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則“親媽賣掉兩個親生兒，用于打賞主播”的新聞引發公眾的關注。

女子賣掉兩個親生孩子

所得8.3萬元用于買衣服、打賞主播

據報道，1999年出生的黃某某只有小學文化程度，幾年前從廣西老家來到福州后，沒有固定職業，靠打零工謀生，意外懷孕之后，甚至弄不清孩子的爸爸是誰，接連2次生下2名男嬰，又2次賣掉了親生骨肉。

2022年4月，黃某某因涉嫌詐騙被警方抓獲。警方在調取黃某某手機通信記錄過程中，意外發現黃某某有賣小孩的聊天信息，從而偵破其賣掉親生子的案件。

據黃某某供述，2020年10月，20歲出頭的她在福州市某醫院生下第一個孩子。由于不知嬰兒生父，加之沒有穩定收入，適逢有人介紹，黃某某在住院期間，一度主動聯系“中介”，打算以3.5萬元的價格賣掉孩子；出院后，經過一番討價還價，黃某某最后以4.5萬元將孩子賣給房東親戚。

第二個孩子則被她以3.8萬元的價格賣給了中介，后者轉手獲利10.3萬元。

2022年4月，警方將兩個孩子解救出來，送到當地民政部門。據福建省福州市晉安區民政局工作人員介紹，見到第二個孩子“谷雨”（工作人員臨時起的名字）時，該孩子還不滿5個月。

據辦案檢察官介紹，黃某某賣孩子獲得的錢款，全部被揮霍掉，用于買衣服、打賞游戲主播等。

買賣雙方均被判刑

生母黃某某被撤銷監護權

2024年7月，福州市晉安區人民法院作出判決：黃某某犯詐騙罪、拐賣兒童罪，數罪并罰，合計執行有期徒刑五年二個月（其中拐賣兒童罪的量刑為四年五個月），并處罰金。

同時，李某、魏某因收買被拐賣兒童，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9個月，緩刑一年及有期徒刑7個月。

據了解，黃某某曾與買家李某簽署過一份領養協議，對此，有關法院工作人員指出，“送還是賣，要考慮她這個行為的目的性，看她所收錢財的金額大小，結合當地的經濟水平、社會發展水平，以及是否明顯超出了一般群眾的認知。”而在此次案件中，黃某某一個孩子收了4萬元左右，就是比較大的金額了，這種行為就是犯罪行為。

此外，涉事人民檢察院工作人員指出，由于黃某某已經損害到孩子的人身權利，檢察院啟動了撤銷監護權之訴，“就是說，她已經不具備有做母親的資格，不僅是事實上的資格，還有法律上的資格。”福建省福州市晉安區人民檢察院檢委會專職委員劉娟說。

但是，撤銷了黃某某的監護權，又該由誰來擔任兩個孩子的監護人？

對此，公安機關曾通過多種方式排查，卻始終無法鎖定兩個孩子的生父；此后，公安機關又到黃某某的戶籍所在地，找到了黃某某的父親，即兩名男孩的外公，但由于外公已80多歲且體弱多病，不具備監護能力；經查詢，其他親屬也不具備監護能力。

最終，在黃某某被依法撤銷監護權后，由民政部門擔任兩個孩子的監護人。

兩個被販賣的兒童被警方解救后，就送到了當地民政部門。其中，“谷雨”被送往當地的兒童福利院，在醫院體檢、治療完先天性遺傳疾病后，由福利院工作人員養育。

目前，“谷雨”哥哥已有家庭申請領養。福利院方面表示，已經給“谷雨”找到了幼兒園，若未來無人領養，福利院將托底養大。

不負責的父母“自拐自賣”

光靠“嚴刑峻法”不夠

販賣自己的親生骨肉，也構成拐賣罪，因為人不是“商品”，不存在“自產自銷”。當父母不能夠履行監護責任，將孩子轉賣牟利，本身就是將孩子置于危險的境地，這嚴重破壞了親子關系和家庭倫理秩序、擾亂人口管理秩序，并易滋生其他違法犯罪，本身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刑事應受懲罰性。

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發布的《關于依法懲治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意見》明確規定：“以非法獲利為目的，出賣親生子女的，應當以拐賣婦女、兒童罪論處”。前述司法文件還特別解釋了親生父母出賣骨肉和所謂“送養”的區別，比如：“將生育作為非法獲利手段，生育后即出賣子女的”等情形，就構成了拐賣罪。

在“人販子人人喊打”的輿論環境之中，還應該注意到一個客觀事實：近年來，大部分被拐兒童系被親生父母出賣或遺棄，繼而被人販子收買、販賣，而不是被一般意義上的“人販子”拐賣。早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負責人就在新聞發布會上指出了這一問題。

也就是說，當下部分“拐賣犯罪”的主體，其實是不負責的父母，為了一點利益，不惜出賣自己的孩子，不惜割斷骨肉親情，不惜將孩子置于難以預測的風險當中。這既是嚴重的違法犯罪，又是一場人倫悲劇，而這種犯罪又有著沉重的背景問題有待正視、破解。

這次“親媽賣兩個孩子案”引發了公眾關注，怒其不爭、哀其不幸，嘆其孩子的艱難——一出生就攤上了這么不負責任的母親，以及不知道在哪里的父親。

新聞主角黃某某本身就屬于社會邊緣人群，既是加害者、犯罪者，也是屬于被傷害、被忽視的人群。黃某某自身是被收養的孩子，成長過程中，父母親對她的教育、關愛偏少，性教育幾乎空白，早早離家流浪，終于釀成苦果。黃某某構成拐賣罪，被依法嚴懲，但是像這樣的邊緣群體——缺乏生育知識、沒有經濟基礎、不知敬畏法律——依然是治理拐賣犯罪的難點所在。

當“人販子”和生身母親合為一體，就要對拐賣犯罪的治理作更深層次的思考；當父母親充當了拐賣者，解決的措施就不能止于一般意義上的“嚴刑峻法”。需要全社會將關注投向年輕的邊緣人群：他們可能是原生家庭破裂，早早輟學，好逸惡勞，缺乏謀生手段……自己是社會的悲劇產物，卻又在復制悲劇。

對“親媽賣掉兩個親生兒”的特殊拐賣案，應該譴責；但不能止于譴責，還需要強化法治教育，對特定的邊緣人群給予更多的關注、教育、救助，實現溯源治理，從根本上治理“父母拐賣案”。

來源 |澎湃新聞、CCTV12社會與法頻道《熱線12》、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