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錦繡芳華》正在熱播中。該劇以牡丹為媒、以唐朝為背景，將中華傳統花卉美學與非遺元素融入其中，呈現了一幅錦繡華美的盛唐畫卷。

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與璀璨繽紛令人嘆為觀止。盛唐時期，福建商業的繁榮亦為這幅盛唐畫卷揮毫潑墨，增添色彩，如一條文化紐帶，在連接中外貿易的同時，也深度重塑了當地的文化肌理。

以上圖源：微博@電視劇錦繡芳華-國色芳華續

唐朝時的福建，是什么樣的呢？

開元十三年（725 年），閩州都督府改為福州都督府，福州的地位逐漸提升。當時福州港是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海船眾多，吸引了大量外國人前來。

圖源：海連江

唐代時期，福州便與廣州、揚州并稱當時三大對外貿易港。唐代詩人馬戴曾在福州留下“賓府通蘭棹，蠻僧接石梯”的詩句。說的是福州接待賓客的府邸近海臨江，乘坐海舶而來的海外僧人，下船登石階即可方便下榻。

圖源：福州日報

隋唐時期泉州進入興盛時期，盛唐時城池始筑，鑿溝通舟楫于城下。泉州人口驟增，農業、紡織、陶瓷、礦冶、造船業等逐漸繁榮，帶動了對外通商貿易的興起。

圖源：張九強

頻繁的航海貿易使福建人形成 “以海為田” 的生存理念，“海神信仰”從民間崇拜上升為官方祭祀。唐玄宗時期，朝廷冊封泉州海神 “通遠王”，每年商船出海前，官員與商人共同舉行祭海儀式，這種 “官商合祭” 的習俗成為福建海洋文化的重要標志。

圖源：孟凡萌

泉州因商業繁榮形成多元社區，外來商人與本地居民雜居，催生了集貿易、娛樂于一體的 “瓦子”（集市）。據《唐六典》記載，泉州城內外設有 “蕃坊”，專供外商居住，其飲食（如胡餅、葡萄酒）、服飾（胡服）逐漸融入本地生活，形成 “胡風漢俗交織” 的社會景象。

圖源：何清和

盛唐福建商業發展對文化的影響，本質是 “經濟基礎” 對 “上層建筑” 的塑造：

物質交換帶動精神交流：商品流動伴隨宗教、技術、審美等文化要素的跨地域傳播；商人階層成為文化中介：如黃守恭（宗教資助）、歐陽詹（教育突破）等人物，以商業財富或社會地位推動文化變革；地域文化從 “邊緣” 走向 “開放”：福建從六朝時期的 “蠻荒之地” 轉變為盛唐的 “海疆文化樞紐”，為宋元時期成為 “東方第一大港” 奠定了文化根基。這種 “商業 — 文化” 的互動模式，至今仍可在福建僑鄉文化、海洋文化中窺見痕跡。

李碩卿國畫作品《漲海聲中萬國商》

現藏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來源：福建日報

商業港口的繁榮吸引了大量外籍僧人經海路入閩，不僅讓閩地呈現一派繁盛之景，更讓外來的文化和本地傳統文化相互碰撞、多元融合。

《泉州海絲唐卡百米長卷》（局部）

重現了刺桐古港“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

圖源：泉州通客戶端

例如，福州開元寺作為官方指定的外國僧人接待場所，日本高僧空海、印度梵文學者曾在此講經，將思想與梵文典籍帶入福建。

泉州開元寺的興建則與富商黃守恭獻地有關，寺內建筑融合了印度教石柱、佛教飛天等多元元素，成為宗教交融的實物見證。

泉州港的進出口商品，既是經濟交換的載體，也是文明對話的媒介：

出口商品以陶瓷、絲綢為核心，通過技術創新與審美融合，塑造了 “中國制造” 的國際聲譽。

圖片拍攝于2024年“中國白·德化瓷”國際巡展紐約推介活動

圖源：瓷都德化

泉州周邊窯場（如碗窯山窯、磁灶窯）生產的青瓷以 “類玉” 質感聞名，器型仿金銀器，裝飾吸收波斯連珠紋、卷草紋等元素。印尼 “黑石號” 沉船（830 年前后）出土的泉州產青釉執壺，壺身刻有西亞風格的連珠紋帶，證實其專為海外市場定制。

福州市博物館館藏 南宋青釉人面流執壺

圖源：福州市博物館

泉州絲織業融合西域 “聯珠對獸紋” 技術，所產 “泉緞” 以輕薄柔軟著稱，成為朝廷貢品。《新唐書》記載泉州清源郡 “土貢：綿、絲、蕉、葛”，其中 “絲” 即指此類高端絲織品。

