至提前畢業仍被視為一種學術表現超群的“榮耀”，而延期畢業則帶著能力不足的負面標簽。在這種強烈的“延畢恥感”文化下，延畢，往往被視為“二流博士”，意味著沉沒成本增加，即便這種延畢的原因是為了更高質量的論文。

北京大學的一項基于2023年度“全國博士畢業生調查”項目、涉及上萬名博士生的研究發現：相比普通高校博士生，一流大學建設高校、科研院所、中國科學院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博士生出現完成高質量博士學位論文的“高質延期”的概率顯著更高，分別是普通高校的2.06、3.71和3.97倍。相比無境外學習經歷的博士生，有境外學習經歷博士生出現博士論文高于平均水準的“高質延期”的概率顯著更高,是其1.83倍。

然而，即便是為了更好的研究成果的“高質延期”或稱“良性延畢”，延畢博士生的就讀心理壓力也顯著高于按期畢業博士生，因為無論如何，你延畢了。根據前述研究，高質量卻延期的博士論文無法申請很多“優秀博士論文培育基金”，因為有些基金的要求是明確的“未延期”。

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的一篇質性研究中，南京師范大學的幾位研究者對延畢博士生的狀態做了非常形象地描述：“受訪者以‘沒有子嗣的妃子’的話語隱喻自己的角色，面對成果不足、進度過慢所造就的“無法立足的現在”，以及不知何時才能畢業的“無可期待的未來”，延期博士生逐漸形成了“我承認我學術水平很差”的自我認知，這種認知甚至蔓延為對自我能力的全盤否定。

一位曾因學業優秀，得到了大牛導師和中外聯合培養機會，卻最終陷入了延畢的學生告訴《知識分子》：“讀博前我算是同學里很積極（學術）的人之一，本科生時就參與過一些實驗項目，熟識的學長學姐選擇讀博之后都非常順利，我也對導師建議的研究方向很感興趣，然而……”這位延畢一年，仍在等待文章審稿結果的學生覺得，讀博讀到延畢的這段痛苦經歷，讓她“重新考慮是否從事科研工作了”。

預期的落空，對自我的否定之外，往往讓延畢的博士生陷入一種自我封閉的狀態。怕見熟人，怕被問學習進度，恐懼聚會，避開人際交往。在前述南京師范大學的論文中，曾經描述了一個極端的例子 ——“導師給我發‘論文進度如何了’，我就很緊張， 她要是句尾帶兩個‘？’，或者帶個語氣詞‘啊’， 我就覺得自己像個驚弓之鳥，很煩躁。”

而一位接受《知識分子》采訪的延畢博士生則傾向于把自己的狀態稱為兩元化，一方面要安慰自己“這有什么，畢不畢業都行”；另一方面，焦慮到失眠，減少休閑活動，減少與學術無關的社交，熬夜學習，又覺得沒什么收獲，繼續痛苦……

曾以博士生延畢情況及影響因素作為博士論文主題的上海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楊青提到，她所訪談的30多個延畢博士生幾乎都遭遇過心理障礙，其中三位博士生還因抑郁癥不得不暫緩學業。

心理煎熬之外，延畢的博士生們還需要面對一系列的現實問題。

近在眼前的，住宿、補貼問題——一位延畢博士生向《知識分子》提到，學校數次提醒他們延畢的事實，以及“延畢后就沒有學校宿舍住了”，她不知道自己該怎么辦。

長遠一點的，有社會時鐘——就業單位“35歲以下”的要求，年齡線越來越近了。以及，就業時的“時間滯后劣勢”，即： 隨著博士擴招，學術勞動力市場里位置越來越少，博士學歷日漸貶值的事實。前述南京師范大學的論文中提到：“去年師兄去的學校有 60 萬元安家費，今年招聘名額縮減，安家費也減半了，一年一個情形，到明年再就業又不知道要損失多少錢了。”

延畢，責任都在我導嗎？

那么，如此大規模大范圍的博士生延畢，原因何在呢？

一眾聲音中，呼聲最高的是：導師水平不行。就如知乎上的一個高贊回答說：“毫無疑問，垃圾導師是博士延畢的主要原因……”

有認為導師指導不上心的。一位延畢博士生提到：“導師前兩年不管，現在 （博三博四了）才開始找我，溝通完更痛苦，因為要求太高，反倒（給學生）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小紅書上，一位自稱“博八”的延畢博士生說起自己拿著論文找導師討論，每次，“他只看目錄就開始提意見……嗯，沒錯，自始至終沒有看過論文內容”。

