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是一場歷史性的選舉，導致美國聯邦政府的權力結構出現一邊倒的態勢，特朗普成為一個“帝王式總統”。特朗普第二任期所掀起的“沖擊波”已在多個領域顯現，對美國自身以及全球秩序帶來了巨大影響。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副院長，區域國別研究院副院長李

巍，

本文大約10000字，讀完約25分鐘。

在2024年美國大選中，唐納德·特朗普領導的共和黨在總統選舉、議會選舉和州長選舉中取得了全面勝利，掀起了一股席卷全美的“紅色浪潮”。在經過這場歷史性的對決之后，美國聯邦政府的權力格局呈現出一邊倒的趨勢，這種結構性變化為特朗普推行“帝王式總統”治理模式創造了制度空間。特朗普及其背后強大而持久的社會力量已經對美國自身和世界各國構成了一股勢不可擋的“沖擊波”,這場“沖擊波”是美國霸權衰落“綜合征”的集中體現。經過這場沖擊，美國已經完全步入了霸權的“黃昏期”,正在逐漸而快速地喪失制度吸引力、國際公信力與世界領導力。霸權的黃昏，往往并非預示著和平與公平，反而是更多的混亂和沖突。對此，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都需要重新認識美國及其領導下的霸權秩序的衰落。而要深入理解這一“新常態”下的美國政治生態及其對全球的影響，亟需我們在認知層面進行一場徹底的“范式革命”。

一、2024年美國大選與特朗普“沖擊波”

2024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落下帷幕，特朗普以312張選舉人票勝出，擊敗了獲得226張選舉人票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時任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特朗普領導的共和黨不僅贏得了選舉人票，還在普選票、參眾兩院、州長以及最高法院大法官席位上全面勝出民主黨，這在強調分權制衡的美國歷史上非常罕見。在時隔八年之后，建制派的精英再次完敗于民粹主義的偶像，而且考慮到特朗普是在美國選民對其個人品行和執政風格都非常熟稔的情況下所做出的選擇，這足以證明“特朗普主義”不再是美國政治進程的偶然和意外，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它標志著美國正式邁入了大眾政治和“強人政治”的新時代。

首先，在總統選舉中，無論選舉人票還是普選票，特朗普都戰勝了哈里斯，成為歷史上第二位在敗選后又重返白宮的美國前總統。相較于2016年總統選舉，特朗普此次以壓倒性優勢獲勝，尤其是贏下全部七個在選舉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搖擺州”,這一結果具有無可爭議的合法性。其次，共和黨在參議院和眾議院選舉中也取得了優勢席位。在參議院，共和黨以53票領先于民主黨的47票；在眾議院，共和黨以219票領先于民主黨的213票。最后，在州長選舉中共和黨同樣占據上風，共和黨贏下27個州，民主黨僅斬獲23個州。不僅如此，在美國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中，共和黨提名的保守派法官有六位。最高法院法官席位雖然常被公眾忽視，但在美國政治體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可見，無論是行政權力、立法權力、州政府權力，還是最高法院的權力，共和黨均處于主導地位。

特朗普再次勝選，是民粹政治(大眾政治)的大勝，是精英政治的慘敗，它勢必對美國政治生態和政治文化帶來極其深遠的影響。人類社會長期處于“精英政治”的治理模式之下，所謂“民主政治”本質上是精英階層通過制度設計實現相互制衡的權力運作機制，這種政治形態的特征是對制度規范與程序理性的高度推崇。然而，隨著“大眾政治”時代的來臨，這一格局悄然改變——大眾政治的土壤容易催生“強人政治”。所謂“強人政治”實質是“政治強人”利用大眾的力量打碎各種制度，不受限制地實現自身意志。特朗普與開國元勛喬治·華盛頓的執政風格差異直觀地反映出美國政治文化的變遷。作為弗農山莊的種植園主，華盛頓推崇并主導的政治實踐彰顯了貴族政治與協商政治的傳統，而特朗普發跡于華爾街的底層商戰之中，其政治風格則呈現出民粹政治和獨裁政治的鮮明特征。

作為一名反建制派的民粹總統, 特朗普認為, 他在第一任期遭到了建制派 “深層國家” 的強力阻撓, 導致其政治理想未能全部實現。因此, 在重新執政后, 特朗普延續了八年前 “抽干華盛頓沼澤” 的政治口號, 試圖徹底清除 “深層國家”。為此, 特朗普組建了一支能夠貫徹其思想理念的內閣團隊, 其構成和行政風格極具特點 (見表 1)。

第一，在官員任命方面，特朗普無比強調成員忠誠。這種對忠誠的重視尤其體現在他對地方派系的親信提拔上。在他的核心內閣團隊中，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原國家安全顧問麥克·沃爾茲以及司法部長帕姆·邦迪均來自佛羅里達州，這與特朗普本人在該州長期經營、擁有深厚的政治與社會基礎密不可分。白宮辦公廳主任蘇茜·懷爾斯曾主導了特朗普2016年和2020年在佛羅里達州的競選活動，這一任命同樣凸顯了特朗普對地方親信的倚重。更為特殊的是，特朗普將兩個女婿的父親分別任命為美國駐法國大使和白宮阿拉伯及中東事務高級顧問。這種對家族成員的任用突破了美國政治傳統中對“裙帶關系”的避諱，充分體現了特朗普將個人忠誠置于專業資質之上的用人哲學。通過構建以佛羅里達系和家族成員為核心的權力架構，特朗普確保其政治意志能夠在行政體系內得到有效貫徹，強化了對政府決策的控制力。

