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中國科學院院士、無機化學家、教育家、無黨派代表人士、北京大學藥學院教授王夔先生，因病醫治無效，于2025年7月6日21時4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7歲。

王夔先生1928年5月7日生于天津。1949年本科畢業于燕京大學化學系，1952年參加工作，在北京醫學院藥學系（現北京大學藥學院）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及教授，并先后擔任無機化學教研室主任、藥學系主任、藥學院院長、天然藥物及仿生藥物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1991-1994年任中國化學會理事長。1993-1998年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化學科學部主任。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王夔先生長期從事生物無機化學和無機藥物化學研究工作，是我國生物無機化學的開拓者之一，主編了國內第一部《生物無機化學》教材。他倡導將化學與醫學深度融合，在病理鈣化、細胞應答金屬物種等領域開辟了新方向；并發現了無機離子生物效應的相似作用規律，首創細胞無機化學的新概念和研究方法，為推動生物無機化學學科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王夔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潛心研究、敢為人先、勇于創新、治學嚴謹、師德高尚，將畢生獻給了祖國的教育和科技事業。王夔先生的逝世是中國教育界及科技界的重大損失，我們也失去了一位良師益友！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我們沉痛悼念并深切緬懷王夔先生！

大道至簡 平淡為歸——記北大藥學院王夔院士

在一切美好沒有來臨之前，心靈首先美好起來了；在一切平靜沒有來臨之前，心靈首先平靜下來了。經歷了三次政治和社會的大震蕩，三次改變研究方向的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夔先生，對世事變遷和人生境遇始終淡然置之、不喜不悲，以哲人的睿智和科學家創新求變的精神探求世界的客觀規律和科學真理，走過了七十五年的生命歷程。王先生身上有一種原生態的平和，那是包容一切的一種平和；王先生對事物有一種廣泛的興趣，那是源自少年時代的一種好奇心態。坐在思想深邃、神定氣閑的王先生身邊，澄澈明凈的心境油然而生。“慧者心辯而不繁說”，作為聽者的我，似也無需再多問什么，“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一切紛紜繁雜的世事都籠罩在平常、平淡和平靜的光暈之中。

(王夔院士)

衣著樸素、平易近人的王先生對我說：“我是平淡無奇的人，你把我寫成平平淡淡的就符合我的人了。”但是，對于王先生的平淡，我也有一個感悟認知的過程，那就是：始覺平淡，繼而非凡，終歸平淡。那是徹悟生命的平淡，是理性與感性交融、執著與包容相合、對物事與人情參透之后的平淡。王先生以一顆平和淡然的心，百折不撓、沉穩自信地立足中國本土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道路，這條道路架起了醫學研究與化學研究的橋梁，通向我國細胞生物無機化學研究的廣闊領域。

津門少年 鐘情科學興趣廣

1928年5月7日，王夔出生于天津一個普通人家。家境雖然平常，“家教”卻是優秀的。在銀行擔任職員的父親業余研究文字學，潛心書畫，漸成一家。解放后，父親先在津沽大學任教，后到天津畫院從事創作，最后到天津美術學院任教授。受父親的影響，王夔也喜歡書畫，其書法形成了特有的古樸蒼勁的風格；王夔也繼承了父親那種不倦的自學與自立精神，這也是王夔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能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

從初中二年級起，王夔就開始一邊讀書一邊找活干，一方面是掙錢貼補自己讀書，另一方面也是為畢業以后的生計打算。在那種戰亂年代，有一技之長總是要多些生活保障。他給《每日科學》雜志畫過插圖，在一家保險公司當過練習生，在一家銀行管過帳，還和一位要好同學湊錢創辦過一個小小的工廠，生產化學試驗用的試紙和試劑，從買原料、做試驗、生產、定包裝瓶、印標簽直到推銷產品。王夔對化學的特殊興趣和愛好，應當說始于高中階段。那時候，他迷上了化學，并和一位要好同學弄了個“實驗室”，下課后就一起做各種化學實驗。但是在日本人管制下的華北地區哪里去買化學試劑？他們就不時繞天津舊城一圈，那四條馬路上有許多賣廢舊玻璃瓶的地方，那里有從工廠、學校、醫院等實驗室清理出的空化學試劑瓶。他們從賣舊瓶子的小店里尋找購買那種有殘留試劑的空瓶子，供實驗使用。他們還經常到中藥鋪去買膽礬、芒硝、冰片等作為試劑。那時侯他們最有興趣的書是丁緒賢先生的《半微量定性分析》。在那樣簡陋的實驗條件下，王夔還寫出了平生第一篇關于有機試劑研究的“論文”，發表在1946年上海的《化學世界》雜志。盡管幼稚，文章的發表卻給他們帶來很大的鼓勵，而且為他們在50年代以后研究有機試劑播下了啟蒙的種子。十幾歲的少年，從此與化學結緣終生。

1945年10月，王夔考入燕京大學化學系，走進北京燕園，也走進了化學世界。基于少年時代的志趣，大學期間他對學習更是達到執迷程度。燕京大學是美國式的大學，當時學生可以按著自己的興趣、愛好選課，老師和學生之間經常交流看法。興趣廣泛的王先生在這種“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氛圍中如魚得水，這也對他后來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他選了陳夢家先生講的甲骨文課，作為考試，王夔寫了一篇論文，內容是根據對出土的遠古器具的化學成分分析并與文字考證相結合研究歷史，其中一部分后來寫成一篇《論青銅時代的上界與下界》發表在報紙上。40年代，他還在《大公報》上發表過譯著和哲學論文；至今，他仍主張學生應拓寬知識面，理科生要學文科課，文科生要學理科課，而且重要的還在于要有興趣、肯鉆研。

