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罪認罰制度自2018年納入《刑事訴訟法》以來，對我國刑事司法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但立法條文簡略，操作指引不足，導致實踐中問題頻發(fā)，尤其“撤回權”問題爭議較大。被追訴人撤回權，亦稱反悔權，是指其在訴訟某階段認可認罪認罰后，在后續(xù)階段否認前述供述的權利。盡管2019年“兩高三部”出臺的《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 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專設章節(jié)予以肯定，但關于撤回權的主體、理由、對象、階段及法律效果等，當前尚無統(tǒng)一規(guī)范，致使不同地區(qū)和案件中的處理方式不一，影響司法統(tǒng)一與制度權威。

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前撤回，可能發(fā)生在公安機關偵查階段或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在偵查階段，公安機關未對犯罪嫌疑人作出從寬處理承諾，也無量刑協(xié)商，無論犯罪嫌疑人撤回對罪行還是罪性的認可，對后續(xù)追訴流程影響不明顯，公安機關依法繼續(xù)偵查即可，但“翻供”或影響強制措施適用，檢察院應實質審查其人身危險性。在審查起訴但未簽署具結書階段，犯罪嫌疑人可能撤回對罪行、罪性的認可或量刑協(xié)商中的妥協(xié)意思表示，此時具結書未簽，被追訴人可無因撤回，檢察機關也可對量刑協(xié)商中的讓步或承諾反悔，且檢方反悔不屬“撤回權”范疇，認可其反悔不違反撤回權主體片面性特征。

簽署具結書后、提起公訴前的撤回權行使包含對客觀犯罪行為、犯罪行為性質、具結書中量刑建議的認可撤回，以及通過行為對悔罪態(tài)度的撤回。對前三種意思表示的撤回，按一般原理處理，認罪認罰情節(jié)歸于消滅，具結書失效，后續(xù)以未認罪認罰為基準。但對量刑建議認可的撤回不應徑行認定不再成立認罪認罰，應分情況檢視。若檢察院與嫌疑人重新量刑協(xié)商未達成一致，則認定不再“認罰”，法院依法判決。檢察院審查起訴后可能作出法定或酌定不起訴決定，對于酌定不起訴情況下的撤回，被追訴人可能撤回對客觀行為認可及悔罪態(tài)度，《指導意見》第51條對此有明確規(guī)定，直接依規(guī)處理即可。

在法院審理階段至作出一審判決前，也可?對客觀犯罪行為、犯罪行為性質、具結書中量刑建議及悔罪態(tài)度的撤回。撤回對量刑建議的認可不會立即使認罪認罰情節(jié)消滅，需經檢察機關重新協(xié)商量刑并決定是否維持原認罪認罰效力。而對其余三項的撤回，將直接導致具結書失效，認罪認罰情節(jié)消滅，并對程序適用產生實質影響。在簡易程序中，若撤回的是對犯罪事實的認可，應轉為普通程序；如撤回的是對犯罪性質或悔罪態(tài)度的認可，仍可適用簡易程序。而在速裁程序中，撤回任何一項內容均不再符合“認罪認罰”條件，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6條轉為普通或簡易程序，其中撤回犯罪事實的認可只可轉為普通程序。

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后的撤回，其中以“上訴”為形式的撤回權占比近九成。認罪認罰上訴案件應區(qū)分“定罪上訴”與“量刑上訴”。對于“定罪上訴”，不應簡單認定其撤回“認罪”，需實質考察“認罪”標準，僅當上訴理由涉及對客觀行為或行為犯罪性質認可的撤回時，才導致認罪認罰情節(jié)消滅。對于“量刑上訴”，有人誤讀《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開展量刑建議工作的指導意見》第39條，認為其導致認罪認罰消滅，實則不然。量刑上訴本身不構成對具結書的反悔，也不應導致認罪認罰歸于消滅，檢察院不應僅以此為由提出抗訴，法院應在肯定認罪認罰情節(jié)存續(xù)的前提下依法裁判，且受“上訴不加刑”原則限制。

理論界雖普遍主張承認認罪認罰撤回權，但司法實踐中撤回權“濫用”現象廣泛存在，如一審判決后被告人為留所服刑等目的上訴，雖形式合法卻浪費司法資源、損害司法權威。有學者建議為撤回權設時間限制，但這可能變相限制權利行使；另有學者主張制裁惡意反悔者，但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下，此舉并不合適，且撤回權作為無因性權利，本身無“善意”“惡意”之分。研究發(fā)現，多數被告人未因“零成本”而濫用撤回權，反悔多因辯護供給不足、釋法說理不充分及值班律師制度缺位。因此，消解撤回權濫用問題的關鍵在于保障被追訴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包括形式與實質自愿性，相關具體命題仍有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