普通生絲和絹布通過商船輸往東南亞、印度，部分用于交換香料。阿拉伯旅行家蘇萊曼在《中國印度見聞錄》中提到，泉州絲綢 “價格低廉，甚至窮人也能穿著”，顯示其已成為大眾化商品。

圖源：泉州史志

進口商品以香料、珠寶為代表，不僅改變了社會生活方式，更催生了宗教、藝術的多元共生。這種雙向流動，使泉州從東南海港升華為 “海上絲綢之路” 的文化熔爐，其影響至今仍可從閩南建筑的阿拉伯紋飾、泉州方言中的外來詞匯中窺見一斑。

盛唐時期的泉州港雖尚未達到宋元 “東方第一大港” 的規模，但其奠定的貿易網絡、制度框架與文化包容傳統，為后世繁榮埋下伏筆。

以上2圖源：泉州文旅

從初唐的開發到中晚唐的文化覺醒，福建在教育、宗教、文學、民俗等領域展現出蓬勃生機，為宋元時期的文化鼎盛奠定了基礎。

中唐以前，閩中風俗剽悍，少文儒之風。中唐以后，管元惠、李椅、常袞諸人相繼“興學勸士”，對閩都百姓實施教化，普及儒學。

泉州府文廟

唐代福州文教出現興盛局面，史志記載，中唐時期李椅、常袞“尊教勸學”，功不可沒。

唐代獨孤及曾為福建觀察使李椅寫《李成公去思碑》，其中記載了李椅的治學成果。李椅于大歷七年（772）就任福建觀察使。他崇學校，厲風俗，尊禮士子，一改以往“閩越舊風，機巧剽輕”，而為“比屋為儒，俊造如林。縵胡之纓，化為青衿”。可見福州城內教育興盛，教化入人之深。

其后，建中元年（780），常袞以狀元、宰相之身，入閩就任福建觀察使。他不忘職守，以興學培士為急務，推崇文教，禮遇士人，“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對能誦書、作文辭者，即使是“鄉縣小民”，也“與之為賓主禮”。在他的教化下，“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文教成效大著。

位于圣廟路口的文廟 圖源：葉誠

中晚唐出現私人講學場所，如莆田 “澄渚書堂”（706 年建）、漳州 “松洲書院”（716 年建），開創福建書院教育之先河。松洲書院由儒者陳珦主持，講授《詩經》《尚書》，吸引周邊子弟，被稱為 “開漳文化之祖”。

圖源：看涵江

唐德宗時期，泉州人歐陽詹打破閩南 “不樂仕進” 的傳統，考中進士并與韓愈同榜（史稱 “龍虎榜”），成為福建首位全國性文人代表。他的成功刺激了地方辦學熱潮，如泉州在唐代中后期興建州學，福州創辦 “鰲峰書院” 前身，推動福建從 “科舉荒漠” 向 “文運昌盛” 轉變。

圖源：泉州史志

長樂自唐宋以來受中原文化傳播影響，民間以讀書入仕為榮，宗族常設“學田”資助貧寒學子。大家族如玉田鄭氏、鶴上鄭氏等，世代延請名師，形成“科舉世家”，藏書樓、族學制度完善。

千年古邑，文風熾烈。一個個關于狀元的佳話至今仍在傳頌，長樂保留諸多教育遺跡，成為研究古代文化的重要窗口。長樂第一所書院德成書院遺址、長樂文廟（孔廟）遺址、龍峰書院遺址、狀元陳文龍祠，以及馬鐸、陳謹故居等，見證科舉盛況。

以上2圖源：林玉琰

唐朝福建的人文發展，本質是中原文明與海洋文明的對話史：教育與科舉打破了地域封閉，使 “海濱鄒魯” 成為可能；宗教多元見證了文明互鑒，從佛教禪宗到伊斯蘭初傳，構建了包容的信仰空間；文學藝術則以歐陽詹、黃滔等人為代表，將閩地山水納入唐詩版圖。

這種 “從邊緣到中心” 的人文蛻變，不僅為宋代福建的文化鼎盛（如朱熹理學、科舉大省）埋下伏筆，更成為中國古代邊疆開發中 “文化融合促發展” 的典型樣本。當詩人還在詠嘆 “蜀道難” 時，福建已悄然在東南海疆書寫著另一段文明傳奇。

以上2圖源：曹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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