現在70多歲的王夔先生，依然保持著對各種事物的興趣。他看到電視上演的“紙藝”工藝就對夫人說“我也能做”，看到筆者采訪用的錄音筆就頗有興趣地問能不能存盤。王先生寫得一手好字，他的墨寶多次作為交流禮物送給國內外醫科大學或醫學院，王先生說：“這樣的禮品有意義，又省錢。”王先生還喜歡聽音樂，每天中午，王先生一邊休息，一邊聽經典音樂，科學家的思維便融入了藝術的想象和激越之中。為了讓王先生全身心投入工作，王先生的夫人、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朱老師承擔了全部的家務，偶爾讓王先生炒炒菜，也是為了讓整日趴在書桌前的王先生換換腦筋。而熱愛生活的王先生，還曾買了好幾本菜譜，頗有雄心地要照著菜譜“炒做”一番，結果如何，自然不得而知。

接觸過王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個性情平和的人，在夫人朱老師眼里，王先生也是個沒脾氣、不會著急的人，所以夫妻兩人結婚50年來從來沒拌過嘴。但就是王先生這樣平和的人，在教育孩子方面也從來不遷就，即便是對一年才回來一次的在國外的孫輩，也很講原則，說好不買的東西決不買。也許這種從小教育孩子自立的“家教”本身就是一個“寶”，王夔先生的一雙兒女都是好樣的。兒子1970年初中畢業，就到當時的王麻子刀剪廠當工人，后來通過自學，直接考上了北京醫學院的研究生，后來在英國取得博士學位。王先生的孫子從小受到醫學的熏陶，現在已是利物浦大學的醫學生。

王先生活到老、學到老，對于新技術的學習，從來沒說過自己學不會，他的理念是不會就學，他的學生說：“王先生從來不懼怕任何新知識，他獲取新知識的能力和欲望很強。”在他七十歲的時候，電腦熱起來，王先生也學起了電腦，沒過多長時間，王先生就提著筆記本電腦參加各種學術會議，powerpoint運用得很熟練。王先生天天上網，查看國外科學研究的新動態，查看國外同行最近的報告。王先生樂呵呵地說：“學生們敲得比我快，但我看得比他們快。”為什么呢？王先生有很強的語言能力，這和他從小喜歡看書、看各種各樣的書有關。中學時他對語言學家王力先生寫的《比較語音學綱要》深感興趣。當時他正念高中，因為在淪陷區，要同時念日文和英文。跟所有那時的中學生一樣，用漢字注音，讀起來不像外國人發的那個音。王力先生的書不但能幫他在讀英語時正確發音，還能教他讀其他外國語發音，包括那些稀奇古怪的、沒學過的、甚至沒聽說過的語言，還能知道不同國家語言之間的相似相關性，會一種語言，就會另一種語言，這使得王先生對外國語言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時王先生找了一位俄羅斯人學俄文，找父親的一位同事學世界語。依靠這個能力，在后來工作時又自學了捷克文和德文。這對他的工作幫助很大。從小時候愛好語音學學習外國語，到現在自學電腦，可見成績總是垂青于那些有準備的人。而王先生卻并不是單純地為學習什么做準備，以興趣為師的他從來都是抱著欣賞的眼光在“樂”中學的。

名師風范 獲取思想“樂”中學

1949年王夔大學畢業，獲理學學士學位，并留校攻讀研究生。1952年，在燕京大學撤銷并入北京大學時，因為急需大學老師，他被中斷研究生學習，分配擔任醫預科教學，對這樣一種安排王夔憑著一種奉獻的精神欣然接受了。后來北京醫學院獨立，王夔留校任教，從50年代到90年代，從助教至教授，在半個多世紀的教學生涯里，王夔先生不知寫過多少不同式樣的教材，不知設計過多少種實驗和教具，不知組織過多少次極有特色的教學活動，然而他依舊興趣不減，每年他的教案都在更新。他說：“真正意義上的教學，不只是講課和帶實驗，而是要不斷地創新，不斷地進步。有時，在講課時突然萌發一點想法，對科研可能有著很重要的價值。”

王先生音質很美，富有穿透力。他講課抑揚頓挫，語速適中，能抓住學生的注意力，充分調動課堂氣氛，聽他的課是一種享受。藥學院黨委書記洪和根老師說：“王先生口才極好，講話不用整理就是一篇文章。板書就象印刷體一樣。”王先生也是學生們最喜愛的老師之一。女博士楊曉改上本科時就聽王先生講課，對王先生的課她和同學們都有著深刻的印象。楊曉改說：“王先生知識廣博，能啟發學生的興趣，而且王先生的課常常把理論知識、應用知識、人文知識貫穿在一起，讓學生興趣盎然。”2003年3月王先生參加了中山大學藥學院舉辦的“院士論壇”，《中國處方藥》雜志記者李行這樣描述王先生字正腔圓的報告：“枯燥的學術內容到了他那里，頓時變得生動活潑，恰到好處的旁征博引更是讓報告深入淺出輕輕松松地傳遞著科學的真諦。”李行低聲對同事說：“有沒有聽過諾貝爾得獎者的學術報告？境界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用最簡潔最易懂的文字表達最尖端最前沿的知識。”

王先生在注重培養學生興趣的同時，還有意識地讓學生在“樂”中學習，以學習為樂。因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沒有一個人能夠在欣賞這個學科而學好這門學科。對于學生尤其是研究生，王先生注重其獨立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培養。久而久之，學生們也養成了一種自覺學習的習慣，碰到問題首先要自己解決。王先生對教學的體會是，不要把什么東西都教給學生，就象“冰山理論”那樣，老師把露出海平面的那部分冰山給學生講解了，海平面以下的那部分就需要學生自己去挖掘了。聽老師講課，得到一個思路和想法就可以了。記東西要記住它的意義，忘掉外在的東西。王先生當年上燕京大學時，曾選修過林耀華先生的社會學，他主要講怎樣用調查方法研究人類發展史，其中有一個研究方法，就是尋找迷失的環節（missing link），這個研究方法到現在還在指導著王先生的研究，在研究細胞內發生的化學事件的前因后果時，王先生無時無刻不在尋找迷失的環節。王先生說：“我從老師那里獲取老師的思想，我也想把自己的思想教給學生。”他從袁翰青、梁樹權、張青蓮、張滂等老師那里得到的治學之道終生受用。

