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人和羅馬人的習慣和品味差異巨大，以至于他們之間的日常交往導致了兩個民族的彼此憎惡。出于自己也許都意識不到的偏見與嫉妒之心，羅馬作家們向我們描述的帝國前幾個世紀中希臘人生活狀態的圖景其實是嚴重扭曲的。他們沒有留意到，亞洲和亞歷山大里亞的希臘人與希臘本土居民之間存在著顯著差異。追求地主恬靜生活或從事商業與農業的歐洲希臘臣民們在帶有偏見的羅馬人看來不值一提。事實上，身為希臘人的琉善曾將雅典寧靜、體面的生活同羅馬瘋狂、奢侈的生活放在一起對比。但在羅馬人眼中，行省居民的地位比農奴高不了多少，而商人們不過是一群被寬容對待的騙子而已。他們對希臘人性格的印象來自那些冒險家的舉止——他們從帝國東部富裕、腐化的城市涌入羅馬城來碰運氣；這些人由于追求時尚與品味而得到了富有的羅馬貴族們的厚愛。 這些希臘人中地位最高的是文人和哲學、修辭學、語法、數學與音樂教師們。他們當中的很多人被聘為私人教師，連羅馬貴族們也對這個群體另眼看待，因為他們跟自己的家族保持著親密的聯系。然而，住在羅馬城中的大多希臘人的工作是為首都提供公共與私人娛樂。我們看到他們從事的職業五花八門，從劇場總管到經常以身試法的詐騙犯。拉丁作家提供的證據也許十分準確地反映了羅馬城居民對希臘人的印象，他們對住在首都的希臘人的形象刻畫也并未失真。

然而，在談到希臘人時，羅馬人的口吻反映的往往只是傲慢的帝國貴族對一切異邦人的態度，即便那些希臘人跟他們私交甚篤。羅馬人將希臘人同帝國東部的大批異邦人混為一談，希臘人受到不分青紅皂白的譴責。這其實并不出人意料，因為希臘語乃是來自東方的所有異邦人使用的日常交流媒介。來自敘利亞、埃及和巴比倫的術士、巫師和占星者自然在交往圈子與社會風評方面跟希臘的冒險家難以分開。他們共同塑造了卑鄙可恥的希臘人形象，該形象起初指羅馬城內的亡命之徒，后來不公地泛指整個希臘民族。我們幾乎無須論證，當時在羅馬城中流傳的希臘文學其實跟希臘人的民族情感毫無干系。對于希臘人自身而言，治學是他們中間成功的教師們光榮、高薪的工作。但在羅馬上層階級看來，希臘文學不過是一種精神裝飾品，只是有錢人的嗜好而已。正是因為對希臘和希臘人知之甚少，朱文納爾從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斷定的事實出發，得出了希臘人生性喜歡撒謊，整部希臘史充滿編造色彩的結論。但想要回應那位羅馬諷刺詩人所說的“希臘騙子”（Graecia mendax），我們也可以引述琉善更巧妙的批評：羅馬人一輩子里只會講一次真話，那就是在他們立遺囑的時候。

面對羅馬人的指責，希臘人報以更強烈的（但并非更合理的）輕視。當兩個民族最初遭遇之際，羅馬人當然遠不如希臘人那么開化，盡管他們在美德和勇氣等方面勝出許多。羅馬人承認自己的劣勢，并欣然接受那個無力在軍事上抵抗自己的民族的教導。關于這種恩惠的例子可謂不勝枚舉。羅馬人的感恩將希臘人的虛榮心刺激到了高漲的程度，以至于被征服者從未意識到，他們的主人最終在文學才能與政治、軍事等方面都超越了自己。希臘人似乎一直沒有想到，在后來的世代和遙遠的民族那里，一些羅馬作家已同他們的古典作家并駕齊驅。生活在塔西佗與朱文納爾時代的修辭學家從未想過，那些作家的原創性才能拓展了文學的疆域；也沒有任何文學評論家勸說他們相信，在完美融合了社交的文雅和冷靜的智慧后，賀拉斯的受歡迎程度已超越了希臘詩人。

關于希臘人傲慢的自我中心主義的一個例子足以說明，作為羅馬行省居民的希臘人在政治地位下降的過程中抱有怎樣的觀念。公元1世紀名滿希臘世界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哲學家、圖亞納的阿波羅尼烏斯（Apollonius of Tyana）訪問士麥那時，有人邀請他出席泛愛奧尼亞議事會（the Panionian Assembly）。在閱讀議事會法案時，他注意到文件簽署者使用了羅馬名字，于是馬上寫信給議事會代表，譴責了他們的“野蠻”行徑。阿波羅尼烏斯責備他們放棄了祖先的姓名，棄用了英雄與立法者的名字，自稱盧庫魯斯（Lucullus）和法布里奇烏斯（Fabricius）。當我們想到這一義正詞嚴的責難來自卡帕多西亞境內的圖亞納人，針對的則是血統已不復純正的亞洲希臘人時，會將之視為希臘民族虛榮心塑造的幻覺的有趣案例。