第二，在梯隊建設方面，特朗普明顯開始重視權力和思想的代際傳承，大力擢升政治新生代。按照美國聯邦憲法第22修正案的規定，已經兩次擔任總統的特朗普無法在2028年再次連任。因此，特朗普正在加快培養自己政治遺產的繼承人，在核心內閣團隊中大量啟用“70后”甚至“80后”政治人物。以美國副總統萬斯、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和貿易代表賈米森·格里爾為代表的一批“80后”,是特朗普重點培養的具有相同政治理念的黨內精英，而以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為代表的眾多“70后”部長已經成為特朗普內閣的執政主力。他們將在未來10年、甚至20年內在美國政壇上持續產生影響，足見特朗普正在構建一個超越其個人執政期限的政治遺產傳承機制。

第三，在執政能力方面，特朗普執政團隊剛愎自用、作風強硬，專業性明顯缺失。在組建內閣時，特朗普大幅偏離了美國政界的傳統用人標準，轉而依據個人偏好和親疏關系來打造核心團隊。其中，意識形態契合度是除了忠誠之外的另一個核心選拔依據，具體表現為堅守白人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尤其在移民、種族及文化議題上采取強硬立場。與特朗普本人的執政風格高度吻合，由此組建起來的內閣團隊以“反建制”姿態進行權力運作，決策過程呈現明顯的去專業化傾向。副總統萬斯在外交場合使用“鄉巴佬”等歧視性詞匯指稱中國人，暴露其嚴重缺乏外交專業素養。國防部長赫格塞思不僅被指控婚內出軌和性騷擾，還在涉密群聊中泄露美軍空襲作戰計劃，將國家安全視為兒戲。衛生部長小肯尼迪長期宣揚反科學言論，包括傳播疫苗導致自閉癥等醫學謠言?？梢?，特朗普的用人策略力求規避“深層國家”的影響，但這也意味著其團隊將在專業性和公信力方面付出代價。

在第一任期，特朗普的政治支持基礎是徹底的民粹主義力量，美國傳統精英集團包括共和黨內的建制派都對其持抵制和反對態度。然而，在其第二任期，部分精英利益集團開始調整立場，轉而成為特朗普政府的支持者，這股“倒戈”的精英利益集團主要由四大板塊構成。一是科技一工業復合體，以加利福尼亞州的硅谷為中心，主要由從事人工智能、半導體等前沿技術創新的高科技精英群體構成；二是金融—工業復合體，以紐約州的華爾街為中心，主要由一小部分從事風險投資、支持加密貨幣的精英而非傳統的華爾街金融家構成；三是軍事一工業復合體，以弗吉尼亞州的阿靈頓為中心，主要由國防承包商、軍工企業高管及退役高級軍官構成；四是能源—工業復合體，以得克薩斯州的休斯頓為中心，由傳統化石能源巨頭組成。

上述利益集團通過復雜的互動聯結進一步形成金融—科技一工業復合體，并在此基礎上產生了一個名為“貝寶幫”(PayPal Mafia)的政治勢力，在美國政壇發揮重要影響(見表2)。這一勢力集團既包含在特朗普政府中擔任要職的政府官員，也包含未直接出任公職、但影響力已深度滲透至核心決策層的硅谷資本家。其中有五位代表性人物：目前擔任政府效率部負責人并正在對美國行政體系進行顛覆性改革的埃隆·馬斯克，擔任首位白宮人工智能和加密貨幣沙皇的大衛·薩克斯，一手栽培了美國史上最年輕副總統之一萬斯的風險投資家彼得·蒂爾，曾任蒂爾資本幕僚長的現任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邁克爾·克拉齊奧斯，以及在美國長期推動加密貨幣發展的馬克·安德里森。

傳統的硅谷技術精英和華爾街金融精英在政治立場上大多傾向于民主黨，而這批支持特朗普的科技與金融新集團可被歸類為右翼勢力，他們具有兩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迷戀技術“加速主義”,即相信技術的加速發展能夠解決一切社會問題，因此必須清除技術發展的制度障礙。二是反對“覺醒文化”,即對民主黨倡導的多元、平等和包容(DEI)原則持批判態度，他們認為這場運動已威脅到傳統社會秩序、言論自由、科學創新和國家安全。

這些右翼勢力通過“旋轉門”進入政府，協助特朗普加強國內科創體系、展開對華科技競爭，成為塑造美國內政外交的一股強大力量。2025年3月26日，特朗普仿照1944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致信時任總統科技顧問萬尼瓦爾·布什的做法，致信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邁克爾·克拉齊奧斯，希望他領導下的OSTP發揮統籌作用，重振美國的科技領導力?？死R奧斯履歷豐富，橫跨金融、科技與政界，是金融—科技一工業復合體的重要節點人物。此外，特朗普政府還聯合科技一工業復合體共建基礎設施，謀求在全球科技競賽中的領導地位。2025年1月21日，特朗普宣布啟動“星際之門”項目，由OpenAI、軟銀等公司聯合投資建設，致力于打造面向下一代人工智能的基礎設施。這被認為是繼“曼哈頓計劃”和“阿波羅計劃”后，美國最具戰略意義的科技工程(見表3)。

綜上所述，2024年美國大選后形成的政府權力結構、行政團隊執政風格及其民意和利益集團的支持基礎，都呈現出與美國傳統政治截然不同的特征。特朗普以其“帝王式總統”的身份地位，以“任人唯忠”和“任人唯親”而非“任人唯賢”的原則來組建行政班底，并完全以他的個人意志來運作美國聯邦政府這架令人生畏的“權力機器”,這徹底顛覆了美國政治制度中運行縝密的分權制衡機制，預示著美國民主制度的“保險閥”機制已經基本失效。特朗普上臺執政短短數月時間，就給美國的內政外交帶來了巨大的“沖擊波”,給美國和世界帶來的破壞力將遠超其第一任期，這既是美國政治生態和社會結構變遷的反映，又與當前技術革命迅猛發展、大國戰略競爭日益加劇的時代背景緊密交織，也是美國“霸權黃昏”的真實寫照。目前，特朗普“沖擊波”在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都已經全面凸顯，從長期影響來看，甚至可能徹底瓦解美國在二戰后一手打造的全球霸權秩序的根基。

