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 本文摘編自湛廬文化/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書籍

《主見》 維克拉姆·曼沙拉馬尼 著

責編| 柒
排版| 拾零

第9048篇深度好文：5492字 | 14 分鐘閱讀

尤瓦爾·赫拉利的警示言猶在耳：未來最危險的不是AI超越人類，而是人類主動讓渡思考的權利。

在這個算法能預制人生劇本的時代，一場“思考退位”的集體無意識正在上演：創業者把成功學公式當作商業圣經，投資者對著AI曲線追漲殺跌，甚至連病床前的生死抉擇，都異化為專家意見與數據模型的博弈場。

當AI以指數級速度進化，人類面臨的真正危機并非技術失控，而是在“算法推薦+專家意見”的雙重規訓中，逐漸喪失對生活的解釋權。我們以為在自主選擇，實則早已成為人生劇本里的NPC。那些被大數據精準投喂的“最優解”，正在把我們的大腦馴化為被動接受的信息容器。

是的，AI淘汰的從來不是努力的人，而是失去思考能力的人。當我們把注意力交給熱搜榜單，把判斷力讓渡給行業權威，本質上是在復雜系統的迷霧中，親手折斷了獨立思考的羽翼。

而《主見》這本書，正是為算法浪潮中的清醒者打造的“思考主權”重構手冊。

一、別讓選擇的洪水，

淹沒思考的勇氣

打開視頻平臺，收藏夾里的百部電影正在蒙塵；站在超市貨架前，幾十種酸奶的配料表讓人目眩；就連選擇人生伴侶，社交軟件都能刷出上百個“匹配候選人”。信息爆炸將世界變成巨型選品頁，卻讓我們患上了決策失語癥。

作者筆下那個夫妻花45分鐘選電影，最終潦草收場的場景，像極了現代人的日常：選項越多越陷入“分析癱瘓”，大腦在無數變量間的權衡消耗，比物理勞作更令人疲憊。

經濟學家曾鼓吹“選擇越多越幸福”，果醬實驗卻揭穿真相：24種口味的攤位前顧客駐足不前，6種口味的購買率竟是24種口味的10倍。過多選擇觸發的不是自由，而是認知能量的耗竭。

更致命的是“錯失恐懼”（FOMO）的詛咒：線上約會者永遠在滑動屏幕，擔心錯過“更完美的匹配”；基金投資者緊盯分時線，生怕踏空“最佳買點”。這種對“最優解”的執念，將決策異化為永無止境的內耗，最終讓我們在疲憊中放棄思考，甘當他人意見的傳聲筒。

認知偏見的暗箱操作，則讓我們的思考更易被操控：醫生說“手術生存率90%”比“死亡率10%”更讓人安心，本質相同的表述卻能改寫決策；隨機轉動的數字輪盤，竟能錨定我們對“非洲國家占比”的判斷；丟失100元的痛苦需要200元才能彌補，這種心理讓我們更傾向“穩妥”而非理性。

當基金經理用“歷史收益”錨定期待，當短視頻平臺用“熱門標簽”框定視野，我們以為的“自主選擇”，早已是被設計好的思維軌跡。

我們手握史上最豐沛的信息，卻活得比任何時代都更混沌：刷著熱搜學理財，跟著博主選專業，讓AI代寫方案時甚至懶得追問“為何如此”。

正如作者所言，不是我們不會思考，而是選擇的洪水與信息的噪聲，淹沒了思考的勇氣。

二、打破迷信專家的死亡螺旋

在選擇過載的時代，人們習慣將決策權外包給權威，卻往往陷入思維盲區。

專家的判斷如同取景器，聚焦重點的同時也可能遮蔽潛力：橄欖球巨星布雷迪曾因體測數據平庸被低估，《哈利·波特》差一點因“篇幅過長”被拒稿，皆因權威視角的局限性。

技術工具的便利同樣暗藏代價：跟著GPS開上飛機跑道的司機，過度依賴自動駕駛導致因操作失誤而發生的法航空難，都在警示“工具理性”對人類直覺的吞噬。

死守規則的思維更是會導致系統僵化：車管所因手冊未收錄老車型數據而拒絕服務，埃博拉防控中因“唯體溫論”而漏判密接風險，皆因脫離實際的規則成為進步的絆腳石。法航AF447次航班的悲劇堪稱經典案例：當飛行員的直覺判斷被自動駕駛程序取代，人類最珍貴的情境感知能力便趨于退化。