無論教學，還是做科研，王先生都有著精辟的思想貫穿其中。《院士思維》一書中收錄了他的充滿思想和智慧靈光的文章《我的科學思維觀》，字字珠璣。書中有著這樣一句話：“科學家應該有思想，但總要八成是科學家，二成是思想家。”王先生認為，科研或教學思維切忌絕對化和先入為主，先入為主和絕對化會給人們的思想設置極限或界限，使人們不敢超越，也不想思考某個極限或界限本身的條件以及本質。例如，共振論把苯的結構描述為兩個或幾個共振結構的總和，經典化學家常常用經典熱力學思路把變化中的體系用始態和終態來描述，事實上，從始態到終態變化過程中有多少狀態？這種變化是跳躍的嗎？多少年來，在教學中我們常常把它絕對化了。在大學化學中會認識到反應機理中有一種或一兩種中間態，再后，或許還能進一步了解從始態到終態有若干條途徑，催化劑的神奇就在于用它的魔杖引導反應沿著某一條快捷的途徑達到終態。但是為什麼不能同時叫學生去想象在那些從始態到終態的連續改變過程呢？甚至叫學生去想象在諸如生物體系中有什麼始態又有什麼終態呢？我們不能引導學生建立一個非此即彼的思考方法，有時它是創造性地解決實際問題的障礙。只有在教學生具體知識的同時培養他們的批判和懷疑的態度，才能培養他們的創新精神。

王先生還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新心態和想象力，引導學生獨立思考。王先生為此引用了諾貝爾獎獲得者Esaki的一段有益的話——“你想得諾貝爾獎嗎？有5個規律：第一，不要被自己過去的經驗所束縛；第二，不要過分追隨你的研究領域中的任何一個權威；第三，不要抱著你不需要的東西不放，要嚴格地篩選信息；第四，不要回避對抗，如果有合理的觀點，就去辯論；第五，不要忘記童年時的好奇精神，它是想象力的表現。”他認為，現代科學的重大成就中有不少是先在頭腦中形成一種觀念、一種結構、一種聯系，甚至是一種從來沒有的東西，然后再通過實驗來證明它，尋找它。實際上化學現象中需要通過想象加以研究的地方很多，例如用譜學方法推測蛋白質在溶液中的構象和構象變化，就是實驗技術與想象的結合。因此科學想象不是胡思亂想，而是一種素質。難怪王先生的博士后楊曉達出國歸來又回到王先生的課題組中，楊曉達說：“我在王先生這里感到一種充分而又深刻的科學的‘sense’，‘sense’在英文中是感覺、意識的意思，但我又覺得這些并不能充分表達我的感覺，我只能稱它為科學的‘sense’。”

50年代，王先生最初從事教學的時候，教學是照本講，只要求講課要講明白、有系統性和完整性，后來開展教學改革，王先生領著別的老師一起做教具，還和化學家梁樹權院士合寫了一本《基本操作規程》，并組織現場表演，這本書對規范化學基本操作起了重要作用。回想起來，教學改革的每一個時期，王先生都全力投入，并走出了一條醫學和化學相結合的道路。按說無機化學是離臨床最遠的東西，可王先生無論教學，還是帶著學生們做研究，一直都聯系醫學實際。王先生培養的學生能在生物學和化學界面上工作，能進行從動物到細胞、到化學的實驗。王先生還為學生營造了一種寬松的環境，他從來不催促學生趕快發表論文，也不要求學生一定要把自己想的東西做出來，王先生希望學生做到的是把課題做深，做細，做確切。王先生還經常鼓勵學生和別人多交流，多次帶學生參加學術會議。當學生被研究工作困擾感到失望時，王先生經常用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描寫的古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所經歷的“三種境界”鼓勵學生，現在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說不定再堅持一下，就到了“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境界。王先生以此鼓勵學生戰勝眼前的困難，執著追求科學真理。但他也教學生不鉆牛角尖，也經常引經據典，教導學生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努力了，就可以了。可以說，王先生教育學生執著的同時又教育學生不執著，在科學研究上執著，在為人處事上不要執著。這也是王先生的風格，對身外之物得之不喜，失之不憂。

公共教學部賀新華老師說：“王先生一貫重視學生做學問與做人的培養，這也是他自己人生經驗的總結。”連續三年來，公共教學部邀請王先生給研究生講“科學素質與文、史、哲素質的互動”專題，對于這樣一門非專業課，王先生同樣認真備了課。在公共課上，王先生像他講專業課一樣思維敏捷，沒有一句廢話，而且古今中外旁征博引，王先生結合科技史和科學哲學思想的講解，希望學生把主觀的理想、興趣與客觀的社會發展動向和時尚之間的矛盾處理好，不要追求時髦，不要急功近利。王夔先生還多次在新生入學教育和新職工上崗培訓上做演講或講課。

王夔先生在國內醫學院校首次為本科生和研究生們開設了“醫化學”與“生物無機化學”的課程；1988年9月，王夔先生主編并出版了中國第一部《生物無機化學》正式教材，其中包括了較為系統的理論與方法。多年來，王先生積極參加化學教育改革工作。曾經在醫學院組建醫化學專業，提出并且實行了一個新的化學與生命科學結合的教學計劃。在藥學院各個化學教研室的共同努力下開出大量新的交叉學科課程。他和無機教研室的同志開出的課程構成一個新的結合生命科學的無機化學教學體系。其中有些課程延續至今，為現在建立化學生物學專業打下了基礎。王夔先生現在主講醫化學及細胞生物無機化學課程，指導博士生和博士后。