二、特朗普“沖擊波”：國內維度

在國內層面，總統權力空前加強以及權力運用的肆無忌憚，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政治結構上的顯著特征，而復興本土制造業成為特朗普任內最重要的經濟議題。特朗普正在利用手中巨大的權力資源逆勢推進本土制造業復興的議程，其中就包括針對全球的、規模空前的“關稅戰”,以及進一步的減稅計劃。不僅如此，特朗普在國內堅決收緊移民政策，大力復興美國傳統保守價值，對民主黨推行的一些社會政策進行“撥亂反正”。

(一)重塑國內政治結構：打擊“深層國家”,復興保守價值

在內政方面，特朗普“沖擊波”主要表現在通過削減開支強迫政府提高運行效率，全面收緊移民政策以應對種族矛盾，大力復興保守價值打擊美國所謂“身份政治”的泛濫。與此同時，特朗普還通過各種方式削弱“深層國家”勢力，全面強化總統的政治權力。這些舉措雖然并非全無道理，有些甚至還代表了美國的民意，但特朗普政府極端主義和激進主義的施政風格體現了對美國憲政傳統和制度權威的背離，在美國社會激發了強烈反彈。美國政治方向出現全面的右轉趨勢。

第一，提高政府效率，重塑部門架構。共和黨一貫倡導“小政府、大社會”的保守主義政治經濟理念，對民主黨不斷擴大政府規模深感不滿，認為這是政府效率低下、公共開支無度攀升的根源。而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更是鼓吹“效率文化”,希望以治理企業的邏輯來治理國家。上任第一天，特朗普就正式成立政府效率部，任命馬斯克擔任負責人。馬斯克表示該部門將通過關停冗余機構、裁減人員編制等方式削減2萬億美元的聯邦預算。從政府效率部成立至4月28日，美國聯邦政府已裁員58486人，另有76100人接受買斷方案，累計節省開支1600億美元。4月22日，國務卿魯比奧也宣布了以消除浪費、減少欺詐為目的的國務院重組計劃，包括撤銷涉及民主、人權、氣候變化等議題的132個辦事處，將地區事務局重組為歐亞、中東、拉美和印太四大板塊，縮編駐非洲外交機構并僅保留關鍵資源獲取職能。特朗普還關閉了位于首都華盛頓的美國國際開發署總部辦公室，將其部分職能并入國務院；簽署行政令，要求解散美國教育部。

同時，面對“深層國家”的掣肘，特朗普政府以精簡機構為名，行權力重組之實。其核心策略是通過系統性的人事調整與機構改革，削弱傳統官僚體系的影響力。特朗普多次公開指認中央情報局官員為“深層國家成員”,并在就任初期就撤銷了51名前情報官員的安全許可，展現出對情報系統的強硬態度。2025年2月18日，特朗普總統簽署的行政令具有標志性意義。該命令將聯邦貿易委員會、聯邦通信委員會和證券交易委員會等原本相對獨立的機構納入總統的嚴格控制和監督之下，并要求所有行政部門在制定法規前必須提交白宮審查，這進一步體現出特朗普收緊行政權力的意圖。這些改革表面以提高效率為目標，實質是旨在瓦解由“深層國家”掌控的官僚網絡，重塑聯邦政府的權力結構，使其更直接地服務于特朗普的意志。

第二，全面收緊移民政策，但同時又加強引進高端人才。移民以及由此而來的種族矛盾是美國建國兩百年來的深層社會“頑疾”。這一問題時隱時現，深度困擾美國政治。近年來，隨著“黑命貴”運動的興起以及“身份政治”的泛濫，特別是傳統的盎格魯撒克遜白人在人數上日益呈現萎縮狀態，白人族群激起了巨大危機感，美國國內的種族矛盾愈發尖銳。而特朗普之所以兩次上臺，與這股種族主義浪潮有密切關系，白人種族主義就是特朗普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特朗普政府正在對中低收入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采取更為嚴厲的限制措施，但出于維護美國科技競爭力的考慮，又對高技術人才的流入持開放態度。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廢除非法移民或臨時居留者在美出生子女的“出生公民權”,以減少非法移民對美國社會資源的消耗。而針對拜登政府2023年推出的移民新政——允許來自古巴等國的移民在具備擔保人并通過背景審查的條件下獲得合法身份，特朗普政府已下令撤銷，并要求相關人員盡快離境。盡管整體移民政策趨緊，特朗普仍明確支持H-1B簽證政策，鼓勵企業引進海外技術人才，反映出其在高端移民政策上的開放立場，旨在通過吸引全球人才推動美國科技與經濟發展。