商業世界同樣上演著類似教訓：哈拉斯娛樂因深耕老客戶而錯失亞洲市場，最終破產重組；金沙集團以跨界思維進軍中國澳門，借勢崛起為行業龍頭。心理學研究揭示：專家預測的準確率未必高于普通人，卻更容易讓人由此陷入“過度自信陷阱”。

職場中的“彼得原理”亦指出：在現有崗位出色的專家，未必能勝任更高維度的管理工作，正如優秀的馬協裁判未必能應對颶風災害的應急調度。

破解“專家依賴癥”的關鍵在于培養“例外思維”：傾聽建議時追問“是否存在例外情形”，決策前嘗試“局外人視角”。《哈利·波特》的成功源于兒童試讀的“非專業判斷”，新加坡賭場的突破始于跨界思維的破局。

真正的智慧，是在尊重權威的同時，保留對“沉默變量”的敏銳洞察。

三、掌握重建思考坐標系的五大關鍵

在算法與專家編織的信息密網中，獨立思考者需要構建屬于自己的認知坐標系。這不是簡單的“對抗”或“拒絕”，而是學會像導航系統般精準定位：既要有聚焦關鍵的“探照燈”，也要有俯瞰全局的“衛星地圖”，更要掌握篩選信息的“過濾芯片”。

書中提出的要做有主見的人的五大關鍵，正是在復雜系統中錨定思考主權的核心密碼。

關鍵1：注意力管理，拿好聚焦終極目標的探照燈。

人類的注意力如同手電筒的光束，當它照亮局部時，必然會在周圍形成盲區。魔術師阿波羅·羅賓斯便是掌控這種注意力盲區的大師，他通過眼神交流、肢體觸碰等方式引導觀眾的注意力，從而在眾目睽睽之下完成扒竊。

這就如同現實生活中，“小心小偷”的警示牌本是為了提醒人們注意財物安全，卻反而因引發人們下意識檢查財物的動作，暴露了貴重物品的位置。在職場中，過度關注短期任務的細節，就像只盯著手電筒照亮的方寸之地，容易導致對整體目標的認知偏差。

破解之道在于養成“主動變焦”的習慣。我們可以每日預留“新視角觀察時間”，定時切換任務，避免思維陷入僵化的窠臼。在決策時，學會追問“誰在定義我的選項”“我忽略了哪些沉默線索”，如同福爾摩斯在破案時關注“看門狗未叫”的異常情況，從被忽視的細節中挖掘關鍵信息。

在生活中，我們也可以定期進行“逆向提問”：“若這是人生最后一年，我還會做此事嗎？”“當前行動對五年后的我意味著什么？”這種時間維度的拉伸，能幫助我們掙脫“可見的緊急”的綁架，將注意力聚焦于真正重要的目標。

關鍵2：以終極目標為決策導向，握緊錨定方向的羅盤。

在復雜多變的世界中，若沒有終極目標作為指引，我們的決策就如同在茫茫大海中失去航向的船只，隨波逐流。以色列航空的安檢策略便是以終極目標為導向的典范，他們不局限于單一的安檢技術，而是圍繞“保障航班安全”這一核心目標，打造了一套全方位、多層次的安全體系。

從對乘客的面詢觀察，到行李的多層篩查，再到反導系統的配備，每一個環節都是為了確保終極目標的實現。

在個人生活中，我們也需要這樣的“羅盤”來指引決策。例如，在職業選擇上，不要被短期的薪資待遇或職位頭銜所迷惑，而應思考這份工作是否與自己長期的職業發展目標相一致。定期進行“目標校準”，將當前的行動與終極目標進行對比，確保每一步都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就像登山者始終盯著山頂的旗幟，而沒有被沿途的荊棘和迷霧干擾，我們也要在生活的重重迷霧中，堅守終極目標，避免因小失大。