王夔先生曾被國家教委評為“全國優秀教師”，被北京醫科大學授予“桃李獎”，王先生也確實“桃李滿天下”。數十年來，他教過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和在他的實驗室工作過的博士后，許多人已經成為我國醫化學界科研與教學中的骨干，還有不少人在國外各個重要研究機構或大學工作。王先生自己依然興趣十足地活躍在講臺與實驗室之間。他說：“我永遠熱愛教學工作！”

三易研究方向 架起醫學化學橋梁

王夔先生五十多年來在醫學化學之間進行了大量研究工作，不斷地創新與發現。恰如王先生所言：“沒有自己的東西，模仿外國人的研究模式，必然缺少創新。”作為一名在國內外化學界有廣泛影響的科學家，王先生始終立足中國本土，不斷地開拓創新，在出國留學不斷升溫的環境下，英文和專業都很好的王先生沒有選擇出國，因為他已經選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80年代中期，王先生第一次出國，那是在日本參加國際化學教育會議，王先生在會上做了關于化學教育怎樣和醫學相聯系的學術報告。事實證明，王先生以自己睿智的眼光和頭腦開辟出一條獨特的道路，王先生是長在中國國土上的一棵“大樹”，尤為可貴的是，不論順境逆境，王先生始終精神不倒，堅忍不拔。

他的研究工作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56年以前，主要從事分析用有機試劑研究。他自己稱“那是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條件下進行的。”當時的北大化學系都搬到城外，人走了，有用的圖書儀器試劑全搬走了。沒有導師，沒有研究課題，沒有實驗條件，怎么做研究？王先生和留下的幾個年青人從剩余物資中搜索一些東西做實驗，“居然‘白手起家’，能夠撐起個‘帳篷’唱起戲來。”（王夔先生語）他們開展了點滴分析和分析用有機試劑的研究，并提出了幾種分析功能團和新的分析試劑。這是一個國內最早系統研究有機試劑的課題組，他們在1951至1957年間發表了關于該項研究的一系列論文，從而使該課題組的成員以后成為國內有機試劑研究方面的學術帶頭人。“墻角數枝梅，臨寒獨自開”，他們這個小小的研究組成為我國有機試劑研究的一個生長點。

第二個階段是1961年至1965年之間，王先生另選方向，開始了金屬離子水解沉淀的掩蔽這一嶄新研究課題。可以說，在國外，這也是一項開創性研究。此項研究從研究思路到方案以及實驗方法，都是王先生一步步通過實踐而建立起來的。這也是王先生做學問的特點。王先生說：“在研究工作中，我著意于創新，從思路到方法，往往都是自己設計和建立起來的。”經過四年多的不懈努力，他不但建立了金屬離子水解沉淀反應評價的方法，而且發現了亞化學計量掩蔽現象，獲得了多種金屬離子的絡合掩蔽順序。此項具有獨創風格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國內外同行的高度重視和廣泛關注。澳大利亞化學家D.D.Perrin在所著的《化學反應的掩蔽與解蔽》中，用一整章來介紹王夔教授的全部研究成果。

第三個階段，也是王夔先生研究最重要的階段，便是從70年代末以來與臨床醫學聯系的生物無機化學和無機藥物化學的研究。王夔先生是我國生物無機化學研究的倡導者和先行者之一，也是細胞生物無機化學的開拓者，他們在細胞層次上研究生物效應的無機化學基礎，跟蹤細胞應答過程中發生的化學事件，研究它們與病理和毒理過程的關系。在他的組織和具體指導下，北大醫學部生物無機及無機藥學化學教研室開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這一階段，王先生和他領導的課題組碩果累累。

在某些發達國家醫學界，已經有了“臨床化學”這種稱法。而在國內，如果談臨床化學多半只是指大醫院的化驗室，他們多重于尋找臨床化學指標與疾病的相關性，而很少研究化學機理。特別是疾病發生發展的化學過程。一般地講，醫學家的研究從整體到細胞層次，而化學研究僅在分子層次，兩種研究層次也可稱“隔行如隔山”呢。王夔先生研究中的首要貢獻正在于，他大膽地將化學中的分子層次研究與醫學中細胞層次研究結合到一起，并克服了重重難關，開拓了一條與傳統生物無機化學研究完全不同的途徑。

最大的不同在于：第一，傳統生物無機化學研究單一物質的單一反應，而王先生研究生物體系中多種物質和反應構成的過程；第二，王先生開拓了細胞生物無機化學新領域，研究金屬離子與細胞相互作用中的化學事件與生物效應的關系；第三，王先生探索生物無機化學反應間的規律，提出非必需金屬離子生物效應與必需金屬間相似性的化學基礎。以上三項，無一不是獨創性的發現。

王先生認為：“一切病理過程，最后總可以從分子層次上去理解。”稍有醫學或化學常識的人都會想到，如果“從分子層次去理解”世間萬眾的“一切病理過程”，是容易的事嗎？所以，為什么在國際科學界從事此項研究的人少而又少就可以理解了。

王先生指出：“人類所有的疾病，沒有哪一種不是既涉及細胞過程又涉及到化學過程的。傳統醫學或化學，在研究細胞過程時往往忽視了化學過程，而研究化學過程時又離開細胞。我從事的研究中，溝通細胞與分子層次是關鍵。”需要知道的是，這種溝通，如進一步解釋就是“要在生物的細胞里面做化學試驗”，因為這樣才可能研究，觀察反應和現象，從而研究機理。難怪王先生在這個學科名稱前又加了“細胞”二字，稱為“細胞生物無機化學研究” 。王先生預言：“總有一天，會有一本《細胞生物無機化學》出版，標志這一個新的學科成熟。”

