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當緬甸內戰的槍炮聲再次逼近邊界，印度米佐拉姆邦成了緬甸欽邦平民的避風港，也成了亞洲地緣沖突鏈條上的又一根“脆弱斷點”。在過去短短四天時間里，近4000名緬甸民眾翻越山林、逃入印度境內，而米佐拉姆，這個原本已承載3萬多難民的偏遠邦區，又一次被強行推向人道主義與主權治理的十字路口。難民潮背后的不僅是武裝對抗的烈火，也是區域秩序的裂縫。

自從2021年緬甸軍方政變奪權以來，緬甸國內武裝沖突持續升級，反對政權的多個民族武裝組織在欽邦等少數民族地區不斷擴張，戰爭已不再是“地方摩擦”，而成為一場廣義上的國家瓦解運動。而如今，連反對軍政的組織之間也已爆發火拼，欽邦的無政府狀態更甚。這場內部碎裂的殘酷性和無法預測性，正是難民大量外逃的根本原因。尤其對欽族民眾而言，已不存在“哪一方勝利就有未來”的幻想。他們只是為了活命，越境成為“外人”。

這不是印度第一次被緬甸內戰波及。自政變以來，米佐拉姆、馬尼普爾等東北邊陲邦區就斷斷續續接收難民。但此次突然涌入的4000人，仍然讓印度地方政府措手不及。米佐拉姆政府一方面基于“同族親緣”原則，默許難民與在印親戚團聚，同時又不得不將其余人安置在社區會堂等簡易設施內。這不是正式庇護制度下的國家安排，而是政治無解狀態下的“基層自理”。更尖銳的問題在于：新德里對這一切幾乎保持緘默。

印度中央政府為何沉默？一方面是不愿在中印對峙和“南亞-東南亞”兩線博弈中，被動卷入緬甸的亂局；另一方面也出于現實壓力的衡量。印度雖然是南亞地區大國，卻并未建立起成熟的難民法體系，至今未簽署《1951年聯合國難民公約》。這意味著所有跨境人口流動，均被視作“非法入境”，而非擁有法律保障的難民身份。在這種法律與現實之間的空白地帶，地方邦區成了代價最大、責任最重卻最弱勢的一方。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引發難民潮的沖突，并非軍方對反叛組織的打壓，而是反對軍政的武裝之間互相攻伐。這充分說明，緬甸內部已不再是“民主 vs. 專制”的清晰對立，而是多方權力集團在“無主之地”上進行生死爭奪。這種無差別的暴力爭斗，不僅抹平了原有的政治線條，也意味著任何外部調解已極其困難。更重要的是，區域國家再也無法假裝自己只是“旁觀者”。

緬甸的地緣位置決定了其崩潰將引發區域次生災難。一方面，持續戰爭會推動更多武裝力量尋求跨境通道，邊界的軍事化和犯罪化同步上升；另一方面，龐大的難民群體將成為經濟、治安與政治多重負擔。在中國與緬甸之間，類似問題同樣浮現；而印度東北部本就族群復雜，任何外來人口激增，極易引發本土民族主義情緒的激變，甚至導致反中央情緒的滋生。

印度在這一問題上的應對策略，堪稱典型的“大國地方困境”：國家層面缺乏明確政策，地方政府被迫接盤，而民間社會憑借親緣關系暫時托底。這種“非制度化容忍”可能短期內緩解人道壓力，但中長期必然累積安全隱患。一旦緬甸戰爭加劇、難民人數激增，米佐拉姆再無法承載時，會否引發地方與中央的政治沖突？會否使整個印度東北部陷入動蕩回潮？這才是真正讓新德里頭痛的問題。

當然，印度不是唯一尷尬的鄰國。東盟作為區域組織至今未能就緬甸問題達成實質共識，所謂“五點共識”不過是外交辭令。中國雖嘗試推動緬北停火協商，但面對局勢全面碎裂的態勢，也難以單方重構秩序。而西方國家在俄烏戰爭與中東危機中疲于奔命，對東南亞已無余力投入。這使得緬甸局勢越來越像一個“自生自滅”的戰場，而戰火的代價卻轉嫁到了鄰國頭上。

更復雜的是，緬甸戰亂不僅是國家內部的矛盾根源，其背后還有大國之間的戰略介入與競逐。這些因素令緬甸問題注定不可能簡單收場，而是持續釋放不穩定因素，像癌變的組織一樣向外擴散。

米佐拉姆接收難民的決定，在人道層面無疑值得尊重，但若沒有中央層面的制度支持、沒有區域機制的協調推動、沒有大國間的博弈降溫，這種臨時接納不過是一種被迫妥協。對于緬甸來說，民族國家的崩塌已不再是風險，而是一種正在進行中的事實；而對于印度等鄰國來說，選擇袖手旁觀已不再安全，如何在不被拖下水的前提下，參與對區域秩序的再建，才是對自身命運真正負責的做法。

戰爭不再遙遠，它就在你我身邊穿過山林奔逃的難民臉上。而逃離的不是單一的軍政暴力，而是一個國家制度、認同、權力乃至未來的整體崩塌。緬甸的悲劇不會止步于緬甸，而亞洲各國，尤其是自詡“大國”的印度、東盟和中國，都將被這場動蕩如何回應與承擔的問題逼到墻角。那時，誰是難民，誰是主權者，誰是真正的穩定之錨，也許就不會再那么容易辨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