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沈亞川律師前天晚上發了一篇文章。

文章的標題很謙虛，叫《個案敘事最大公約數的自我審視》。

通篇看起來，姿態似乎很溫和，站位似乎很崇高，談公共性，談客觀性，談一致性。

沈亞川律師像一位憂心忡忡的學究，試圖在喧囂的輿論場里，尋找法治的“最大公約數”。

但整篇文章讀下來，卻是一個“最小公約數”。

一個圈子的利益和的話語權。

這篇洋洋灑灑的文字，不是一份探討，而是一份精心包裝的宣言。

它試圖重新定義辯論的規則，劃定安全的邊界，為一種早已在某個圈內流行、卻始終不敢拿到臺面上明說的特權，進行理論化、正當化的背書。

這一份小圈子宣言，寫得很講究，也很有迷惑性。

要讀懂它，你需要先理解它背后貫穿始終的三大戰術。

第一招，叫：

陰謀換事實。

第二招，叫：

雙標當一致。

第三招，叫：

資格定對錯。

三招過后，一個由特定人群專享的法治烏托邦，就建成了：

在這個烏托邦里，你甚至可以不用討論事實。

1

我們先拆解第一招：

陰謀換事實。

沈律師的第一招，藏在他對“公共性”的論述里。

他以一個旁聽者的身份，趕去順德湊熱鬧。他說，自己此行的目的，首先是學習。

他列舉了一長串星光熠熠的刑辯律師名字，說都是他的學習對象。

其次，是好奇心。

但他好奇的，不是案情本身。他說，這個案子案情不復雜，一個罪名，兩筆指控，金額也不算大：

一起職務侵占案罷了。

他真正好奇的，是本案的被害人，那位被稱作“葉主席”的葉華能。

他用詩意的筆觸發問：

“天資過人的他，是如何從一個木匠出身，做到掌控兩大印鈔機？ 他何以四十年來每次都能啖到頭道湯？ 他是否真有傳說中的某大家族背景？”

問題問得都很好，充滿了八卦獵奇的精神。

這些素材，足夠：

《知音》或《故事會》發幾篇精彩的民間傳奇。

但問題是，這里是法庭，沈亞川是來旁聽案子的，不是來杜撰陰謀故事的。

如果要這么說理，我們是不是可以對周澤、沈亞川等人的出身先查一查成分、家族背景，再看你們說了什么？

舉個例子，一位偵探趕到兇案現場，他既沒有檢查尸表傷痕，也沒有尋找彈道軌跡，更沒有盤問目擊證人。

他繞開了倒在血泊里的尸體，開始饒有興致地研究起：

死者三舅姥爺的人生軌跡，以及當地的宗族生態。

尸體，暫時可以不管。

這具尸體，被一塊精美絕倫的錦緞蓋住了。

在寧遠喜當庭舉例的敘事里，寧遠喜是地主家（葉華能的公司）最能干的“放牛娃”。老虎（商業危機）來了，他挺身而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老虎打跑。結果地主翻臉不認人，說牛還是我的。放牛娃委屈地說，我打虎時還墊了草料錢呢，總得還我吧？