王夔先生所確定的“細胞生物無機化學”這一研究方向，重點在于研究病理過程中的化學事件，在不脫離細胞環境的條件下，研究在細胞內部所發生的化學的反應和化學現象。可以想見，要完成這種難度極大的研究，必須先確立新的概念思路并建立一系列實驗程序與方法。

科學研究永遠是開拓者與先行者的事業。在王夔先生的帶領下，從事此項研究的教師和研究生們付出了長期的艱苦的努力。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與臨床醫學的結合，事實證明，他們不但走得早、起點高，而且步伐在加快，成果可喜。

“大骨節病”是給廣大群眾帶來異常痛苦的常見地方病，80年代，王先生承擔了“大骨節病”病理化學過程這一國家重點攻關研究課題，提出了基因表達異常-異常基質-異常礦化的理論。王先生的這一理論從誕生起，便得到醫學、化學界專家們的廣泛關注。接著，大量的實驗事實又對這一理論的實用性給予了有力的支持。根據這一理論，原有的有機物中毒學說、糧食真菌污染學說、環境低硒學說等等均得到了統一的解釋。這就為有效根治大骨節病及類似地方病提供了重要的證據、資料和理論依據。

膽結石在我國屬于高發病與常見病，針對膽結石的成因，王先生領導他的研究集體進行了膽色素研究，發現了膽紅素自由基的形成、傳遞以及與之有關的膽紅素聚合的現象。在此基礎上闡述了色素型膽結石形成的化學過程。這對解釋膽結石病成因及合理防治，均起到了正確的指導作用。

在研究金屬離子與細胞相互作用過程中，王先生提出了細胞對金屬離子的整體應答和多靶分子模型的新概念，從而沖破了傳統化學的研究方法，即單因素、單物種的研究系統。

90年代，在關于與金屬離子相關的病理、毒理和藥理過程的研究中，王先生提出了外源性金屬離子的生物效應遵循一種相似性規律，此項研究成果拓寬了細胞生物無機化學的理論基礎。

在上述理論的指導下，王先生課題組系統研究了順鉑類抗癌藥物與細胞的相互作用，在此基礎上找到了幾種毒性低、抗癌活性強的鉑絡合物。

針對稀土農用對人體健康的影響，90年代后期，王先生的研究集中于稀土生物效應的化學基礎，為稀土農用的安全性評價以及稀土的藥用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由王夔先生參與領導完成的重點攻關研究課題“大骨節病”病理化學過程，接連獲得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二等獎和三等獎，并評為八五攻關重大科技成果獎。王先生領導的“膽紅素溶液化學和自由基化學及其與色素結石形成的關系”這一研究課題，以出色成果獲1991年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關于金屬離子與細胞相互作用過程這一方面的成果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三等獎。關于順鉑類抗癌藥物與細胞的相互作用研究的部分成果，獲1991年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三等獎，并得專利一項。有關稀土生物效應的化學基礎的研究成果獲得教育部科技進步一等獎，并作為第二作者獲北京市科技進步二等獎。由于王先生所取得的一系列開創性成果，2000年他被授予何梁何利科學與技術進步獎。

王先生說：“我承認，我是一個在獨特環境中成長的化學家。在醫科大學幾十年的教學、研究與實踐中，與醫學、臨床醫學甚至醫生接觸多、時間長、關系深。經常遇到的情況是，學醫的不太懂化學，而學化學的又不太懂醫學。我的經歷和條件較特殊，多年來使我對醫學中某些方面達到或接近學科層次的了解。正因為這樣，我可能也可以在醫學和化學之間搭一個橋。”這種比喻是恰當的，但王先生謙虛了。因為生物無機化學研究絕不僅止是在兩學科之間搭橋，更重要的是推動和促進了兩學科的發展，豐富并深化了基礎理論研究方向，同時也擴大了其實際應用范圍。

近年來，王先生的研究擴展到諸多新領域：神經退行性病變中金屬離子的作用；金屬離子---活性氧/信號系統---細胞生命過程（增殖、分化和凋亡）的干預和調節機理；中藥礦物藥的藥效和微粒反應性以及尺度效應的關系；無機藥物的ADME藥物動力學問題；病理性生物脫礦/礦化的機制及在疾病發展中的作用；硬組織化學和口腔保健用品研究，等等。這些都是生物無機化學的前沿問題。

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1999年，王先生提出了“預防藥學”的新概念。預防藥學研究和開發預防疾病發生發展的藥物，包括兩個目標：研究開發針對疾病病理過程中的關鍵環節以及關節環節中的生物分子，篩選和設計干預或調整的藥物；同時，以相關生物分子為生物標志物，研究開發針對該病理過程的預警預報實驗方法。目前王先生領導建設的預防藥學實驗室以腫瘤、心血管病、腦神經退行性病變、骨質疏松等慢性病理過程為目標，從可食動植物和中藥中尋找有預防活性的成分，開發預防藥物和建立相應疾病的預警預報方法。同時，為進行中藥多組分化學藥理學的研究，提出了基于機理和藥物效應學及藥物動力學特性的整體藥物探索系統(IDES)的思想。

王先生一直倡導科研合作。他曾舉過這樣的一個例子：我國中醫中有很多用含砷礦物治療疾病的經驗，而且早在70年代就有人用三氧化二砷治療白血病成功的經驗。但是一直不能為世界醫學所接受。陳竺院士對這一現象做了科學的解釋之后，才引起了世界廣泛的注意。但我們卻沒有深入做下去。而國外卻對此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發表了研究成果，有的藥廠拿到了國際專利。從這個例子可以得出結論，我們的科研工作一定要深入，科研必須與生產結合。這還說明藥物的研究開發特別需要基礎研究，沒有基礎就沒有價值。有些科研項目不能跟生產結合，就浪費了國家的資金和很多寶貴的資源。

