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越來越多畢業生選擇通過考研延緩就業壓力，名校研究生退學，聽起來就像是一次掉隊。

據統計，2025年全國碩士研究生考試報名人數388萬人，計劃招生總人數為87.22萬人，這意味著有將近300萬人落榜。而在中國高校在校大學生（包括本科碩博）中，每年約有50萬人退學，在校生主動退學率接近3%。在研究生群體中，未按期畢業者占比高達四分之一。

近年來，盡管碩士研究生招生規模不斷擴大，進入研究生體系的門檻相對降低，但學生面臨的學業和心理壓力并未隨之減輕。相反，在學術要求、就業焦慮與個體期待的多重夾擊下，不少頂著名校光環的研究生陷入持續的內耗與倦怠之中。

他們曾是被家人和老師寄予厚望的“尖子生”，如今卻在課題終止、實驗半途、論文未完的情況下選擇離開。他們為什么選擇放棄？我們找到幾位退學的研究生，想要了解他們在這個過程中的經歷與思考。

他們說，退學不是一時沖動，而是積攢許久的委屈、恐慌與壓抑突然找到出口。他們試圖自救：有人去滑輪、畫畫、當主播、做電商、講脫口秀，還有人搬去大理，在風大的海邊告訴媽媽：“開滴滴也很開心”。

這意味著，他們愿意承認——曾經堅定選擇的道路，如今已不再適合自己，于某個岔路口停下腳步，坦然面對內心的聲音：也許這一切，不值得我繼續下去。

退學那天，

“我像個老鼠一樣逃出實驗室”

找導師簽退學單那天，席萱盡量把自己縮進實驗室的角落，生怕撞上任何人的目光。她低著頭，文件夾捏在手里，汗出了一層。

“像只老鼠一樣，”她回憶，“我干的是一件這么大逆不道的事。”

導師辦公室的門虛掩著。她不敢直接敲門，只在門口踟躕。這位導師是出了名的脾氣大，一言不合就拍桌子罵人。大家背后稱他是“院里的牌面”，一邊調侃，一邊敬而遠之。

電影《不求上進的玉子》劇照

她把退學表夾在文件夾里，站在辦公桌前，把文件小心地推了過去。

“老師，我準備……我想退學了，請您幫我填一下這個表。”她盡量讓語氣聽起來平穩，不要顫抖。空氣凝固了一瞬。導師抬頭看她，只問了一句：“怎么想退學了呢？”

席萱舌頭有些打結，機械地照著準備好的內容往下講。她說自己做實驗提不起勁，拖延嚴重，連心理咨詢都試過了，還是無解。她努力維持語速平穩，甚至說到讀書是父親的期待，自己其實從沒真正喜歡這個方向。話說到這里，她知道已經沒有回頭路。全程，她只說自己哪里不行，絕口不提導師和實驗室的半句不是。她不能激怒他。一次機會，不能出錯。

最后，導師簽了字。席萱夾起那張表，從門口走出去，像剛從密閉的深水中浮出水面，喘了一大口氣。

退學，不是一個輕率的決定。對很多人來說，那張研究生錄取通知書背后，是年復一年的努力與代價。能走到這一步，本身就是一道篩選。

為了進入課題組，席萱曾拒絕一所C9高校的保研機會，轉身投入考研。她認準了那位導師，相信這個實驗室能帶來更好的科研機會。

與席萱一樣，Eva的“研究生入場券”同樣來之不易。她大一選了十五門課，清晨五點起床，八點準時進教室；白天排滿課程，晚上要“肝作業”、準備各種比賽，常常一坐就是深夜。有時一周連軸轉，幾乎每天只睡兩三個小時，一睜眼就在教室。這樣的自律幾乎貫穿了她的整個大學生活。

同樣決定退學的工科生周望是二戰考研生，兩次都堅持考的原專業電氣工程，二戰落榜后被調劑到了新能源汽車方向。

他們曾一度把“研究生”視為通向理想人生的必經之路。席萱幻想自己一路科研升階，最后成為高校導師，家人都為她感到驕傲。周望雖然是跨專業起步，但一邊自學補課一邊完成任務，從未松懈。他們都在那個起點上，真誠又用力地想把命運向前推一把。