第三，迎戰“覺醒運動”,復興保守價值?！坝X醒”一詞最初源于美國進步派黑人群體，旨在強調關于黑人所遭受的種族歧視的認知。2014年“黑命貴”運動興起后，這一概念逐漸被民主黨納入政策議程之中，彰顯其在種族、性別認同等社會與文化問題上的主張。然而在2024年大選中，民主黨過度強調“覺醒運動”和所謂“多元、平等和包容”(DEI)的“身份政治”理念，使其從社會倡議演變為具有強制性意味的“政治正確性”,從而成為一種政治斗爭的工具，引發了保守主義者的強烈不滿?！坝X醒運動”和DEI理念不僅未能有效回應民眾對解決通脹、就業等問題的迫切需求，與社會現實嚴重脫節，還滲透至企業和教育體系，取代專業能力成為招聘和晉升的標準，加劇了社會分裂。這些現象強化了特朗普政府對DEI的抵制決心。上任后，特朗普迅速采取行動，要求聯邦政府全面終止現有的DEI計劃，并對涉嫌推行“DEI政策”的企業和學術機構展開調查。受此影響，美國教育部宣布取消6億美元的DEI培訓補助金。特朗普政府還施壓哈佛大學徹底廢除DEI相關項目，并在遭拒后以取消哈佛免稅資格和聯邦政府資助相威脅。打擊“覺醒運動”的系列舉措，彰顯特朗普對傳統保守價值觀的堅定維護，迎合了科技右翼的價值訴求，目的是進一步鞏固保守派的政治基礎。

總之，美國正在經歷一場以強化總統對行政體系的直接掌控為宗旨的政治變革，旨在削弱“深層國家”的政策影響力，同時糾正近年來盛行的“覺醒文化”和“DEI運動”的政策傾向，還試圖通過執行更加嚴厲的移民政策來解決美國已經“病入膏肓”的種族問題。特朗普的這些改革舉措在美國國內有較為強大的支持力量，但這種以特朗普個人意志以及小集團決策為中心的治理方式，將對美國制度體系中的分權傳統構成沖擊，其結果必將是美國民主韌性的不斷削弱。而特朗普主導的相對激進的政治改革，也會加劇美國社會的撕裂，這不僅僅是國內問題，也直接沖擊美國的全球領導力。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已經難以用自由、平等、多元這些曾構成其政治基石的價值理念，來維系美國在全球的意識形態霸權，美國的“軟實力”正在大幅衰落。

(二)國內經濟政策：重啟減稅進程，吸引外來投資

在國內經濟層面，特朗普“沖擊波”主要體現為復興制造業這一核心政策。當前，美國政治極化態勢嚴峻，但兩黨在將中國定位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與振興本土制造業這兩個議題上卻形成堅定共識。美國戰略精英深刻認識到，過去三十年來的經濟全球化運動導致美國跌入一個可以被稱為“金融詛咒”的致命“陷阱”之中，美國制造業的大規模潰敗正在全面侵蝕其全球霸權地位。

縱觀從蒸汽時代到信息時代的世界歷史演進，每一次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化，都與產業革命密切相關(見表4)。1769年，英國人瓦特改良蒸汽機之后，引發了從手工勞動向動力機器生產轉變的技術革命，英國在這場革命中搶占先機成為“世界工廠”。自1890年起，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成為第二個“世界工廠”,這構成了20世紀美國稱霸全球的重要實力基礎。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制造業體系不斷發展，制造業規模突飛猛進，制造水平也快速縮小與美國的差距，甚至在電動汽車、清潔能源等領域實現了對美國的超越。2010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國家，如今中國制造業的整體規模已經接近美國、日本、德國和印度的總和，成為自工業革命以來名副其實的第三個“世界工廠”。反觀美國，其制造業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經歷了“失去的十年”,不僅規模被超越，水平被追趕，而且其本土產業生態已經遭遇嚴重“侵蝕”。美國擔憂如這一趨勢持續下去，其全球霸權地位岌岌可危。

一言以蔽之，當前中美戰略競爭的核心在于經濟，而經濟競爭的核心又在產業與科技。制造業作為一個產業生態系統，在中美競爭中具有戰略意義。經濟層面，制造業是美國科技進步的“孵化器”。隨著制造業的衰落，美國難以為技術應用提供足夠的實驗場景，從而制約了技術研發和進步。制造業也是軍工實力的重要基礎，俄烏沖突中暴露出的武器產能不足已經暴露了美國制造能力的短板。政治層面，制造業是中產階級的“培育機”。正如巴林頓·摩爾所言，“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美國的民主制度賴以維系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制造業發展所帶動的社會就業催生的廣大中產階級。

基于制造業對于美國霸權的重要意義，特朗普再次執政后，全力推動美國制造業復興，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降低企業所得稅。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承諾將企業稅率從21%降至二十國集團成員國15%的最低標準，并承諾擴大美國制造業企業的研發稅收抵免，為建造具備先進制造能力的現代化工廠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2025年4月10日，美國眾議院以216票贊成、214票反對的微弱優勢通過了一項由共和黨主導的預算決議，為進一步削減稅收、招商引資鋪平道路。特朗普降低企業所得稅的目的就是為了吸引外資，延續“近岸外包”和“回岸生產”等一系列產業戰略，旨在服務于國內制造業復興。繼“星際之門”計劃后，蘋果宣布計劃未來四年在美投入超過5000億美元，包括在得州建造一座用于生產人工智能服務器的大型工廠。臺積電也宣布將追加1000億美元投資，響應美國制造業復興戰略。雖然上述承諾的兌現程度仍待觀察，但特朗普政府的產業支持態度已然明確。

第二，大幅增加軍費開支，大力支持軍工業發展。二戰后的歷史經驗表明，軍事工業往往是技術創新的重要驅動力。美國戰后多項重大技術突破，皆源于國防需求。正是這種軍工引領科技發展的模式，使美國始終將保持軍事技術優勢作為國家戰略重點。共和黨與軍工復合體的聯系本就強于民主黨，特朗普上臺后更是大力加強與軍方的聯系和對軍工業的投入。首先，特朗普任命具有軍隊服役背景的沃爾茲、赫格塞思分別擔任國家安全顧問和國防部長，意味著其希望和軍方加強聯系。其次，特朗普在白宮發布的財年預算案中提議撥款1萬億美元用于國防，該案如若通過，將創下美國國防預算的歷史紀錄，而這些預算資金很大一部分將流向軍工企業。再者，特朗普積極回應軍工利益，推動國防產業擴張。2025年3月21日，特朗普在白宮宣布授予波音逾200億美元的F-47第六代戰斗機合同，強調本土生產和創造就業，體現了“美國優先”邏輯。特朗普稱此為“美國工人的勝利”, 凸顯其將國防建設與制造業振興捆綁的政策取向。