地主說，行，你拿出賬本。放牛娃：

拿不出賬本，一氣之下，自己割了條牛腿賣了。

你看，這個故事何其動人，有忠臣，有奸主，有背叛，有悲憤。它成功地讓很多人忘記了那個最簡單、最丑陋，也最關鍵的事實：

公司的錢沒了。

賬本不會說謊，它只記數字。

背景材料清晰地列出了兩筆賬：

1. 一套上市公司名下市場價三千多萬的房產，最后以1500萬的“骨折價”，賣給了當時管著公司印章的寧遠喜和溫惠。

2. 一筆930萬的“顧問費”，從上市公司賬上劃走，付給了一家由寧遠喜親戚控制的空殼公司。而真正提供顧問服務的銀行，后來出具證明說：

一分錢沒收過。

在寧遠喜案中，那具冰冷的、不容回避的尸體是什么？

那三千萬。

沈律師在文章里，構建了一個非常宏大的“公共性”框架。

他說，順德是小劇場，梅州才是大舞臺。寧遠喜冤不冤可能不是特別重要，葉華能何以能才是大問題，梅州的政商生態才是真問題。

你看，他輕輕一撥，就把一個具體的、需要用證據和賬本說話的刑事案件，置換成了一個模糊的、可以盡情發揮想象的：

生態問題。

但本案真正的公共性，從來不是葉華能的發家史有多傳奇。

它的公共性在于，一家A股上市公司，叫寶新能源。一家地方商業銀行，叫梅州客商銀行。

這兩家機構，都不是葉華能的私人存錢罐。

它們的背后，是：

成千上萬的股民，是數以萬計的儲戶。

當了二十年的大管家，有沒有權力把主家的資產，揣進自己口袋？這個“主家”不是葉華能個人，而是這家上市公司的全體股東。

這才是本案最核心、最不容回避的公共性。

然而，沈亞川律師不聊這個。

他說，寧遠喜冤不冤尚在其次。

尚在其次。

他把這個核心問題輕輕擱置，然后用一個精彩的故事，蓋住了那具尸體。

這個陰謀故事里有“木匠”，有“主席”，有“千里馬”，有“伯樂”，甚至還有“韓信與劉邦”。

它成功地讓很多人忘記了那個最簡單、最丑陋，也最關鍵的事實。

錢沒了。

而這塊蓋住尸體的錦緞，就是一出精心編織的“羅生門”。

關于定價決策權，寧遠喜說，是葉華能：

安排溫惠詢價。

再加上財務丁某的摸底表，最后定的價，寧遠喜說，自己沒插手。

溫惠則說，是葉華能自己拍板：

自己根本沒詢過價。

責任在誰？

寧遠喜說是溫惠，溫惠否認。

關于賣房的動機，寧遠喜說：

葉華能很急，天天催。

寧遠喜說，自己是為了替老板和同事“解憂”才接盤。

溫惠則說：

根本不急賣。

溫惠說，葉華能認為“大張旗鼓去賣是很沒面子的事”：

動機是什么？

寧遠喜說是葉華能急，天天催，溫惠說葉華能不急，誰在撒謊？

我們必須清晰地指出：在這兩個版本的故事里，必然有一個人，甚至兩個人，在法庭上公然撒謊。

陰謀很精彩，也很容易。

因為它唯一不需要的東西，就是：

事實。

2

沈亞川的陰謀論講完了，事實被蓋住了。但光有陰謀還不夠。

因為總有一些不識趣的人，會掀開那塊布，指著那具尸體問：

錢呢？

這時候，圈子宣言里的第二招就要登場了。它叫：

雙標當一致。

沈律師在文章的第三部分，花了很大篇幅談“一致性”。

他說，一致性太重要了。你不能在這個案子里高喊程序正義，換到另一個案子，屁股坐到另一邊，就開始說另一套話。

他說，一致性的根基是價值觀的穩定性，價值觀不是變色龍。

他說，人設不能輕易崩。

這些話，說得都對，說的每一個字，我都贊同，但問題是，做得怎么樣？

再大的公約數，也怕雙標：

你定下一個標準，然后自己首先遵守它。

但問題恰恰出在這里。

他們熱衷于制定標準，卻總是在自己身上打破它。

我們不妨就用沈律師親手打造的這把“一致性”的尺子，來量一量他和他所維護的那個圈子。

看看他們的價值觀，到底是不是變色龍。

先量事實采信。

開庭前，辯方通過各種渠道，釋放出“葉華能為逼寧遠喜屈服而下跪”的說法。這個說法迅速成為攻擊被害人的論據。

沒有人問證據在哪里，被告人家屬說，他們可以作證，這就成了“事實”。

輪到另一邊，當我基于公開的庭審信息，分析被告人溫惠自述的“高溫天氣車內被限制自由”存疑，分析“點了一桌子菜她不吃”、“懷疑飯里有蝦米是毒害”、“筆錄結束后空調太冷導致發燒”等情節，論證其不符合“刑訊逼供”的情形時，他們立刻說，這是“為刑訊洗地”。