因此，退學并不是一個沖動的決定，從第一次冒出“退學”的念頭，到真的走到這一步，大多數人都掙扎了好幾個月。

農學專業的龐程那會兒已經情緒繃得厲害。半個月里，她幾乎每天失眠到凌晨三四點，醒來還得去實驗田干活。有天凌晨四點才上床，兩個小時后她又站在田地里，身體沒來得及暖和，腦袋眩暈得快站不住。可當她向父母傾訴自己的崩潰時，換來的卻是：“你再堅持一下。”

龐程早上在地里干活

周望第一次跟家里提退學，是在研一的十月份。他在電話那端猶豫半天，家人一開始還以為他在開玩笑——畢竟考研二戰成功、調劑上岸實屬不易，怎么可能說退就退？

席萱則背負著更深的內疚。她頻繁回家或跑到大理，借口說是散心，實則是在逃避。

她注意到，家人們對她讀研這件事賦予了過度的象征意義：“我不用帶禮物，也不用做出成績，只因為我是研究生，他們就對我另眼相看。如果我退學，他們就不會以我為傲，而是以我為恥了。”

通向理想的門票，進入的卻是圍城

研究生階段與本科的最大不同，在于重心從“學習”轉向“研究”。不再是按部就班地上課、寫作業，而是要圍繞一個課題開展系統性的科研工作。

這種轉換，對很多人來說并不自然。幾乎所有“卡殼”的開端，都是從科研壓力開始的。

周望選導師時做了很多功課。他本科是電氣工程，擔心跨專業吃力，就挑了一個仍和電氣有交集的研究方向，希望能借助過往積累，減少起步難度。但他很快發現，這不過是自己一廂情愿的預設。

在第一次和導師交流研究計劃時，他提出了一個基于本科背景構思的選題，沒想到導師當場否決，理由是“組里已經有人在做”。緊接著，導師給他指派了一個全新的研究方向——這對周望來說幾乎是完全陌生的領域。他試探著問，能否讓高年級的同學帶一帶，導師卻斬釘截鐵地說：“沒有人能帶。”換句話說，一切都得靠他自己摸索。

自那之后，每周一對一的組會成了他最緊張的時刻，導師像一個只等結果的“項目老板”，永遠只拋出一句：“做得怎么樣了？”而他沒有資源、對研究主題又毫無經驗，只能硬著頭皮上。

Eva則是在別的地方撞了墻。她一路高考保送、名校加持，留學、創業也都嘗試過，履歷上滿是光鮮。研究生階段，她選擇了金融方向，但并非出于興趣，而是順應家人“這么好的成績不能浪費”的期待。

起初她抱著試一試的心態，開始學習投資、銀行等課程，卻很快感到吃力。真正走入實習崗位后，這種不適感更為明顯。她逐漸意識到，自己對金融的理解并不扎實，對行業節奏和邏輯也很難共情。“我可能真的不適合這條路。”她開始懷疑。

但現實也沒有給她留下太多喘息的空間。根據智聯招聘2024年的報告，金融行業的“黃金時代”正在遠去。投簡歷的人數同比增長近46%，而校招職位卻大幅縮減，崗位供需比飆升至5:1。

Eva不禁思考：即使咬牙堅持畢業，又能怎樣？那些她曾憧憬的西裝筆挺、言辭利落的金融人形象，現在看來更像是一場泡影。

Eva在做金融實習時在茶水間拍下的照片

在科研之外，還有更隱性的挑戰：實驗室，也是人際沖突與權力結構的角力場。

大四那年，龐程保研后提前進入實驗室熟悉，一開始的熱情很快被澆滅：沒有人歡迎她，也沒人介紹她是誰。導師只遞給她一張排班表，上面寫著待完成的“活兒”。她只能跟著一個同級同學含糊學習，剩下的任務都是靠自己摸索。

彼時，課題組正執行一個大項目，由三位博士主理。龐程被安排參與棉花纖維處理試驗，按照輪班表每兩天出一次工。暑假，她被默認要跟著師姐下地干雜活——澆水、施肥、自交雜交，頂著烈日，忙活到夜幕降臨，畢業假期也不翼而飛。