也有人認為學校提供的資源和幫助不夠。一位某211院校的博士生提到：學校是近年來才申請到的博士點，這位博士生在學校一共只上了一門 半的專業課程，了解到其他學校的專業核心課程之后，這位博士生覺得“學校在相應資質以及培養方案的準備上不足以支撐該學科博士培養”……

一位延畢的博士生告訴知識分子，自己的導師“實驗室剛開這個方向，之前有一兩個師兄都是碩士畢業就走人的……當時是真的不知道，如果導師在這個方向上的資源積累不夠，會給自己的將來帶來多少困難……”最終，雖然這位導師“人真的很好”，師生關系融洽，大家都很努力，然而， 因為實驗室資源的掣肘，延畢仍變得不可避免。

導師，對一名博士生的畢業至關重要，北京交通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繩麗惠曾在一篇論文中寫到：“導師投入博士生指導的時間和精力不夠……部分臨近退休、無科研項目、無科研經費、無高層次成果的“三無”導師指導的博士生更是無法正常畢業。此外，部分導師指導博士生開展的科學研究項目的前沿性不夠，造成博士生學位論文的選題與導師科研項目的相關性不強，導致博士生沒有充足時間用于完成博士學位論文工作而無法按時畢業”。

繩麗惠甚至提到了一個例子：某工科大學近三年畢業的博士生中有近20%的博士學位論文選題來源為與導師科研項目不相關的自選項目、非立項或其他，而這部分學生的平均修業年限超過 6 年，其中 50%以上出現了超期畢業的現象。

然而，導師雖然會是導致延畢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延畢的原因，真的是“責任全在我導”嗎？

曾訪談過大量延畢學生和老師的楊青解釋“從導師的視角看出去，情況會完全不一樣”。

為了搞清楚究竟是學生還是老師的問題，楊青曾經專門訪談一個一直抱怨導師不能提供足夠指導，又給學生很大壓力的延期博士生的同門，那些學生解釋：“該導師的風格就是如此，對抗壓能力和接受能力要求比較高”，“雖然說話不好聽，批評也很犀利，但其實對學生很好。不僅幫助學生畢業，也熱心地幫學生推薦過就業”……

“作為導師，我們幾乎是除了學生自己之外，最希望他們能正常畢業的人了”。一位帶博士生近20年的資深博導向《知識分子》解釋，該博導提到，在很多學校，延期博士生對博導下一屆乃至下面幾屆的招生都會有影響。考慮到在某些理工科實驗室，博士生幾乎是日常科研工作的主力，“沒有學生，就意味著有些方向很難有產出”，老師肯定不希望學生延畢的。

讀博，為了“上岸”，還是為了“學術志趣”？

除導師與學校制度這些外界因素之外， 多位受訪者還向《知識分子》提及了一個影響博士生延畢重要因素：“ 讀博的動機很重要”。

楊青的論文中提到：“就讀博動機而言，以學術能力提升為就讀動機的博士生，延期畢業發生比低于其他博士生 1.6 倍。”另一項研究顯示：按期完成學業者中因“學術志趣”而選擇讀博的比例為 59.5%，延期者中，這一比例為 49.7%。

一位年輕的海歸博導很痛心地提到學生口中“上岸”一詞——仿佛讀博如同考公考編一樣獲得了一個鐵飯碗。然而，那些將讀博視作就業緩沖器的年輕人，自以為找到了一個喘息的地方，卻沒有料到，這只是“一場一時沖動而報名的學術馬拉松”的開始。

入學后，中國式的“開頭松—中間松—畢業嚴”的博士生培養模式又進一步加重了這種誤會。

除此外，根據《學位條例》，獲取博士學位的標準是：“具有獨立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學或專門技術上做出創造性成果。”一位人文學科的受訪者解釋：“一個博士的研究方向必須是新的，在某些領域，如果老師很清楚這里有什么，要怎么做的話，這種題目多半就夠不上一個博士論文的題目了……”

然而，這樣一個沒人知道行不行，沒人知道能做到哪一步的研究，卻必須在一個預定的時間內發表論文，有些學校還需要兩篇C刊甚至更多，楊青說，“茫然之下，學生確實特別容易自我懷疑，然后就是拖延……”