只有己方能證實的“下跪門”，是事實；基于公開信息的分析，是攻擊。

一把尺子，兩種標準。

再量規則適用。

當他們需要輿論支持時，他們說，審判公開，司法公開。

但當我和另一些人提出不同意見時，規則就變了。

他們開始審查你的身份：

你沒來現場，你不配談。

他們開始審查你的動機：

你為了五斗米？

歡迎所有人發聲，但只歡迎一種聲音。所有對司法的監督，最后都要統一到對他們觀點的擁護上來。

案件中最能體現這種價值觀的，莫過于寧遠喜本人發給溫惠的那條微信：

謊言千遍成真理，輿論戰要打好……發揮你的獨特作用……替寧遠喜贏回去。

當“贏回去”成為最高目標時，“一致性”自然就成了一個只要求對手遵守的工具。

這叫什么“一致性”？

這叫要求所有人，對他們保持：

一致的服從與忠誠。

沈亞川在文章里說：

“一致性就是穩定性，是格物致知，是待人接物，是可體察和可溝通。”

這段話，其實應該翻譯一下。

它真正的意思是：

“我們圈子的立場是穩定的，我們待人接物的標準，是看你是不是我們圈子里的人。我們只和圈子里的人溝通。”

他們高舉“一致性”的鏡子，要求照亮每一個批評者，看看你有沒有利益相關，有沒有道德瑕疵，有沒有前后矛盾。

但他們從來沒用這面鏡子，照照自己。

就拿案件里，商鋪的價值來說，為了論證1500萬的交易價不存在侵占，寧、溫二人達成了一致：這商鋪很差，溫惠說：

500萬都不一定有人買。

但當需要解釋這筆交易的合理性時，寧遠喜又承認，這房子：

雖然每年200萬的租金，年收益率7%……但也還不錯。

更具諷刺的是，溫惠在解釋自己為何要深度參與此事（提供親友身份證、墊資等）時，反復強調自己只是：

動動嘴巴，沒獲取任何利益。

但轉頭又回憶起，寧遠喜曾：

口頭說過，當房屋拆遷的時候分我兩成。

你看，當需要撇清責任時，資產是“破商鋪”，自己是“活雷鋒”；當需要解釋動機時，資產又是“收益不錯”，自己也能“分兩成”。

這種“一致性”，是根據不同問題，隨時切換的“薛定諤的一致性”。它只服務于一個目的：

脫罪。

這是一把，只照別人，不照自己的鏡子。

它的本質，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圈子思維。

圈內皆兄弟，一榮俱榮。

圈外皆路人，說你跪了，你就跪了，自己人作證，不需要別的證據。

3

如果說，陰謀換事實，是圈子宣言的第一道防線；雙標當一致，是它的第二道護城河。

那么，圈子的核心堡壘，它的權力中樞，是第三招。

資格定對錯。

這一招，藏在沈律師文章的第二部分，關于“客觀性”的論述里。

他先是客氣地稱我為：

李宇琛老弟。

坦白說，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時候多了位沈大哥。

我跟沈亞川并不熟，微信都沒有加過。

沈亞川口中常稱呼的師兄周澤，昨晚發文稱：

和李宇琛的友誼小船，就這樣翻了。

同樣的，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時候和周澤有了友誼。

之前我只是后輩，當他是前輩，如今他是人身攻擊、網暴我的施害者，無論如何，我從來不可能說一句：

我的朋友周澤、我的老哥沈亞川。

但他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跟我套上了近乎，裝出一副跟我很熟的樣子：

作起了假。

這種套近乎，或許他們可以聲辯，這是其為人或是表達一貫的謙詞，然而，即便所謂“謙辭”的背后，周澤一文有大量虛假信息，我這兩天會單獨再撰文回應，讓我們再回到沈文。

沈亞川引用了我的一個觀點：“承認自己的主觀，容忍他人的主觀”。然后話鋒一轉，說這個觀點，只適合律師和親友團。