80年代至90年代，王先生領導的課題組與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合作，對齲齒成因及再礦化進行了研究，提出了脫礦-再礦化機理，協助王勤教授設計了再礦化藥液，現已在臨床上應用。口腔醫院博士生導師于世鳳教授說：“王先生長期致力于微量元素、骨礦化以及再礦化研究，這在進一步揭示骨破壞機理、微量元素防治骨質疏松癥方面具有深遠意義。”2002年，他倡導北京大學和美國堪薩斯大學合作建立具有國際標準的口腔保健實驗室事宜。90年代，在與北京醫科大學運動醫學研究所的合作中，研究了缺鐵性貧血用補鐵化合物，他首先提出了用控制水解多糖作用鐵載體的途徑，而且發現一般補鐵化合物能造成細胞氧化損傷，但某些多糖水解物能防止這種損傷。這些研究為開發有效而安全的補鐵制劑提出了新途徑。最近，王先生領導的預防藥學實驗室和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建立了長期的固定的合作關系，他們將在建立聯合實驗室和研究生聯合培養方面開展合作。

2001年，王先生領導的課題組和北大醫學部心血管研究所合作研究動脈鈣化和骨質疏松的成因。王先生帶領研究室和心血管研究所合作，一方面進行動脈中磷灰石晶體的形成研究，另一方面進行骨礦物溶解研究。國家“973”重點基礎研究項目首席科學家、北大醫學部心血管研究所副所長唐朝樞教授由衷地說：“王先生他們做得很好。把物理化學的基本規律和生物醫學的規律結合起來，研究就更深入了，對沉積物理化學特征的研究為臨床的基礎研究奠定了基礎，對臨床基礎研究有著重大的指導意義，從理論上開辟了新的治療策略。”

王先生一直關心并積極參與化學學科的整體發展，他承擔中國科學院學科發展戰略調研任務，與王佛松院士等編寫了“21世紀化學發展方向”調查報告，提出研究分子以上層次的化學這一新方向，在化學學科發展中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近年來，連續接受中科院的任務，針對創新藥物研究的問題和策略，王先生在全國各地組織調研，提出一系列建議。為推廣中藥研究現代方法還舉辦了講習班，并且在學校和藥學院的支持下在國內首先籌建了采用新研究體系的實驗平臺，這一項目得到國家863項目的支持。目前，他領導的課題組承擔了兩項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用細胞無機化學方法研究動脈鈣化和骨質疏松中的發生和關聯；用細胞無機化學方法研究金屬離子在退行性病變中的作用。

王先生認為，科學家研究問題的目的不只是獲得幾項成果或技術，最重要的是能否在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內奠定較為系統的理論和思想基礎。他所選擇的研究方向是結合臨床醫學研究細胞生物無機化學，因此從臨床問題中抽出基礎理論的意義就顯得特別重大，因為這種研究的意義以及方法將為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的發展起到指導和促進作用。不僅如此，王先生始終站在學術的最前沿，有著獨特的學術敏感。現任天然藥物及仿生藥物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藥學院張禮和教授說：“王先生思想活躍，作為天然藥物及仿生藥物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每次開會，王先生都有一些新的見解，并能抓住課題研究的新方向，提出中肯的意見。”口腔醫院于世鳳教授和她的博士生說：“王先生學術思維活躍，學識融會貫通，常常會有奇思妙想，這是他長期知識積累和不斷創新的結果。而且，王先生總是在虛心聽取他人包括研究生的意見后，才提出自己的建議和想法，他的建議總是很富有啟發性。雖然他已經70多歲，但是他對當今科研前沿的技術非常熟悉。”

多年來，王夔先生在國內外公開發表論文二百余篇，他和課題組同志們的辛勤勞動也換來了豐碩的成果，中國的細胞生物無機化學研究在國際上也確立了她應有的地位。生物無機化學重要的國際會議——國際應用生物無機化學會議就是澳大利亞科學家Webb教授和王夔先生兩個人發起創辦的。最初在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資助下，曾先后三次于武漢、廣州和澳大利亞召開了三屆國際應用生物無機化學學術討論會，王先生擔任了會議的主席。迄今已經在世界各地舉行過六次會議。王夔先生主持下的生物無機化學教學和科研都已具備一定規模和影響，先后被三家與生物無機化學研究有關的國際權威刊物聘為編委。

王先生開創的細胞生物無機化學研究在世界上也是領先的，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兩大特色，就是系統性和聯系臨床。2001年在英國召開國際應用生物無機化學會議，王先生應邀做了題為“生物無機化學的十五年”的大會報告，介紹了自1985年以來中國生物無機化學的發展狀況和取得的成就，提出了細胞生物無機化學這個重要的新領域。針對他的報告，大會認為，生物無機化學的研究開始進入了細胞生物無機化學時代。