過程中，龐程慢慢領悟了這個體系的真實法則：“沒有誰來教你，沒有誰來扶你，大家都只是資源分配中的可替代勞動者。”老師是發號施令的“老板”，學生則成了隨便使喚的“工具人”。她苦笑著說：“我比較好說話，所以大家都把活分到我這里。”

在龐程的研究生生活中，最令她深陷困擾的，是一位外表和氣、實則處處耍心眼的師兄。

這位師兄剛到實驗室不久便讓她幫忙做實驗，名義上是“帶一帶新人”，實際上是把自己該完成的任務全數轉交出去。

更讓她難以接受的是，師兄從未親自做過一次實驗，卻始終在群里的排班表上掛著自己的名字。“他明明什么都不做，卻裝得比誰都積極。”龐程說。

一次實驗中，龐程終于崩潰了。她扔下手里的工作，沖出房間，站在走廊盡頭撥通媽媽電話。電話一接通，情緒已先一步潰堤：“我真的撐不下去了。”

龐程在地里干到晚上7點拍下的照片

不久之后，又一件小事把她壓得喘不過氣。那段時間母親從老家趕來看她，她提前跟一位師姐商量換班，對方答應了，還把新排班表發到了群里。她照表上了崗，卻在幾天后得知，自己的名字依舊出現在原來的時間段。師姐解釋：“有人反映你干得太少，又補了一次。”

后來才知道，那位師兄私下說她偷懶，建議大家多安排些工作給她。龐程去找師姐，師姐讓她找老師，她硬著頭皮跟老師解釋自己已經完成了工作，可老師根本不聽，只冷冷地說：“排都排你了，你就再去一次。”語氣里甚至有些不耐煩，“下次會少排。”

那一刻，她忍無可忍，聲音哽咽：“我媽來了，我都還沒見她一面，我真的已經做過了，而且平時活兒也最多。”導師臉一沉，說道：“我們課題組就這樣，適應不了就走人。”

當退學成為一種選擇

即便在痛苦而掙扎的研究生生活中，他們早已對光鮮的科研履歷、鼎鼎大名的導師和看似體面的學術環境完成了某種“祛魅”，卻依然無法下定決心離開。直到最后一根壓死駱駝的稻草出現。

對龐程來說，那根“稻草”是一個國慶節的電話。當時她剛剛申請調到新的導師組，相比之前組內的壓抑感，這里讓她稍微松了口氣。

10月2日，她和一位高中同學回老家聚會，隨手發了條朋友圈，記錄下久違的家鄉夜色。結果，這條看似平常的動態引來新導師的質問：“怎么一聲不吭就回家了？”

龐程懵了。她覺得國慶回老家很正常，但導師卻認為她“不敬業”。龐程心里說不出的委屈和不甘，那一刻她動了真念頭：我要找工作，不想再上學了。

龐程離開武漢時拍下的照片

周望向輔導員表達退學意圖后，導師暫時將匯報頻率從每周調整為每月。起初，他以為獲得了喘息空間，可匯報次數雖少了，每次電話仍舊是那句：“做完了嗎？”他聽著那句問話，常常覺得荒唐——在沒有任何支撐、缺乏方向的前提下，又要怎么憑空交出成果？

在對退學猶豫不決的時間里，席萱常常失眠。

她覺得實驗室像一個小人國，所有人都專注于用精密儀器觀察微小的結構，沉浸在對細節的掌控感中。但正因為“看得太小”，這個系統常常忽略了更廣闊的維度，比如人類的感受與情緒，每個人都不敢表達疲憊、不滿或者反抗。一旦有人嘗試表達這些不那么“理性”的內容，反而會被視作軟弱、可笑。

為了逃離壓抑的環境，每天傍晚六點，席萱都迫不及待地沖出實驗室，在小區廣場與孩子們一起玩輪滑。他們的歡聲笑語是她一日中最真實的慰藉。

他們開始嘗試從說服自己開始，再一步步去說服身邊的人——讓“退學”成為一個可以被接受的決定。

龐程和媽媽進行了一場嚴肅對談。她坦承，這些年她一直在按別人的劇本生活，從未探索過自己的方向。研究生生活不僅沒帶來成長，反而像抽走了原本屬于她的那股活力和真實感。媽媽靜靜聽完，過了很久，她終于點頭，接受龐程的選擇。

