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躍進”年代，蘇聯和美國已先后將人造衛星送入太空，當時大家都殷切希望能早日見到我國制造的衛星也能在太空中閃閃發光。后來有人把創造小麥高產紀錄喻為中國式的“放衛星”。在“大躍進”的狂熱氣氛下，我國的冬小麥產區接連不斷地報道小麥畝產超過4000斤的信息，由于當時世界上的小麥高產紀錄還不到畝產2000斤，于是有人就把這種突破世界紀錄喻為“放衛星”。而且這種“衛星”越放越高，冬小麥畝產從4000余斤一直飆升至7320斤（河南省西平縣報道）。

接下來是成熟較晚的春小麥漸近收割，青海省農墾廳（后來與公安廳的勞改局合并）通報位于柴達木盆地的賽什克農場有望出現畝產一萬斤的小麥豐產田，并于1958年8月份在該場召開一次小麥高產現場會議，邀請中央和兄弟省的代表前來參加。此事當即轟動了全國，國務院、公安部、農業部、中國農業科學院和北京農業大學（現名中國農業大學）等單位的行政及科教部門，以及甘肅、寧夏等兄弟省都派人前來參加。那時，我在青海省農林廳技術處工作，領導上就派我去參加該會。會議由青海省副省長薛克明和農墾廳廳長兼勞改局局長張貴德共同主持。

我協助專家估測小麥畝產

與會代表先在西寧市南大街的省農墾廳報到、集合，然后分乘數十輛小汽車駛向柴達木盆地。其時由于西藏地區少數民族叛亂尚未平息，因此省公安廳還派了一些武裝警察護送車隊。第二天到達賽什克農場，稍事休息后便去參觀小麥豐產田。

這塊精心培育的豐產田約有2畝地，原來曾是當地牧民的老羊圈，土質當然非常肥沃。當時小麥正處灌漿期，部分植株雖已開始倒伏，但已被扶起，并用繩索架牢。正當大家都在盛贊豐產田的小麥長勢良好時，張貴德詢問北京農業大學的蔡旭教授：“蔡教授，您是全國聞名的小麥專家，見多識廣，能否請您估計一下該地畝產能打多少斤？”張貴德原想讓蔡教授告訴他一個令他滿意的大概數字，但蔡教授是一位腳踏實地的科學家，決不會隨大流、瞎吹牛。他這樣回答說：“要想知道該地的產量并不困難，只要在地里選上2平方米有代表性的樣方，計數一下其中的穗數和每穗的粒數，再乘以‘千粒重’（即每1000粒小麥的重量），就可以比較正確地估算出其未來的實際產量。”張貴德看到蔡教授態度認真，一絲不茍，也就不好意思地說：“那么能否麻煩蔡教授估一下產量？”蔡教授當即同意，并叫主管該豐產田的干部挑選了2個平方米生長最為良好的小麥作為樣方，蔡教授就邀請農業部糧食局的馬局長和中國農科院辦公室的戴主任一起參加估產，接著他又向張貴德提議：“是否再找一位青海省的同志參加？以示公正。”張貴德隨即就指著站在旁邊的我說：“那就請省農林廳的同志參加吧！”于是我就與北京來的3位專家一起進入了田間估產的行列。

通常估產時，需要1個人專做數據記錄，其余的人做具體的計數工作，并把所得的數據報告給記錄者。蔡教授叫我做記錄，他們3位做計數工作。過去我曾做過田間估產工作，深知做計數工作時，必須低著頭，彎著腰，在潮濕悶熱的麥株間，手腦并用地計數麥穗數和麥粒數，這是一種比較辛苦的工作，干不了多長時間，額頭上就會冒汗。而做記錄者，只要把計數者報告的數字記下來就可以了，相對來說，是比較輕松的。那時，我是一個大學剛畢業不久的小青年，因此我要求做計數而讓專家們來做記錄，可是他們都不肯，堅持要我做記錄。最后我只好服從大家的意見，把他們報道的各種數據一一記在我的工作手冊上。