第三，大力發展傳統能源，減少對氣候變化議題的支持。特朗普堅決否認“氣候變化”,主張依靠美國豐富的傳統能源重振能源產業。他曾表示，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液態黃金”(石油),并且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擁有全球儲量22%的煤炭資源?；谶@些資源優勢，特朗普政府計劃推動傳統能源產業的發展，包括：放寬環保約束，簡化審批流程，加快能源開發速度；鼓勵油氣勘探和生產；通過稅收減免等政策降低企業負擔等。特朗普希望通過這些措施，在一年半內使能源和電力價格減半，重塑美國在全球能源市場的主導地位，同時緩解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

第四，放松對金融和科技的監管。特朗普秉持“減少監管就是促進創新”的理念，認為過度監管不僅增加企業運營成本，更會制約美國的技術創新活力。特朗普在競選綱領中明確反對民主黨對加密貨幣的管制政策，反對建立央行數字貨幣體系。就職第一天，特朗普就撤銷了拜登政府關于人工智能技術監管的行政令，批評其規定過于嚴苛，嚴重限制人工智能技術發展。2025年1月特朗普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抨擊歐盟的科技監管“是一種變相征稅”,指責歐盟對蘋果、Meta和谷歌等美國科技巨擘罰款的行為。副總統萬斯2月在巴黎人工智能行動峰會上發表演講，以強硬態度警告歐洲國家勿過度監管和扼殺人工智能的發展空間。4月8日，美國司法部副部長托德·布蘭奇宣布解散國家加密貨幣執法小組，放寬數字資產監管。上述監管松綁政策的核心目標，是通過簡化行政程序、減少合規負擔來激發市場活力，確保美國在關鍵科技領域占據領導地位。

總之，在美國兩黨共識與特朗普個人堅定意志的共同推動下，復興本土制造業已經成為特朗普政府國內經濟發展的核心議程，盡管兩黨在方式方法上大相徑庭。通過降低稅負、放松管制等措施，美國致力于激發本土制造業的活力，在產業和科技領域競贏中國，從而鞏固在全球經濟中的領導地位。特朗普政府倡導的制造業復興戰略在政治上形成了強大的動員效應，然而以降低稅收、發展軍工、扶持傳統能源和寬松監管為核心的政策組合，短期內可能提振國內經濟，但要幫助美國系統性地重建制造業產業生態，仍然面臨不小的難度，甚至可能因放松金融和科技行業監管面臨系統性風險。從長遠來看，這種強調“美國優先”的產業復興思路更多體現的是一種霸權國的戰略焦慮，未必代表一種可持續的發展路徑。

三、特朗普“沖擊波”:國際維度

為了配合美國國內的產業復興戰略，特朗普政府在國際層面推行非常激進的經濟民族主義、經濟霸凌主義、經濟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經濟全球化正在加速走向終結，二戰之后美國一手打造的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加速瓦解。

(一)破壞性的國際經濟政策：修筑關稅壁壘，護持美元霸權

在國際經濟層面，特朗普“沖擊波”主要表現為徹底顛覆世貿組織的基本原則，全面提高關稅壁壘，以輔助促進本土投資的舉措，貫徹保護主義經濟政策。在此過程中，特朗普政府不斷強調“美國優先”,鼓動公眾反對自由貿易，從而為其推行經濟保護主義政策積蓄更多的支持力量。

特朗普將貿易保護主義作為其國際經濟政策的核心。這既在美國歷史上有例可循，也有系統的理論支撐。19世紀下半葉被稱為美國的“鍍金時代”,正是在這一時期美國對內倡導自由市場、對外執行貿易保護政策，實現了制造業的崛起。韓裔經濟學家張夏準曾提出了著名的“富國陷阱”概念，他認為發達國家在完成工業化進程后，就“踢掉”了貿易保護這個“梯子”,以限制后發國家的經濟追趕。由此，美國若希望重新成為生產大國，就必須擺脫“重消費、輕生產”的經濟結構，回歸以生產為本的戰略路徑。

