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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湯祺 孫暢 徐琴
本期編輯 |姜心宇
本期審核 |江怡
圖源:“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微信公眾號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外長會在特朗普2.0時期出現了帶有“美國優先”特點的新變化,成員國內部矛盾加劇,機制有效性降低。
2025年7月1日,美日印澳四國在華盛頓舉行“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外長會議。這次會議是特朗普再度執政后舉行的第二次Quad外長會。與拜登時期相比,特朗普時代的Quad雖然仍以遏制中國為目標,但在議題設置、合作重點、成員國關系等方面發生明顯變化,機制有效性大打折扣。
一、遏華目標未變
遏華仍是Quad的“最大公約數”。特朗普再度執政后,日澳印雖與美國矛盾加深,但三國的對華認知并未發生根本性改變,遏華作為Quad的共同目標也沒有改變。日本仍視中國為“前所未有的重大戰略挑戰”,為應對特朗普政府的“戰略不確定性”,有意接過所謂“自由民主”的大旗,走不依賴美國的、與中國對抗的“第三條道路”。日本首相石破茂明確表示要強化同東盟、歐盟等國的合作,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原局長谷內正太郎也呼吁日本應在Quad、G7等多邊機制中更多發揮領導力。澳大利亞外交防務政策與美國深度綁定,認為當前正處于“二戰以來最復雜的安全環境”,“戰略競爭”愈發激烈,加之中國對南太影響力不斷拓展,只有加強與盟伴合作“以集體威懾抵御脅迫”才能維護自身利益。印度對華政策的競爭面日益凸顯,不僅在戰略上突出“中國威脅”,還在邊界上投機示強,在經貿上謀求脫鉤。因此,印度有意迎合美西方拉攏,對Quad的態度也由謹慎介入到積極參與,欲聯合其他三國平衡中國影響力,助力自身崛起。
從具體合作來看,此次會議達成的“亮點”成果,也無不體現Quad對華遏制打壓的圖謀。一方面,“四方關鍵礦產倡議”劍指排華供應鏈。Quad外長會宣布啟動“四方關鍵礦產倡議”,將通過促進投融資、礦產資源信息共享、技術合作等方式推動關鍵礦產供應鏈安全和多元化,加強經濟安全和集體韌性。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會前明確表示,關鍵礦產供應鏈不僅要“保障原料獲取”,更要確保將其“加工提純為可用材料的能力”。事實上,早在2022年3月,美國參議院兩黨小組就以所謂“中國對關鍵礦產供應鏈構成國家安全威脅”為由提出《四方關鍵礦產伙伴關系法案》,并有意通過募資基金促進Quad框架下私營部門對關鍵礦產領域的投入。此番出臺“倡議”,標志著Quad關鍵礦產合作從概念向實操落地。未來,該“倡議”可能與G7的“關鍵礦產行動計劃”和“礦產安全伙伴關系”(MSP)等多邊機制形成聯動,企圖削弱中國關鍵礦產供應鏈地位、甚至有意推動“去中國化”的關鍵礦產供應鏈重構。
另一方面,“船上觀察員任務”加劇地區局勢緊張。海上安全合作是此次會議的另一項主要成果,其遏華意圖同樣是“房間里的大象”。會前,由美國海岸警衛隊巡邏船搭載著成員國的海警人員從帕勞駛向關島(航線位于所謂“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之間,且臨近近期中國航母活動區域),開展聯合巡邏和執法訓練。由于美國與斐濟等12個太平洋島國簽署了“隨船觀察員協議”,Quad成員國的海上力量得以在美國主導下借機進入他國專屬經濟區活動,從而介入地區事務。因此,聯合巡航也被視為應對中國海洋影響力上升的“高性價比”策略,即打著“打擊非法海上活動”的旗號,在避免直接軍事對抗的同時,達到強化在印太地區海上軍事存在的目的。
二、三點趨勢性變化
其一,價值觀色彩明顯減弱。此次Quad外長會發布的聯合聲明中,未提及“自由”“人權”“民主價值”“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等拜登時期幾乎言必提及的概念,僅重申四國將捍衛“法治及主權和領土完整”,其“價值觀同盟”的定位已然發生偏移。這是特朗普主張的“美國優先”“以實力求和平”等理念在Quad中最直白的體現。Quad最早可追溯至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提出的“亞洲民主安全菱形”構想,是其“價值觀外交”的核心。“價值觀同盟”在拜登政府時被認為是Quad的底色和旗幟,卻被特朗普輕易拋棄。谷內正太郎認為,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軟實力已大幅衰落”,如今的美國“已無法領導世界”。
其二,美國對Quad的利用更趨自私。拜登時期,Quad也曾在疫苗研發與分配、海域態勢感知、通信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為部分國家和地區提供了一些所謂的“公共產品”。此次Quad外長會僅聚焦“海洋與跨境安全”“經濟繁榮與經濟安全”“關鍵與新興技術”“人道主義援助和應急”,合作領域大幅減少,其中還有不少是延續此前的內容,“公益色彩”大不如前。此次外長會的“亮點”是四國發布“四方關鍵礦產倡議”,首次聯合啟動“船上觀察員任務”,這凸顯特朗普時代的Quad“符合美國利益、服務美國戰略”的傾向。蘭德公司研究員明言,Quad機制很符合特朗普政府的需求,因為這是一種“零成本”的合作模式,“美國可以與三個盟友并肩而立,宣稱在對華戰略上高度一致,但實際上無需做出任何實質性承諾”。
其三,成員國與美國矛盾更突出。特朗普再度執政后,美國與盟友關系顯著惡化。今年的G7峰會開成了“G6+1”,日本、澳大利亞、韓國領導人缺席北約峰會更被解讀為對特朗普政府表達不滿。當前,日本與美國關稅談判陷入僵局,美國無視日本的“核心利益”,堅持對日本加征25%的“汽車關稅”,甚至威脅提高稅率,令日本“退無可退,讓無可讓”。美國對澳大利亞無差別加征對等關稅、開展AUKUS審查、要求提高國防開支至GDP的3.5%等,引得澳國內“美無視澳利益”“同盟‘不托底’”等言論甚囂塵上。印美除了在關稅談判問題上僵持不下外,在敏感的印巴沖突議題上,特朗普此前先是大肆吹噓“促成印巴停火”,后又罕見宴請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引發印方強烈不滿。此外,印度一貫堅持戰略自主,避免淪為美國印太戰略的馬前卒,其在關鍵礦產等具體議題合作上更關注本土加工能力建設,而非單純地緣政治目標。
總體而言,Quad外長會在特朗普2.0時期出現了帶有“美國優先”特點的新變化,成員國內部矛盾加劇,機制有效性降低。在關鍵礦產等領域構建排華供應鏈無非是老調重彈,其推進仍有較大的不確定性。“船上觀察員任務”也存在明顯能力短板和法理困境,反襯出中國維護海洋安全和利益的強大能力。中國一貫主張,國與國之間的合作不應針對第三方,搞集團政治和陣營對抗不會帶來和平與安全,不利于亞太和世界的穩定。只有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遵循和平、合作、開放、包容的亞洲價值觀,構建安危與共、求同存異、對話協商的亞洲安全模式,才是正途。
作者簡介:
湯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東北亞研究所副研究員
孫暢,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東南亞和大洋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徐琴,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南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本文轉載自“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微信公眾號2025年7月4日文章,原標題為《特朗普2.0時期Quad的變與不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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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審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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