田間樣方中的計數工作結束后，就回到室內進行計算。當時，每平方米樣方中的穗數和每穗的粒數都已有了實際數據。而“千粒重”應該是多少？因當時尚未收割，只得憑經驗來估算。馬局長說：“根據糧食部門常用的數據是35克。”蔡教授則認為豐產田的小麥長勢旺盛，其千粒重要比大田生產的重一些，可以用45克或50克來估算（這在黃淮流域是常用的）。我則根據青海以往的實際經驗，提出用60克來估算。因為柴達木盆地平均海拔高達3000米左右，在小麥灌漿期間，日照時間長，晝夜溫差大，溫度適中，所以灌漿期特別長（通常超過1個月，而在江淮流域僅20天左右），麥粒特別飽滿，這是其他地區十分罕見的。大家如若不信，可以叫該農場的干部到倉庫中去拿一點去年收獲的麥粒來當場稱量一下便知。蔡教授見我講得有理，就說：“那么，千粒重就按照60克來估算吧！不過即使如此，畝產恐怕仍達不到2000斤吧！”顯然，蔡教授是一位實踐經驗十分豐富的專家。結果，我按照常規的計算公式，滿打滿算，該豐產田的估計產量仍不到1800斤。此時，馬局長似乎有些憂慮地說：“青海省農墾廳上報的材料上說畝產有望達到一萬斤，現在我們估產還不到1800斤，人家可能要說我們右傾保守了！等一會兒他們肯定要來問我們估產的結果，那時我們就說估計畝產在2000斤左右好不好？”大家認為馬局長的顧慮不無道理，就一致同意了。

正當我們4人的估產討論剛結束，果然張貴德就急匆匆地走來問道：“你們對豐產田的估計產量計算出來了沒有？”我坐在旁邊，沒有吱聲，因為當時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由專家們來回答。誰料蔡教授用手向我一指，并說道：“估產的數據都在他那里，你去問他好了。”我當時一愣，還沒有等我反應過來，張貴德就沖著我問道：“喂，問你吶！”我只得硬著頭皮回答說：“據初步估算，畝產大約在2000斤左右。”張貴德聽到，瞪了我一眼，扭轉屁股就走了，他與專家們連個招呼也沒有打一下。當時我們4個人看到張貴德滿臉不高興的表情都面面相覷，相對無言。可是我已有一種莫名的不祥之感。另外，我心中還隱隱約約地感覺到蔡教授似乎在有意回避估產的具體數據，內中是否有什么難言之隱？！當時是不得而知。由于我和蔡教授是初次見面，所以不便多問。

這個大謎團在我心中一直積壓了半個多世紀，直到2012年我在《炎黃春秋》第10期上看到了邵燕祥先生所寫的《名校名教授是怎樣被“思想改造”的》一文后，方才知道蔡教授在到青海來參加小麥豐產現場會之前的7月份（其間僅相隔1個月左右），在北京已經受到過時任中央領導人之一的康生的點名批評，原因是他反對大放小麥高產“衛星”的浮夸風。怪不得他在賽什克農場時，一直像一只驚弓之鳥那樣，對豐產田的估算產量問題避之不及。此時我才理解到蔡教授確有難言之隱，因為他倘若再“不識時務”，那么后果將是不堪設想的。

左圖：《人民日報》1958年9月22日文章；右圖：《青海農林》雜志1958年第10期17-18頁刊登的塞什克農場小麥畝產8585斤的報道

因質疑小麥高產紀錄而淪為“漏網右派”

后來，根據我在沈陽農學院的同學、在省農墾廳工作的湯世鍇轉告，張貴德曾向薛克明副省長匯報說：“省農林廳的那個干部（指我）講，該豐產田的畝產只有2000斤左右。”薛克明聽后就當即發火，并說道：“等這次會議結束后，我去同郝廳長（省農林廳的領導）講，叫他們好好地‘整 ’他一下。”因此他關照我回到西寧之后要多加謹慎。