特朗普政府“關起門來搞建設”的國際經濟政策核心理念，來源于美國貿易政策的“精神教父”羅伯特·萊特希澤。他成長于俄亥俄州，認為鐵銹地帶的發展源于日本的產業崛起、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及毒品問題，并曾主導了美日貿易戰和中美貿易戰的主要談判。在《沒有貿易是自由的》一書中他提及，“所有偉大的經濟體都是在保護的壁壘后面建立起來的……沒有一個國家通過消費而變得偉大，它們是通過生產而變得偉大的?！边@一理念深刻影響了美國貿易政策的走向。雖然萊特希澤未在新一屆政府中任職，但其繼任者賈米森·格里爾延續了這一路線。2025年3月3日，格里爾向國會提交的《2025年貿易政策議程》中明確提出，將推動美國從“消費型經濟”轉向“生產型經濟”,堅持“美國優先”,通過強化本土生產，重塑貿易平衡以減少逆差。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無視基本國際經貿規則，在全球范圍內征收“對等關稅”,打響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關稅戰”。特朗普曾直言，他最喜歡的一個詞就是“關稅”,并認為在現有全球貿易體系下，美國難以贏得與中國的競爭，唯有通過關稅壁壘才能實現美國本土制造的復興。他在第一任期內雖提出多項關稅設想，但未能全面實施。重返白宮后，特朗普將關稅作為對外經濟政策的核心工具，推出更廣泛、覆蓋更多貿易伙伴與產業、手段更激進的政策。2025年2-3月，特朗普政府已針對中國、加拿大、墨西哥等主要貿易伙伴加征關稅。4月2日，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宣布對所有國家輸入美國的商品征收10%的基準關稅，并對與美國存在貿易逆差的國家征收更高的“對等關稅”(見表5)。面對美國的霸凌施壓，以中國為代表的部分國家采取反制措施，但更多對美依賴度較高的國家因缺乏反制能力，只能妥協讓步，尋求談判解決。美國已經與英國率先達成了協議，降低或取消了英國農業、汽車、鋼鐵和鋁等部分出口產品的關稅，但對進入美國的大多數英國商品仍保留了10%的關稅，①這很可能成為各國與美國展開雙邊關稅談判所參照的范本。盡管最終談判結果仍有待進一步追蹤，但特朗普政府的行徑都是在顛覆美國自二戰結束以來致力于建立并維持的自由開放的全球貿易體系。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尋求在振興制造業的同時捍衛美元霸權地位。羅伯特·吉爾平曾經指出，美元霸權是美國霸權的三大支柱之一。縱觀歷史經驗可以發現，美元霸權和制造業復興“熊掌與魚難以得兼”,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權衡取舍關系。例如，英國在19世紀逐步確立英鎊霸權地位之后，制造業逐漸走向衰落，美國的發展軌跡也呈現出類似特征。以財長斯科特·貝森特、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史蒂芬·米蘭為核心的特朗普經濟團隊，曾提出一份名為“海湖莊園協議”的全球經濟體系重構方案。該方案認為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來自美元持續被高估，因此倡導通過匯率政策協調來實現貿易伙伴國貨幣升值、美元貶值，最終實現提升美國產業競爭力的目的。此外還包括要求貿易伙伴國接受美國單邊關稅措施、擴大對美國產品進口、增加在美直接投資等多項內容。米蘭在哈德遜研究所的演講中還表示，美國應該利用其安全保障作為對持有美元資產的國家施加影響的籌碼，并提出建立成本分擔機制的政策構想。然而，“海湖莊園協議”的內在目標存在明顯沖突。因為加征關稅會推高美元，這不僅可能會加劇通脹，還會影響全球對美元資產的需求，削弱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特朗普經濟團隊在美元政策上的表態也盡顯矛盾。2025年4月，貝森特在采訪中表示，美國始終堅持能夠有效引導資本流動、增強市場信心的“強美元”政策。特朗普也多次對美元霸權表現出強烈的維護姿態，尤其對金磚國家的“去美元化”倡議持堅決反對立場。由此可見，如何平衡金融霸權與制造業發展，特朗普政府還未提出明確或系統的政策思路，其執政團隊似乎也尚未就此問題達成清晰共識，但其正試圖在保持金融主導地位的同時，通過結構性調整來重塑其制造業競爭力。

總之，在國際經濟政策層面，特朗普以對外關稅壁壘輔助國內減稅激勵政策，通過雙管齊下推動制造業回流，同時進一步通過出口管制政策在技術上加強對戰略競爭對手的產業打壓。但如何在加強本土制造業的同時又維護美元霸權，或將成為特朗普經濟政策所面臨的一個重要考驗。

(二)顛覆性的外交政策：奉行利己主義，拒擔國際責任

在外交層面，特朗普“沖擊波”集中體現為美國從霸權的“救世主心態”向弱者的“利己主義心態”轉變。特朗普以“世界上的每個國家對我們都是不公平的”為由，將美國外交從一種“世界警察式”的英雄主義轉向一種更具防御性和利己主義的立場，既不愿再為維護國際正義承擔責任，也不再在意“虛妄的”戰略利益，而是在國家狹隘利益的算計上錙銖必較，奉行一種極端的現實主義原則。美國的全球政治霸權曾建立在領導聯盟體系、國際制度主導權以及國際公共物品的供給之上，而特朗普執政帶來的“退群”與單邊主義，正在以犧牲霸權的追隨者和支持者為代價。

在歐洲方向，特朗普致力于推動俄烏停戰，美俄關系出現緩和跡象，但代價卻是美歐關系出現重大裂痕。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在俄烏沖突問題上不惜犧牲盟伴利益和自身“軟實力”,做出重大的讓步和妥協，目前還缺乏比較令人信服的解釋，但它與特朗普執行的“戰略收縮”路線是一致的。美國在俄烏問題上的政策轉向引發了跨大西洋關系的巨變，促使歐洲強化“戰略自主”。長期被視為“經濟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軍事上的侏儒”的歐洲，啟動了規模達8000億歐元的再武裝計劃，具有重大意義。歷史上，歐洲一體化往往在危機中推進，當前美俄接近引發的地緣沖擊，能否轉化為歐洲在軍事、政治與財政上的深度整合，仍有待觀察。

在印太方向，美國將繼續對日本、韓國等盟友施壓，通過不對稱的貿易安排獲取實質性利益。根據2025年4月2日的“對等關稅”政策，日本和韓國產品進入美國的關稅稅率分別為24%和25%。與此同時，美印關系將可能出現升溫的態勢。2025年2月13日，特朗普總統與印度總理莫迪在白宮會晤后，雙方共同發起一項名為“面向21世紀美印協定”的新倡議，承諾將在國防、貿易、技術、能源等領域強化雙邊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受“對等關稅”政策影響，蘋果公司加速向印布局產能，計劃到2027年將25%的蘋果手機產能轉移至印度。這意味著美國的關稅政策對印度制造業發展是一種利好，或將顯著推動印度電子制造業的發展。