王先生三易研究大方向，每次推倒重來，都要付出更為艱苦的努力。王先生的感受是：“雖有所失，但更有所得。40年代末，有機試劑研究正在興旺，至60年代由興至衰，如不能提出新內容、新方法，就不如轉入其他方向。第二次轉向更是如此。”改變研究方向的道路上有困難，有勞累，但王先生卻不覺得吃苦和吃虧。盡管改變研究方向有著客觀的原因，但興趣廣泛的王先生對事物和真理的探求自始至終都充滿了創新的勇氣和精神。王先生自我解嘲地說自己是一個“見異思遷”的人。第一次中止研究是由于政治運動和經濟困難時期的影響。在這之前他對分析有機試劑的研究是受到了蘇聯科學家的影響，當時好多人都在做這方面的研究。60年代初，王先生再進實驗室之后，發現研究有機試劑的人越來越少，所以王先生就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就是金屬離子的掩蔽研究，這項研究得到了“12年科學遠景規劃”的支持，但是也就持續了兩三年的時間，因為“四清”運動又中止了。后來就是“文革”。80年代，祖國科學的春天才真正到來。這時大家發現，在過去十多年中出現了一個新的學科：生物無機化學，而且發展迅速。在這種情況下，王先生獨辟蹊徑，利用醫學院的優勢，聯系臨床進行生物無機化學研究，在國內、國際生物無機化學界，與臨床相結合的研究很少，因為很難。但是，對歷史和哲學有特殊喜好的王先生善于歷史地分析學科、哲學地研究方法，善于揆古察今，這對他選擇科研方向有著指導作用。在《我的科學思維觀》中他這樣寫道：“在熱點和冷點之間，主流與非主流之間，我寧愿選擇后者；雖冒風險，但是只要有意義并且合乎科學，冷點總會變成熱點，非主流也會變成主流。比如大多數生物無機化學研究是在分子層次進行的，我們偏要在細胞層次研究，當然難處很多，可是因為無機化學要想研究生命，細胞是必經之路，它遲早會成為熱點，現在誰先進入，誰得到的越多。我知道這是眾人所不為的，等于在廣漠中踽踽獨行。同行少，可借鑒的經驗少，論文被引用少，被理解的少，或許終生無人喝彩。學術上的獨立思考和孤獨感常常共存。但是，相當多的創新工作都是想眾人所未想，為眾人所未為，都是在甘于寂寞的心態下進行的。”這就是一個執著追求真理的科學家的情懷。

博大胸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大凡有成就的人多有一番難忘的經歷，有艱難困苦的時候，也有成功喜悅的時候，那種生命歷程中的苦和樂在記憶中永遠磨滅不了。但王先生不是這樣。一切在常人眼里看來的苦和樂在王先生那里都一一過濾了，化成了平平淡淡、平平常常的事情，正應了陶淵明的那句詩：“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在整理“王先生大事記”的時候，他對自己曾經獲得的“全國優秀教師”“桃李獎”等諸多榮譽都記不得確切的年份，甚至大致的年份也記不清楚，他脫口而出的是：“我一生無大事”。筆者無奈只得去查閱他的檔案。對于困苦的事情王先生同樣也沒有太多的記憶。就連在“文革”后期他遭到批判、被隔離審查要求交代問題的事情也是筆者從他人口中得知的，而當時王先生的愛人所在的學校搬遷到外地，家庭同樣面臨著壓力。王先生認為，一切事物都有兩面性，看你怎么想，怎么對待。在王先生看來，逆境也可以成為機遇。王夔先生說：“身處不利的環境，只要精神不倒，堅忍不拔，你就會把不利的環境變成有利的環境。而且在這種特殊條件下學到的本領是不可多得的，往往是別人難以得到的。”

王先生研究的問題大都是從臨床醫學中來的，從醫學問題中抽出的化學問題，而且是在化學上也有意義、有深度的問題。在臨床中總結出化學問題之后，還要去看醫學書。一般科班出身的化學專業的大學生都沒有這些本領，王先生卻是在本來不利的條件下慢慢學會的。解放后有過多次教學改革，指導思想多變，但是貫徹“理論聯系實際，基礎聯系臨床”的原則不變。王先生放下原有的教學和科研，帶著學生到附屬醫院參加醫療實踐，在門診和病房里“蹲點”學醫，去大隊“幫助”赤腳醫生推行合作醫療。最長的一段時間是被派去西雙版納當了一年醫療隊員。王先生本來是不懂醫的，但是王先生有一句樸實的話“有機會就學”，他認真地向醫生學習，跟他們一起看病人、查房，討論怎麼診斷怎麼治病。慢慢地，王先生與醫生有共同語言了，圖書館的醫學書也能看得懂了。所以王先生的生物無機化學研究就能結合臨床了。王先生說：“其實什么事只要有心，就不難，我雖然至今仍然算是‘醫盲’，但是卻能夠聽懂醫生說的和書上講的，能夠起到化學家和醫學家之間的橋梁作用。”

王先生做事的理念是完美，什么事要做就做好。教學科研工作是如此，別的工作也是如此。作為老一代科學家，作為中國化學會科普委員會主任，王先生始終關注著我國中學的化學教育改革。他牢記鄧小平同志講過的一句話：“教育要從娃娃抓起。”1983年，他組織了“全國化學競賽”，理論試題登在《中國青年報》上，以開卷形式答卷，并通過中央電視臺向全國轉播實驗競賽題，全國參賽者不計其數，盛況空前。王先生至今仍評價說：“雖不象‘生命科學’、‘天體物理’那么激動人心，可的確是化學科普的一次成功嘗試。”1985年，王夔教授作為觀察員參加了在荷蘭舉行的 “國際化學奧林匹克競賽”。從那時起，他便堅定了中國要組團參加和中國中學生要在國際賽場上較量的念頭。從荷蘭歸來后他就在全國中學生化學夏令營中，從培訓老師開始，組織實驗、教授方法、發現苗子，開始了參賽正式運作。他苦心經營兩、三年，制定了一套培訓教學大綱，這個大綱注重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并使化學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相結合，是對優秀的中學生一個特殊的要求。1986年，中國中學生首次參賽，取得成功。從那年起，連續十幾年，中國中學生代表團年年均是載譽而歸，讓世界化學界、教育界都對中國的中學生刮目相看。這種每年一次的國際大賽，不但使中國教師、學生們看到了什么是國際水準，增添了教改信心，同時更重要的是有所借鑒，對改進中學化學教學、提高化學基礎教育水平做出了貢獻。王先生非常注重中學生創造性才能的培養，他說：“我國的中學水平與外國的水平也許差不多，大學本科水平甚至超過外國。但是，我們的創造性、我們的科研成果總比不上一些先進的國家。為什麼，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的創造性太差。一定要培養創造性的人才，不論你將來做什麼工作，一定要有創造性。”不過，很少有人知道，為組織選拔培訓大賽，王先生和他的同事們付出了多少心血。做這項工作是沒有報酬的，是義務的，但又是要占用寶貴時間、犧牲某些科研效率的。王先生對此無怨無悔。“我們的祖輩就說需要科學，現在我還要說，希望你們長大后再跟那個時候的年輕人再說，我們需要真正的科學，真正的科學家。”這是王先生作為中國化學會理事長在1994年全國化學競賽暨冬令營開營式上的一段講話，飽含了對祖國的深情、對科學的摯愛和對年輕人的關懷。