席萱的媽媽陪她去大理散心。在回民宿的出租車上，席萱試探著開了口。她說，其實像司機這樣的工作，也能給別人帶來真實的價值，也可以開心，“你看，開滴滴也挺不錯的。”

媽媽沒有反駁。席萱順勢說出自己的真正想法：“所以，我準備退學了。”

媽媽輕輕勸了句：“還是讀完再走吧。”

但席萱沒有退讓，這一次她堅定地說：“可這是我的人生。”

車廂內剎那靜默。媽媽終于說了一句：“那你和你爸先別說，我來幫你。”那一刻，席萱知道，母親已然站在她這邊。

席萱拍下的大理美景

那天她們來到洱海邊，大風拂面，氣溫微涼，卻讓母女倆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湖面泛起漣漪，遠山靜謐，時間仿佛慢了下來，這是屬于她們的平靜時光。

“有人說你勇敢，也有人說你在逃避”

像從某種長期的壓迫中掙脫出來，退學給他們帶來的是難以言喻的輕松感。但很快地，這份輕松就被另一種情緒取代——茫然。

席萱把這種感覺形容為“非痛苦的失重”：就像被猛地從地面拽起，漂浮在空中。

她像個犯下“大壞事”的人，等待著未知的審判。離開實驗室，意味著人生真正由她掌握，她一邊默念“別懷念過去”，一邊告訴自己不要恐懼。

在決定退學之后，每一次來自他人的理解與支持，都變得格外珍貴。他們曾長時間陷于否定與自我懷疑之中，因此任何正向反饋，也能成為支撐他們往前走的力量。

龐程去找研究生輔導員簽退學手續時，其實做好了心理準備，以為會遭到勸阻。

但讓她意外的是，對方并沒有試圖挽留，反而平靜地說：“你有自己的想法，也清楚自己想做什么，我覺得這是很了不起的事。”那一刻，龐程熱淚盈眶。

退學后龐程朋友給她寫的字條

龐程投了上百份簡歷，最后選擇進入一家電商公司做管培生。面試時，幾乎每一家公司都會問到她的退學經歷，她選擇如實作答。有的人聽了之后表示不理解，問她為什么不把讀研堅持下來；有人斷定她會后悔；也有面試官只是點頭說知道了。

周望一開始也想過是否要隱瞞，但后來他覺得真誠更重要，“畢竟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覺得你有勇氣，也有人覺得你是逃避，但最終要選的是那個能和你價值觀相合的人”。

Eva她曾是那種典型的“做題家”，從河南小鎮一路答題出線，考入國內頂尖高校。如今，她才漸漸意識到，人生不是一場持續的選擇題考試，沒有唯一正確的答案。

退學后，起初她按照慣性繼續“答題”——實習、面試、進入光鮮的金融機構和大廠，見識了職場最前線。可那些原本被視作人生“滿分答案”的經歷，并沒帶來預想中的成就感。

現在，她嘗試做一名主播，對她來說，“既然退學了，就要改變得徹底一點”。

Eva工作時的個人形象

席萱退學后搬去了大理，在古城上脫口秀開放麥，每周都上臺講段子，也做起了自媒體。舞臺下的觀眾來來去去，有時會有人在她的社交平臺留言，問她怎么舍得在研三退學——“就差一點點，不拿個學位太可惜了。”

面對這些質疑，她曾試著解釋，后來干脆換了一種方式來形容那場退學——

“就像一場離婚”。

如果說結婚是為了幸福，那么離婚也是。“很多時候我們太容易接受‘升學’這個決定，仿佛它天經地義，卻羞于承認‘退學’也可能是走出困境的一種方式。”

在席萱看來，那些讓人崩潰的實驗室、沉默的導師、無法呼吸的節奏，是一種不適合她的“婚姻關系”，而她只是從一段不適合的關系中走出來。

“退學是我重新選擇生活的起點，是我為自己爭取的第一份自由。”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