在中東方向，特朗普繼續對中東產油富國“敲竹杠”,他把沙特阿拉伯、卡塔爾和阿聯酋作為第二任期內的首次正式外訪目的地(此前僅因出席教皇方濟各葬禮短暫前往羅馬),意在施壓中東國家為美國經濟發展“出血”。陪同特朗普出訪的有眾多美國科技企業家，包括特斯拉和SpaceX的埃隆·馬斯克、OpenAI的薩姆·奧爾特曼、亞馬遜的安迪·賈西、帕蘭蒂爾的艾力克斯·卡普和波音的凱利·奧特伯格。他們的核心任務是促成美國與中東國家在能源、防務和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商業協議，吸引中東這些資源富足國家向美國加大投資。此次訪問成果頗豐，阿聯酋承諾未來十年向美國投資1.4萬億美元，涉及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半導體、能源和制造業，其中包括對美國35年來首家新建鋁冶煉廠的投資，預計將使美國鋁產量翻倍；美國和卡塔爾承諾為兩國經濟交流投資1.2萬億美元，其中包括卡塔爾航空和波音、通用電氣達成的價值約960億美元的訂單，計劃購買多達210架由GE航空發動機驅動的波音B787與B777X系列飛機；沙特承諾未來四年向美國投資6000億美元，主要用于投資建設人工智能數據中心和能源基礎設施等，同時與美國簽署了價值近1420億美元的國防銷售協議?？偟膩砜?，美國通過這種高規格出訪加強與中東的經濟綁定，既是為了穩固自身在全球能源和資本市場的霸主地位，也是通過外交施壓，推動中東國家為其科技與能源戰略布局“買單”。

在全球治理層面，美國拒絕提供公共物品，不承擔國際組織的基本義務。2025年2月，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宣布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隨后猶他州共和黨參議員邁克·李提出一項2025年“美國退出聯合國”的法案，獲得馬斯克等政商界重要人士支持，該法案主張全面終止美國在聯合國體系內的成員資格及相關資金支持。3月4日，美國代表團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相關會議上表示，在美方審查對各國際組織的會費繳納問題完成之前，暫停支付世貿組織2024年及2025年會費。由于失去美國的支持，WTO將繼續陷入癱瘓，甚至有走向解體的可能。此外，隨著特朗普政府再度退出《巴黎協定》,該協定的執行效力將受到嚴重削弱，氣候變化國際合作進程恐將中斷。這一系列舉措表明，美國正在系統性調整其全球治理參與策略，從多邊合作轉向單邊行動。這種轉變不僅影響國際組織的運作效能，更可能重塑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和格局。隨著美國逐步退出關鍵國際機制，全球治理將面臨領導力真空和制度碎片化的挑戰。

總體而言，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以“美國優先”為導向，其突出特征表現為不再主動承擔維護國際秩序的領導責任，也不再熱衷于追求意識形態層面的國家目標，而是將政策重心轉向獲取現實、可量化的經濟利益。過去，美國之所以能維持全球霸權，不只是因為經濟和軍事實力，更因為它創制規則、構建秩序和提供公共物品，并被視為一個可信賴的領導者。而當美國放棄這些角色，全面轉向利益博弈，且極盡唯利是圖之能事，其國際聲望和制度性影響力必將大幅下滑。

(三)升級對華打壓政策：經濟脫鉤繼續向前滑行

在對華問題上，特朗普的核心手段仍然是關稅。雖然其關稅政策面向全球，但重點打擊對象仍是中國。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來，美國對華關稅不斷提升，導致中國商品在美市場份額大幅下降。在經過過去幾個月的“關稅戰”以及2025年5月中美日內瓦談判之后，當前美國對華關稅大致在50%左右的水平，包括之前20%左右的“301關稅”,兩個10%的“芬太尼關稅”,以及10%的“對等關稅”,另外還有24%的“對等關稅”需要在未來90天通過談判解決。這意味著中美貿易關系正進一步在“脫鉤”的軌道上前行。

中美貿易爭端始于2018年3月22日，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援引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款，以所謂“公平貿易”為由要求美國貿易代表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征收關稅。此后，由于貿易談判失敗，雙方的“關稅戰”呈螺旋升級狀態，2020年1月15日中美雙方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緊張局勢暫時緩和，雙方的平均關稅水平維持在大約20%左右。2021年拜登上任后仍延續了特朗普的對華關稅政策，并在2024年5月14日，公布了對中國“301關稅”進行四年復審的結果，宣布在特朗普政府對華“301關稅”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對自華進口的180多億美元商品的關稅，重點針對新能源、科技和醫療領域，其中新能源汽車的關稅高達100%。這一局面一直持續到特朗普重返白宮。

在2018—2024年中美貿易爭端不斷持續的背景下，兩國經貿往來仍保持相當規模，但中國在美國對外貿易格局中的地位已發生顯著變化。數據顯示，2019一2020年中美貿易額出現明顯下滑，2021—2022年有所回升，2023年再度回落，2024年又恢復增長態勢。這種周期性波動反映兩國產業鏈供應鏈仍存在深度依存關系(圖1)。

然而從長期趨勢看，中國在美國對外貿易中的相對重要性正在減弱。2017年，與中國的貿易占美國對外貿易總額的21.9%,到2024年這一比例已降至10.9%。在2018年之前，中國長期保持美國最大貿易伙伴地位，如今已退居第三位，位列墨西哥和加拿大之后。這一結構性變化表明，盡管中美經貿往來仍具規模，但美國正逐步降低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其貿易重心呈現向北美地區轉移的趨勢(圖2)。