而作為第三方敘事者，應該“盡力克服自己的主觀，共同追求最大限度的客觀”。

說得很好。那么，誰更客觀呢？

接下來，沈律師建立了一套極其復雜、門檻極高的“客觀性”：

認證體系。

你想客觀嗎？

首先，你得是個媒體：

自媒體不行，穩定性差。

你得是機構媒體：

純體制內的不行，公正性差。

你得是市場化媒體：

還得是那幾家仍在薪火流傳的。

如果你實在不是機構媒體，只是個自媒體，那也有一套標準。

你的個人品牌要好：

怎么算好？圈內口碑說了算。

你最好不接單：

如果接了，最好主動披露。

你最好在現場：

不在現場，就別亂評論。

最后，你最好別用AI寫稿：

因為沒有靈魂。

你看，在沈律師的定義里，“客觀”不是一種就事論事的狀態，而是一種需要：

層層審核的資格。

在你開口之前，他要先：

審查你的出身，審查你的身份，審查你的動機，審查你的在場證明，甚至你使用的工具。

這是一套精密的資格審查系統。

最終的目的只有一個：決定誰有權說話，以及誰的話，更值得被相信。

而這套系統的裁判員，你猜是誰？

當然是他們自己。

在另一篇被辯方推崇的文章里，作者斯偉江將輿論場上的寫作者分為兩類：獨立自由的“客卿”，和奉旨寫稿的“雜役”。

而誰是“客卿”，誰是“雜役”，解釋權牢牢掌握在他們手里。

他們不斷強調“在場”的重要性，試圖將所有未到庭的評論者排除在外。

同時，又通過人身攻擊（如周澤稱夏海龍律師是“徐昕私塾弟子”）來否定其言論價值，實際上，夏海龍律師的數萬字旁聽記是最全面還原庭審過程的系列文章。

他們想要的組合拳的核心，就是剝奪圈外人的：

發言資格。

這就是圈子宣言最核心的邏輯：壟斷對“客觀”的定義權。

我說，承認自己的主觀，容忍他人的主觀。

意思很簡單，我們都別裝上帝。你為被告人，我為被害人，在這場訴訟中，我們都有自己的立場。

真正的客觀，不是去尋找一個沒有立場的圣人：

那不叫圣人，那叫假人。

真正的客觀，是把所有不同的“主觀”，都放在同一個規則下，平等地碰撞、辯論、交鋒。

讓公眾自己去看，去聽，去判斷。

而不是由一群人，預先設置好一個“客觀性”的鄙視鏈，然后把自己放在鏈條的頂端。

這不叫討論，這叫批斗。

這套“資格定對錯”的邏輯，最新的體現，就是他們對AI寫作的圍剿。

沈律師說，他反對直接用AI生成任何文章，他同時援引其就讀于創意寫作專業的女兒的觀點。

他們的理由是：審美上的潔癖，對文字的敬畏，以及，AI寫出來的文字，沒有靈魂。

一個新事物出現時，總會有人不習慣。

就像汽車剛出現時，馬車夫們肯定也覺得：

機器那玩意兒沒有媽的靈魂。

但把一種個人審美上的偏好，上升為一種公共言說的道德標準，這就越界了。

AI是什么？

它只是一個工具。

同樣的工具，不同的人使用，有不同的目的、過程與結果。

它就像農民的拖拉機，工人的起重機，外賣員的電動車。

它讓許多不擅長文字表達，但心中有話要說的人，能夠更高效、更有條理地發聲。

它拉平了精英與草根之間的表達鴻溝。

你可以堅持用鋤頭精耕細作，沒人攔著你。這是你自己的質樸選擇。

但你不能站在地頭，指著開拖拉機的人說：

你的耕作，沒有靈魂。

攻擊AI，本質上是在捍衛一種“寫作特權”。

他們害怕的，不是AI本身，而是普通人掌握了強大的工具之后，會挑戰他們用筆桿子建立起來的話語權。

他們不喜歡這種失控的感覺。

所以，他們要給這種新工具打上一個標簽：

沒靈魂。

用一種審美上的優越感，來掩蓋一種精英地位被動搖的焦慮。

4

所以，讓我們把沈律師的文章攤開，再看一遍。

他所說的“最大公約數”，那三個聽上去光芒萬丈的詞：公共性、客觀性、一致性。

經過一番拆解，我們得到了三套精致的圈子話術。

公共性，被置換成了“陰謀換事實”。

一致性，被扭曲成了“雙標當一致”。