現場會結束后，為了避免挨整，我立即向我領導任治生處長作了口頭匯報，同時還寫了一篇題目為《賽什克農場小麥豐產的栽培技術》的文章，上交領導。因為當時尚未收割，所以產量并未寫明。后來，《青海日報》和《人民日報》都報道了賽什克農場創造小麥畝產8585斤的世界紀錄，青海省政府為此還獎勵該農場一輛解放牌大卡車，同時還給該場的農業技術員破格提升一級工資。這時才有人把虛假的產量和杜撰的“驗收人員”名單寫進我起草的那篇豐產栽培技術材料，并且未經我的校勘，就擅自用我的名義在《青海農林》雜志1958年第10期上發表。該雜志是青海省農林廳編輯并公開發行的科技刊物。當我見到這篇文章時，感到這是一種純粹欺騙的行為，我忘記了老同學湯世鍇對我的囑咐，傻乎乎地對《青海農林》編輯室聲明：“這個小麥高產紀錄是虛假的，我對此不予承認，也不擔負任何責任！”編輯室立即向農林廳作了匯報，從那以后就引來了對我的一連串批斗。

1959年反右傾運動開始，有人認為《人民日報》和《青海日報》都是黨的喉舌，我反對黨報的小麥高產報道乃是一種“反黨行為”。我當然無法接受這種無限上綱的批判。最初，我還用與蔡教授等專家一起估產的原始數據來為自己辯解，后來任治生處長叫我把這些原始數據的記錄材料給他看一下，但他再也沒有歸還給我，這便使我失去了僅有的一點原始憑證。

正當我據理力爭時，與我同一單位的農業工程師抓住我從前在反右運動結束后的“向黨交心”運動中的“右派”言論，如“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教授治校”和“黨群之間有高墻深溝”等，他認為：在大鳴大放時，倘若我不是因為出差下鄉去而沒有參加鳴放的話，再根據我的秉性特點——心直口快，那么這些右派言論我肯定會在大會上講出來。結果必然會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所以我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漏網右派”！當我聽到這一條意見時，頓時驚出了一身冷汗，因為倘若一旦被劃為“右派分子”，那么肯定會被押送到“八寶勞改農場”去勞動改造。農林廳中凡被押送去的“右派分子”約有一半未能活著回來。這迫使我恐懼萬分。在這種險惡的形勢下，我不得不承認自己有“右傾”思想，不敢再繼續頑抗。因為我想“右傾”大概要比“右派”的罪過要稍微輕一些吧？！我希望以此來爭取組織上的寬大處理。后來領導上給了我一個“團內嚴重警告”的處分（當時我尚是一個共青團員），并調離省農林廳，將我下放到海南藏族自治州去工作。但是組織上卻把“漏網右派”這一條意見裝入了我的檔案袋中（這是后來“造反派”透露出來的）。難怪我在此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成為一名名副其實的“老運動員”，噩運連連，一言難盡。

再說“大躍進”時期，青海各地的“豐產”報道如雨后春筍，而且是一浪高過一浪，給大家造成一個錯覺，誤以為青海從此就可以摘去“缺糧省”的帽子，不再需要從外省調入糧食了。又加當時中央提出“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的方針，而青海省省委則提出了“農業以開荒為綱”的地方性方針，完全不顧當地的自然環境條件，把大量的勞力和資金投入到盲目開荒活動中，再加上公社化后的“瞎指揮”和“共產風”等一系列政策上的錯誤，嚴重挫傷了農牧民的積極性，結果使農牧業生產受到實質性的破壞，經濟損失巨大，使青海省成為三年困難時期受害最為慘痛的省份之一。如位于西寧市附近的湟中縣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率”高達12%，高居全國前列。在一個創造了小麥“高產世界紀錄”的地區竟然同時出現了可怕的大饑荒，這簡直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后來中央為了解救青海的災情，整頓法紀，對當年弄虛作假的一些有關領導干部如薛克明和張貴德等作了嚴厲的處分。其中張貴德還因違法亂紀、草菅人命等罪行而被判了刑，這個昔日八面威風的勞改局局長最終淪為一名勞改犯。

“大放衛星”的結果是大傷人心，當年的造假者和反對造假者都經歷了各式各樣的磨難，并給廣大農牧民帶來了深重的損失和苦難。歷史的教訓是無比沉重的，我們必須永遠銘記，莫讓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