王先生也有不做的時候，就是做不好的事情就不做。比如他曾當過系主任，當過藥學院院長，還當過四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化學部主任，王先生認為自己不是這塊料，就不干了。其實王先生太謙虛了。事實上，他非常認真地對待管理工作，而且投入了很大精力。學生也稱他為“帥才”。1984—1988年他擔任藥學院院長期間，在國內率先成立了基礎化學實驗中心，以協調四大化學的教學和實驗，加強實驗的整合和改革，在進一步加強學生的基本理論的同時，進一步夯實學生的基本技能和基本技術。1987年，在他的積極努力下，成立了天然藥物與仿生藥物國家重點實驗室，也是當時全國成立的十個重點實驗室中醫藥衛生院校和科研院所唯一的一個重點實驗室。

王先生有一個重要的管理思想，那就是看重用人問題，小到一個教研室，大到一個國家，凡事情沒辦好，大都是用人不當造成的。王先生用人主要看兩個方面：第一要看他的公心，有幾成心放在教研室，幾成心是為了大家；第二是看他能否團結人。包括團結學科同行和教研室的人。至于業務，倒要放在第三位。業務稍微差點，只要認真，總會有長進。

王先生博覽群書，熟讀《論語》《孟子》，有著很深的國學底蘊。他做任何事情，都善于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王先生認為，不要老想著讓別人知道自己，自己有名該多好，這樣會影響人的進步。王先生常講一句話：“不要總想別人有的東西我怎么沒有，要常想我有的東西別人怎么沒有。”這也就是王先生講的“泛愛眾，而親仁”，凡有學生請教，不管是誰的學生，王先生都毫無保留傾其所有予以指點，包括同行，在業務上能幫的他就幫，藥學院許善錦教授說：“有些不太明白的東西，經他一指點，馬上茅塞頓開。”凡是別人有求于王先生的事，他都盡力很快辦到。口腔醫院博士李斌斌有一篇文章想請王先生修改，但又覺得王先生工作忙，可能不會答應。讓李斌斌沒想到的是，王先生欣然答應了下來，并且很快就給了答復，提出了很多意見和建議。王先生為人謙和，樸實，律己甚嚴，在學校和學術界有著很好的聲譽。他擔任藥學院院長時，工作人員幾次想給他換辦公桌，王先生硬是不讓，直到后來藥學院大樓裝修，才統一換了桌子。王先生多年來和教研室的同志們在一個大辦公室里辦公，直到2003年預防藥學實驗室建成，王先生才擁有了一間小的辦公室。

王先生一方面抱著欣賞的眼光去從事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又“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王先生做科研從來都是承擔面上的小項目，他不愿意承擔大項目，不愿被任務逼著走。王先生想的是：我就用這幾個人、這點經費，做出較大的成績不是更好嗎？他做事小心謹慎，曾提出做人的“十戒”，講“戒有所得”，比如對突然來的東西象名和利，要心懷戒心，提高警惕。王先生從來不為自己爭取什麼，也從來不給自己太大壓力，這樣王先生也就沒有什麼特別的苦處和難處。這就是王先生的哲學。

王先生對生命過程中的基本化學問題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抽象和具體螺旋式上升的過程，達到了一種至真至美的境界。在《我的科學思維觀》中王先生這樣寫道：“我曾經這樣描述我在研究生命過程中的基本化學問題時所經過的三個認識階段：‘當我無知時，看人即人，看樹即樹；深究時，人不是人，樹也不是樹；待到全面認識后，原來人還是人，樹還是樹。’”在千年來臨之際，王先生引用了趙翼的一首詩來抒寫自己對學科發展的憧憬：“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 學術的追求是永無止境的，集科學家與哲學家于一身，富有思想、熱愛藝術的王夔先生，有著一顆永遠青春地跳躍著的心，他那探幽洞微的深邃眼神，深藏若虛的學者氣質，還有那傳得很遠的純凈的聲音，讓我心中升騰一種平凡的感動。王先生是一處風景，“無限風光在險峰”是他做學問的景致，“平淡歸真處，風景獨好”是他做人的景致。以一顆被感動和凈化了的心，我書寫下平實淡泊的文字，算作我對王先生的理解吧。也許，有些文字于王先生顯得多余了，王夔先生本身就是一本絕好絕美的書，我相信每一個讀過他的人都想重讀，每一次閱讀都會有新的發現。王夔先生的“平淡”大道中傳遞出的思想是活的思想，哲學是活的哲學，科學是生機勃勃的科學。

（本文最初發表于2006年12月14日，作者梁峰霞，原標題為“首屆蔡元培獎之五：大道至簡 平淡為歸——記北大藥學院王夔院士”）

來源：北京大學藥學院、北京大學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