客觀性，被建構成了一套“資格定對錯”的審判體系。

這三招環環相扣，最終指向同一個目的：

捍衛圈子的利益，以及這個圈子的話語權。

沈律師在文末，擺出了一副“捫心自問”的姿態。他說，我真沒有辦法來自辯，更不知道如何做才能自證清白。

姿態很誠懇，甚至有些委屈。

但他沒有問自己，為何一篇談論個案敘事的文章，不去審視那些嚴重偏離事實的“旁聽記”，反而要用一句“有可以不說的真話”為其背書？

他沒有問自己，為何一個關于上市公司三千萬資產去向的案件，輿論的焦點必須被引導到對被害人公司實控人的個人背景的“好奇”上去？

他沒有問自己，為何憲法賦予的旁聽權利，會演變成旁聽時咆哮、網絡上黨同伐異的特權？

他沒有審視這些：

他只是用一篇看似自我審視的文章，不動聲色地拉了一個偏架。

他說，我們要尋找“最大公約數”。

其實，真正的公約數，從來都不復雜。它不是什么高深的主義，也不是什么圈內的行話。

它只是常識：

比如，別人的錢不能拿。

這才是本案最基礎的公共性，最不容動搖的客觀性，以及所有人，無論是什么身份，都必須遵守的一致性。

然而，他們對“常識”本身也在進行重塑。

比如“老貨”這個詞。當溫惠被問到聊天記錄里為何與寧遠喜一起用“老貨”貶損葉華能時，她的回答是：

老貨又不是貶損性的詞，我當葉華能的面也這么說。

一個帶有明顯貶損意味的詞，被輕描淡寫地解釋為一種“文化差異”。

再比如他們的記憶力。

庭審中，二人對三十年來旁人細枝末節的事件記得一清二楚，但對于案涉核心事實卻又極易：

我記不清了。

當最基本的語言常識和生理常識都需要被如此扭曲地解釋時，我們討論的早已不是法律。

我們討論的是，為了捍衛一個圈子的利益，一個人可以將“真實”的邊界推向何處。

當一群最懂法律、最會表達的精英，將他們的才華和資源，全部用于構建一個只照別人、不照自己的話語體系時，我們失去的，又僅僅是三千萬嗎？

不。我們失去的，是對：

“就事論事”、“講道理”這件事最基本的信任。

這或許才是沈亞川那篇文章并未提及的“自我審視”。

在所有關于姿態、立場、主義、圈子、靈魂的優雅討論背后，始終有一頭大象，沉默地站在房間里：

那本三千萬的賬。

你不能假裝它不存在。你不能用陰謀把它蓋住，不能用雙標把它繞開，更不能用資格審查，來禁止別人談論它：

先把賬算清楚了，我們再來聊你、我和AI的靈魂。

關于涉案 1500 萬房產，溫惠說，并不著急賣，是：

寧遠喜主動提及想買。

溫惠稱，寧遠喜買來的目的是因為：

“地段好、等拆遷獲取高額補償”。

溫惠稱“房產和自己一點關系沒有”，“購買房產的空殼公司”也和自己：

無關。

寧遠喜說，是：

溫惠告訴他后才想買。

買來的目的從來不是“為了拆遷補償”，就是：

單純地投資。

寧遠喜稱“口頭約好和溫日后房屋出租進行分成”，稱：

購買房產的空殼公司是自己和溫共同實際控制的。

僅從這一點，可以證明二人創設的無罪辯解事實并不一致，有人甚至兩個人都說了假話。

沈亞川的文章標題說，這是一場關于“個案敘事”的自我審視。

但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敘事個案”。

他們成功地將一個關乎公共利益的刑事案件，敘述成了一個只屬于他們圈子的私人恩怨。他們用構建陰謀論的權力，試圖綁架“事實”的真相。

但他們忘了，再動人的敘事，也無法讓賬本上的數字歸零。再完美的謊言，也經不起最簡單的邏輯對敲。當敘事的泡沫最終破滅時，露出的，只會是那具無法被掩蓋的、名為“侵占”的尸體。

寫于202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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