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京報書評周刊、學人讀書

據多方證實，知名教育學者、歷史學者、作家傅國涌先生，于今日（7月7日）凌晨因突發心臟病去世，年僅59歲。

1967年，傅國涌生于浙江樂清，歷史學者，自由撰稿人。多年來，他多關注中國近代史（特別是百年言論史和知識分子）、青少年教育等問題。出版包括《金庸傳》《百年尋夢》《葉公超傳》《追尋失去的傳統》《發現廿八都》等多部作品。

傅國涌以其治學嚴謹享譽學界，面對史料，強調嚴謹甄別、多方參照。此外，他亦重視人文精神的教育與傳播，曾設計“與世界對話”兒童母語課程，編有《尋找語文之美》。

你了解傅國涌嗎？

1967年，傅國涌出生在大山深處，童年和少年正處上世紀70年代的他，幾乎無書可讀。所幸，在寧波教育局和中科院數學研究所工作的兩個舅舅讓他知道還有一個山外的世界。

▲上世紀80年代，傅國涌在他的第一間書房

對于傅國涌來說，“歷史”早已是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日常簡單的慢生活中，他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在讀史料，思考中國百年來的命運沉浮，“我就活在歷史當中，也以歷史為業”。

從單位的廢舊報紙、雜志，《水滸傳》《三國演義》等古典小說，到中國現代文學和世界文學，美學，再到哲學、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閱讀。

“他們將我帶進一個更深沉遼闊的世界，我對山外世界的想象不再停留在秦皇漢武、水滸三國，也不再停留在郁達夫、沈從文或拜倫、雪萊，我開始為古希臘以來一代代智者的思考所折磨，我渴望融入他們的陣營中，與他們站在一起。”

也因此，作為獨立學者的傅國涌長期關注中國現代教育。

傅國涌在《新學記》一書中批判了傳統教育的固化、狹隘與落后，但也不失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

▲傅國涌，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金庸傳》、《百年尋夢》、《葉公超傳》、《追尋失去的傳統》、《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發現廿八都》等

不太為公眾所知的是，這位當下中國頗具影響力的民間歷史學者，在早年亦曾有過短暫的鄉村中學教師的經歷。

1987年9月到1989年1月，20歲出頭的傅國涌在浙江溫州任教，擔任語文和歷史老師。這段經歷讓傅國涌有機會深切感受到20年來中學歷史教育的“變”與“不變”——形式上變化很大，課本華麗了，教學更花里胡哨了，但本質上，仍然是按照政治標準而不是教育本身來進行的。

彼時，在傅國涌的歷史課堂上，雖然仍是按照教材的脈絡，但并沒有照本宣科。注重史料的他，以講史實為主，將大篇幅的講述放在了時代背景、社會環境上，以更寬的人文視野引導學生去探尋歷史的真相。多年以后，當傅國涌再次與當年的學生聚首時，對于當年的授課，不少學生都直言“受益匪淺”。

在傅國涌的印象中，那時的學生還很淳樸，不急功近利，有著對知識純粹的渴望。到了今天，整個時代已經變得非常功利，許多人讀書精于算計，義無反顧地奔著實用的東西去，有著明顯的功利性，人成了考試的機器，而歷史并不能帶來直接的利益。

“在重應用、重技術的時代潮流中，歷史是一門邊緣化的學科，包括歷史在內的整個人文學科都不被關注和重視，這是教育制度設計和整個社會環境導致的。”

近年來，傅國涌不時會到一些中學講學交流，在與各地學生的接觸中，他發現，一方面，有些學生對歷史的了解比他想象的要深入很多；另一方面，有的學生所提的問題會讓他啼笑皆非，“他們問的只是后面的部分，卻并不知道前提是什么”。

“總體而言，現在仍然是人文匱乏的時代，在我們這個有著很深的歷史傳統的國家中，現在的人們不了解歷史，大部分資訊來自零碎的片段的大眾媒體，比如講求娛樂化的電視，它是要好玩的有趣的，這就與準確、客觀、完整相背離。大部分人還沒有形成建立在歷史事實上的健全價值觀。”

在傅國涌看來，在隨波逐流中，只有極少數人能跳出來，遠離封閉的精神狀態。

在中國，成功成了一種毒藥，它被功利地定義成了“做大官發大財”，而教育有它本身的邏輯和規律，只有回到教育自身，從它自身出發，而不是從它以外的“成功”出發，教育才真正實現了“教化育人”的作用。

1987年9月到1989年1月，20歲出頭的傅國涌在浙江溫州任教，擔任語文和歷史老師。這段經歷讓傅國涌有機會深切感受到20年來中學歷史教育的“變”與“不變”——形式上變化很大，課本華麗了，教學更花里胡哨了，但本質上，仍然是按照政治標準而不是教育本身來進行的。

彼時，在傅國涌的歷史課堂上，雖然仍是按照教材的脈絡，但并沒有照本宣科。注重史料的他，以講史實為主，將大篇幅的講述放在了時代背景、社會環境上，以更寬的人文視野引導學生去探尋歷史的真相。多年以后，當傅國涌再次與當年的學生聚首時，對于當年的授課，不少學生都直言“受益匪淺”。

在傅國涌的印象中，那時的學生還很淳樸，不急功近利，有著對知識純粹的渴望。到了今天，整個時代已經變得非常功利，許多人讀書精于算計，義無反顧地奔著實用的東西去，有著明顯的功利性，人成了考試的機器，而歷史并不能帶來直接的利益。

“在重應用、重技術的時代潮流中，歷史是一門邊緣化的學科，包括歷史在內的整個人文學科都不被關注和重視，這是教育制度設計和整個社會環境導致的。”

近年來，傅國涌不時會到一些中學講學交流，在與各地學生的接觸中，他發現，一方面，有些學生對歷史的了解比他想象的要深入很多；另一方面，有的學生所提的問題會讓他啼笑皆非，“他們問的只是后面的部分，卻并不知道前提是什么”。

“總體而言，現在仍然是人文匱乏的時代，在我們這個有著很深的歷史傳統的國家中，現在的人們不了解歷史，大部分資訊來自零碎的片段的大眾媒體，比如講求娛樂化的電視，它是要好玩的有趣的，這就與準確、客觀、完整相背離。大部分人還沒有形成建立在歷史事實上的健全價值觀。”

在傅國涌看來，在隨波逐流中，只有極少數人能跳出來，遠離封閉的精神狀態。

在中國，成功成了一種毒藥，它被功利地定義成了“做大官發大財”，而教育有它本身的邏輯和規律，只有回到教育自身，從它自身出發，而不是從它以外的“成功”出發，教育才真正實現了“教化育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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