關鍵3：忽略噪聲，學會獨立思考，打造過濾信息的凈化器。

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每天被海量的信息所包圍，就像置身于一個嘈雜的集市，各種聲音此起彼伏，試圖吸引我們的注意力。金融媒體的喧囂口號、網絡上的流言蜚語、他人的七嘴八舌，這些都可能成為干擾我們思考的噪聲。

例如，在投資領域，被動投資的邏輯悖論就提醒我們，盲目跟隨市場趨勢或聽從所謂“專家”的建議，可能會讓我們忽略自己的投資目標和風險承受能力。

要學會獨立思考，就需要為自己打造一臺“信息凈化器”。

首先，設定信息邊界，明確哪些信息是與自己的目標相關的，哪些是無意義的噪聲。可以制定一個信息獲取的優先級清單，避免在無關緊要的信息上浪費時間和精力。

其次，培養批判性思維，對接收到的信息進行質疑和驗證，不輕易相信未經證實的觀點。就像戴維·斯溫森在管理耶魯捐贈基金時，不盲目跟隨市場潮流，而是通過獨立思考提出“資產配置決定90%回報”的理念，創造了投資奇跡。

關鍵4：綜合多重視角尋求解決方案，拓展認知的多棱鏡。

單一視角就像透過一根吸管看世界，只能看到有限的風景，而綜合多重視角則如同擁有一塊多棱鏡，能讓我們看到更豐富、更立體的世界。

在醫學領域，科室壁壘常常導致誤診，不同科室的醫生只從自己的專業角度看待病情，缺乏整體的系統思維，這便是單一視角的致命缺陷。而在商業領域，喬布斯將書法課程中學到的知識融入電腦設計，創造出史上第一臺擁有精美字體的Mac電腦，這正是跨學科思維的奇妙之處。

為了突破思維慣性，我們可以嘗試以下3種練習：

“魔鬼代言人法”：在決策前強迫自己扮演反對者的角色，系統地列舉風險漏洞，從相反的角度審視問題。

“事前析誤法”：提前模擬失敗場景，推演可能的原因，從而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視角轉換術”：每日以不同身份視角重新審視問題，比如“若我是消費者，對這個產品有什么期待”

“若我是競爭對手，會如何應對這個策略”，通過換位思考，拓展認知的邊界。

關鍵5：自主決策，做專家意見的指揮官。

在信息爆炸的現代社會，我們常常需要借助專家意見做決策，但盲目跟從可能讓我們陷入被動。

專家的知識往往局限于單一領域，就像心臟科醫生更習慣用藥物解決問題，卻可能忽略整體健康；就像作者曾因長期疲勞就醫，常規檢查未發現問題，直到遇到功能醫學醫生，通過系統檢查發現重金屬超標等復雜問題才得以根治。

此外，專家也可能因過度自信或依賴模型而犯錯，如法航飛行員因盲從儀器而導致墜機，而薩利機長在引擎雙失靈時，結合經驗自主決策迫降哈德遜河，從而拯救了全員。

如何避免盲目依賴？肯尼芬框架為我們提供了思路。面對不同情境，需采用不同策略：

1.簡單問題（如計算利息、修理漏水）：直接用專家的成熟方案，高效解決。

2.繁雜問題（如汽車故障、復雜疾病）：求助專家拆解要素，但要明確需求細節，避免籠統建議。

3.復雜問題（如新興技術影響、長期健康管理）：以系統思維整合多領域意見，專家是“素材提供者”，而你是“決策者”。例如功能醫學醫生通過多維度檢查制定方案，而非頭痛醫頭。