這便涉及到了另一個影響博士生畢業的重要原因： 論文發表的要求。

繩麗惠寫道：“經調研，目前各培養單位對博士生在讀期間發表學術成果的要求大多體現在公開發表學術論文方面，一般對發表論文數量、類別及刊物影響因子分區等方面有明確規定，其中不少學校的要求偏高甚至不太合理……某綜合性大學近五年延期畢業博士生中，超過 60%的博士生延期畢業的原因是與發表學術成果要求有關。一部分博士生雖然撰寫學位論文較為順利，但因為未達到學校規定的發表學術成果要求而無法在規定學習年限內畢業，還有一部分博士生把主要精力放在發表學術論文等成果要求方面，卻又影響了學位論文的撰寫工作，也無法在規定學習年限內畢業。”

延畢這道題，有解嗎？

博士延畢，并不只是中國面臨的問題，歐美國家也普遍存在博士修業年限較長的現象。美國研究生院理事會（GCS）2008年的調查數據顯示，美國僅41%的博士生在7年內獲得學位，僅57%的博士生在10年內獲得學位。而英格蘭高等教育基金委員會（HEFCE）2005年的一份報告指出，英國全日制博士生中只有36%的學生在四年內完成了學業。從這個意義上講，在博士大擴招的中國，博士延畢率高，幾乎是個無解的局。

楊青在自己的博士論文中寫道：上世紀末，幾份有關高校師資短缺的報告助推了博士招生規模擴大化。為此，高校錄取了大量資質薄弱的學生，以滿足高等教育發展的迫切需求。但進入博士項目后，他們的職業預期和學術素養同研究生院格格不入。隨后，負面的學業情緒在博士群體中迅速蔓延……需要強調的是，并非每位學生都適合攻讀博士學位。大量博士生于過渡適應階段已經認清學術道路的本質，并開始后悔攻讀博士學位。但博士之旅如同單行線，一旦進入便無退路可言。那些隨波逐流、誤入歧途的“羔羊”在制度裹挾中疲于應付，內耗激情也欺騙他人。他們在浩瀚的學術海洋中迷失自我，“博士上岸”終究是遙不可及的海市蜃樓。

這種無法回頭的狀況，該如何緩解呢？

要“嚴格把控生源質量關”，有受訪者提到，在現在這個考研、考博高考化的時代里，很多人為了躲避就業，為了親友的期待，稀里糊涂地讀了博士，而目前筆試權重大，復試流于形式的博士招生方式更是利好“考試型”選手。一位博導建議，在博士生的門檻上，加大“申請-考核”制度，加大對博士生科研能力的考察力度，也許會對這個情況有所幫助。

除此外，多位受訪者提到了分流，2024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快推動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其中便強調：要優化培養過程，強化分流退出和多向選擇，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

復旦大學校長助理、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陳焱更曾在《文匯報》上撰文提到：美國許多頂尖高校一直以來都實行嚴格的博士生分流淘汰制，一屆博士生中約50%會被分流或淘汰，以確保博士生的培養質量。耶魯大學2020年的博士生分流比例甚至超過80%。相比之下，目前我國博士生分流退出率尚不足5%，且主要以自然退出和被動退出為主，差距明顯。

“ 在國外，前期的分流率很高，相當于有接近1/3的學生在開題之前就離開了，這也大大降低了讀博的機會成本。”一位接受采訪的研究者向《知識分子》提到。

楊青在博士論文中講到了一個超期清退博士生的故事。

那是一個來自雙非院校的小鎮做題家，也是家鄉人眼中能考上縣中，考上大學，考上研究生的“好學生”。研究生畢業后，李知命（化名）靠著背誦真題，針對導師的喜好充分準備了面試。“二戰”考博，終于“上岸”了某高校歷史系，成為父輩親戚眼中“光宗耀祖”的存在，高校清閑體面，薪資可觀的教職幾乎近在咫尺。然而，入學后，李知命才意識到自己學術基礎薄弱，始終像“局外人”，開始懷疑自己“是否適合做學術”？中途，導師曾為李知命開出過書單，并讓他去旁聽碩士課程“補課”，甚至當察覺到李知命不得科研要領時，嘗試委婉勸退并推薦他到出版社工作。然而，對那時的李知命來說，能有機會讀博實屬不易，他不舍得放棄。

最終，讀博第六年的尾聲，李知命拿到了學校的“逐客令”，他認命了，接受了出版社編輯的工作，徹底與科研道路一別兩寬……

在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楊青見到了離開學校兩年，現已在某出版社埋首書籍原稿的李知命，這位即將被清退的博士生已經打算不再繼續自己的博士論文，他明確表示“我真不是做學術的料”。

談起讀博的決定，李知命說：“如果當初能對讀博有所了解，或許我就不會來了……但是你說中途退出，真的很少有人能做到。畢竟就算自己想放棄，也沒人會原諒你的無能。”

參考文獻：（上下滑動可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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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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