羅馬人從未熱烈崇拜過希臘藝術，盡管希臘的每個階層都為之心醉神迷。當然，征服者的民族自豪感和個人虛榮心往往會促使他們覬覦那些最著名的藝術品，將那些名氣最大的珍品運往羅馬城。作為商品，他們獲取的那些繪畫與雕塑已足以滿足羅馬人的品味。這一點著實是希臘人的幸運。毫無疑問，倘若羅馬人像他們孜孜不倦地追逐財富那樣嗜好藝術的話，他們將毫不猶豫地運用征服者的權利，把作為希臘諸城邦公共財產的所有藝術品運回羅馬共和國。恰恰是因為掠奪藝術品對于滿足征服者的貪欲而言微不足道，希臘才在金銀遭到劫掠之際保有她的雕塑與繪畫。兩個民族的巨大性格差異充分反映在這個例子中：在征服了敘拉古與科林斯之后，許多著名元老對馬塞盧斯和穆米烏斯帶回的希臘藝術品滿是厭惡之情。這種厭惡無疑在保護希臘藝術寶庫（那是希臘人民最重要的情感依托）免遭浩劫方面發揮了作用。西塞羅說，沒有哪座希臘城市會贊成變賣一幅繪畫、一座雕塑或一件其他的藝術品；與此相反，所有城市都隨時準備著充當藝術品的買主。帕伽馬的居民阻撓了尼祿欽差阿克拉圖斯（Acratus）的企圖，后者想從亞洲各城市中搶走最著名的藝術品。我們只要比較一下羅得島城邦與元首奧古斯都的舉止，就能清晰看出兩個民族對藝術的不同態度。當羅得島居民遭到“攻城略地者”德米特里烏斯圍困時，他們仍然拒絕毀掉樹立在廣場上的德米特里烏斯本人及其父親的雕像。但在奧古斯都征服埃及之際，他下令毀掉了安東尼在當地的所有雕像。不過，出于跟自己貴族地位不大契合的小家子氣，他接受了亞歷山大里亞居民一千塔蘭同的賄賂，放過了克莉奧帕特拉的雕像。希臘人對藝術的崇拜甚至勝過羅馬人對復仇的熱衷。那些將所在行省搜刮殆盡的羅馬行省總督也會掠走藝術品，對藝術品的搜刮始終被視為赤裸裸的劫掠行徑。在這方面最為臭名昭著的福爾維烏斯·諾比利奧爾、維勒斯和披索也是世人眼中最惡劣的羅馬官吏。

誠然，蘇拉從阿拉爾科麥尼人（Alalcomenae）的神廟中搶走了密涅瓦的象牙雕像，奧古斯都則劫掠了特吉亞（Tegea）宏偉神廟中的雕像，目的是懲罰該城市支持安東尼一派，但這些十分罕見的特例恰恰表明，羅馬人在行使他們的征服者權利時其實相當寬容。否則，史書記載的那些例外將會是他們容許哪些著名雕塑繼續留在希臘，而非他們將哪座雕塑運到了羅馬。當卡里古拉和尼祿恣意妄為地統治著地中海世界時，他們曾下令將許多著名藝術品運往羅馬城。其中，普拉克希特勒斯（Praxiteles）舉世聞名的小愛神（Cupid）像被搬運了兩次。克勞狄烏斯曾將它還給了特斯皮埃，它在二度被尼祿運走時毀于火災。羅馬城的大火毀掉了不可勝計的藝術珍品，尼祿為了裝飾首都、補償損失從德爾斐運來了五百座銅像，并下令大肆劫掠希臘和小亞細亞。此后，類似搶劫行為的記載少之又少，那是哈德良及之后兩位繼任者不大可能容許的行為。波桑尼阿斯在其希臘之行中對眾多的著名古代藝術品如數家珍，從這點來看，即便十分古老的建筑也并未遭到大規模破壞。在康茂德的統治時代之后，羅馬元首們便很少關注藝術了。建筑材料的高昂價值有時會導致古代藝術品遭到損毀，除此之外，它們往往能夠原封不動地矗立在原地，直到周遭的建筑化為塵土。在波桑尼阿斯時代至哥特人首次入侵希臘的近百年間，有人居住的城市里的神廟和公共建筑在總體面貌上跟羅馬軍團第一次開進希臘時相比并無多少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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