4.混亂問題（如突發危機）：優先穩定局面，再引入專家。如薩利機長先自主迫降，再參考塔臺建議，而非死守程序清單。

自主決策的關鍵在于提問與質疑。面對專家時，要問依據（“結論基于什么數據？”）、問利益（“是否存在利益關聯？”）、問情境（“適用于我的情況嗎？”），同時警惕專家的結構性偏見。五角大樓傾向軍事手段，外交官偏好外交策略，這源于其立場局限。

交叉詢問不同領域的專家，能幫我們跳出單一視角。最終，我們要以“終極目標”為核心整合專家意見。就像芬蘭前總理阿霍在蘇聯解體危機中，未因顧問警告而倉促行動，而是冷靜評估后選擇“不作為”。有時等待也是基于全局的理性決策。

專家是“拼圖碎片”，而我們是決定如何拼貼的藝術家。在本書的最后部分，作者還探討了我們應該如何避免對AI這種新型“專家”的過度依賴，強調人類的勇氣和智慧在保持人的自主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在算法之外看見第三種可能

1912年泰坦尼克號沉沒的悲劇，早在14年前就被作家摩根·羅伯遜通過《徒勞無功》預言。這并非通靈能力，而是基于航海經驗對技術隱患的理性推演。它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對權威與技術的盲目信任，本質是用“確定性幻覺”逃避不確定性的生存真相。

未來學家提出的“情景規劃”提供了破解之道：不預測單一未來，而是構建多種“可能劇本”。荷蘭皇家殼牌集團20世紀70年代模擬“石油危機情景”，提前布局應對策略，最終在1973年危機中領先同業。

這種思維要求我們為人生準備“應急預案”，而非押注某個“正確答案”。

系統性思維則能穿透復雜表象：美國對牛油果的狂熱，竟間接導致墨西哥森林砍伐與幫派沖突；摩天大樓的崛起常伴隨金融危機，因二者皆依賴資本泡沫土壤。跨領域的知識連接，往往能催生突破慣性的創新，比如喬布斯在書法課上學到的字體設計，最終成為Mac顛覆行業的關鍵。

我們普通人可從三方面培養在信息爆炸中保持清醒的習慣：

1.反直覺訓練：每日用“如果……會怎樣？”句式挑戰默認假設；對“理所當然”的觀點保持質疑：當專家說“這不可能”時，追問“基于什么假設？哪些因素可能改變？”

2.構建“T型知識結構”：

垂直深度：精通本職工作的核心技能（如程序員的算法、醫生的診斷能力）。

水平廣度：每月閱讀1本非專業書籍（歷史、科幻、心理學），參加跨領域活動，積累“無用知識”（這些知識可能在未來意外串聯，產生創新）。

3.擁抱“可接受的失敗”：像拳擊手泰森那樣理解“計劃的脆弱性”，提前規劃B方案，但保持隨機應變的能力。例如，準備應急資金應對失業風險，而非盲目追求“穩定職業”。

五、敢于拒絕標準答案，

才能奪回生活主控權

當AI能瞬間生成行業報告，人類的核心競爭力早已從“知識儲備”轉向“系統洞察”。《主見》揭示的終極隱喻是：AI是新時代的電力，而人類不能淪為被電流驅動的機器。

當我們把專家和AI視為“決策助手”而非“標準答案提供者”時，才能真正奪回對生活的主控權。就像彭博新聞社創始主編馬修·溫克所說：“通才的優勢，在于永遠保持對未知的好奇。”

這個時代最珍貴的能力，不是掌握多少“正確答案”，而是擁有追問“為什么”的勇氣，以及連接“不相關”的想象力。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不確定性的浪潮中，既不被權威的潮水淹沒，也不被算法的浪花裹挾，真正成為自己思維的主人。

正如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現代詮釋：不是被動接受信息的灌輸，而是主動發起對世界的追問，在算法的浪潮中，為自己的人生錨定不可替代的思考坐標。

比知道更重要的，是保持不知道的勇氣。這或許就是《主見》留給AI時代的終極啟示。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筆記俠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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