2025年特朗普再度執政后，中美貿易爭端急劇升級。2月1日，美國以芬太尼為由宣布對所有中國商品加征10%關稅，中方隨即對煤炭、液化天然氣等美國商品實施10%-15%的反制關稅。3月3日，美國再次加征10%的“芬太尼關稅”。4月，美國一度將新關稅加征至145%,部分中國進口產品的關稅甚至高達245%。①雖然美國將智能手機、芯片、能源和礦產等關鍵產品列入關稅豁免清單，日內瓦談判之后，中美也同時大幅下調關稅，但平均關稅水平依然維持在50%的高位?？傊?，當前中美貿易關系存在高度不確定性，持續升級的關稅措施已對雙邊經貿合作的穩定性造成嚴重破壞。

除了“關稅戰”之外，特朗普政府延續在技術上打壓戰略競爭對手的路線，依托國內運行周密的經濟制裁制度，升級對華“技術戰”。美國持續加強對華技術封鎖力度，采取了一系列實質性管制措施。3月26日，美國商務部將54家中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理由是其涉及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開發和支持中國軍事現代化，威脅美國國家安全。4月15日，美國商務部進一步叫停英偉達H20芯片、AMD MI308芯片等人工智能專用芯片的對華出口，明確以國家安全為由強化技術封鎖。結合美國國內科技監管的政策松綁可以判斷，特朗普政府的科技政策將延續“對內放松監管、對外技術圍堵”的雙重策略，全面展開在人工智能、加密貨幣等領域與中國的新一輪科技競爭。

在金融領域，美國對華鷹派不斷渲染中國企業利用美國資本市場融資可能帶來的安全風險，聲稱這對美國市場和投資者構成威脅。2025年5月，美國眾議院中美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主席、密歇根州共和黨眾議員約翰·莫勒納爾和美國參議院老齡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參議員里克·斯科特，聯名致信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保羅·阿特金斯，呼吁將中國企業從美國股市除名。他們在信中表示，允許這些企業在美上市，不僅等于幫助美國最強勁的競爭對手融資，也可能危及國家安全。雖然這一建議尚未付諸實施，但過去幾年來，中美之間一直在“金融戰”的邊緣游走，未來是否會發生全面的“金融戰”,這種可能性并不能排除。

在上述三場“戰役”之外，特朗普第二任期對華經濟打壓還開辟了新的“海上戰場”,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打擊中國造船業發展。近年來，中國已經取代韓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國。2024年，中國承接了全球約75%的新商船訂單，而美國不到0.2%。面對中國造船業的強勢崛起，美國不僅宣布對所有?？吭诒就恋闹袊患捌溥\營商征收費用，還計劃對含中國零部件或受中國企業影響的港口設備加征301條款關稅，指責中國存在“非公平競爭”。這些措施本質上是一種“新型關稅”,旨在削弱中國造船業競爭力，同時扶持本國航運和造船產業的復興。其二是打擊中國海上運輸通道的安全。2025年3月17日，美國聯邦海事委員會啟動全球關鍵航道安全審查，未來將發布專項報告并據此采取措施。此次審查覆蓋全球七大海峽和航道，關系到90%以上的大宗商品運輸。同月，美國貝萊德牽頭財團以228億美元收購長江和記實業在巴拿馬運河的港口及全球資產，被視為美方意在掌控關鍵海運節點的重要舉措。綜上來看，美國正將對華經濟打壓延伸至全球海域，海上博弈序幕已然拉開，未來圍繞關鍵航道的中美較量或將愈加激烈。

總之，未來中美兩國將因為地緣政治原因而進一步降低彼此間的經濟依存度，雙邊經貿關系將在“脫鉤”的軌道上進一步滑行。同時，雙方圍繞造船工業、航運體系及關鍵航道控制權等領域的戰略競爭將日趨激烈。中美這兩個世界最大經濟體之間的經濟關系的變化不僅深刻重塑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體系，也意味著冷戰結束之后所形成的經濟全球化格局和自由國際經濟秩序正在走向終結。

四、中國如何應對特朗普“沖擊波”

通過對特朗普“沖擊波”在美國內政、外交和國際經濟領域諸多表現的具體分析，可以看出，當前的美國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支撐全球霸權地位的三項關鍵外交能力——樹立榜樣模范、提供公共物品和打壓競爭對手三者之間的平衡關系正在被打破。如今，美國的前兩項能力都在明顯退化，而越來越以提升打壓競爭對手的能力為重心，其直接后果就是支撐美國霸權的全球盟伴體系正在走向瓦解，美國的追隨者正越來越少。而打壓競爭對手雖然可能在短期內給美國帶來一些收益，但拒絕發揮榜樣作用和拒絕提供公共物品，卻會在長時間不斷透支美國的“軟實力”,傷害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這也成為美國霸權進入“黃昏期”的寫照，從而成為中國提升國際地位的新契機。對此，中國應從以下三方面應對特朗普“沖擊波”。

首先，保持戰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當前美國政府推行的單邊主義政策實際上正在削弱其自身的國際領導地位，是美國“自廢武功”的體現，不僅如此，我們要做好中美關系長期處于低潮、中美經濟關系部分脫鉤的心理準備、物質準備和制度準備。在此背景下，中國更應堅持自身發展節奏，不被美國牽著鼻子走，避免過度反應，從而傷及自身。中美關系雖然重要，但并非中國唯一重要的雙邊關系，自然也就不必被美國“帶節奏”。2025年2月14日，外交部長王毅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談及中方對中美關系的原則立場時，引用了金庸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中的名句“他強任他強，清風拂山崗。他橫任他橫，明月照大江”,其內在含義正是中國要以自身發展的確定性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不要因為應對美國而過度消耗自身的資源。在世界經濟碎片化的形勢下，中國更應該釋放自身發展動能，維護自由貿易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暢通穩定，為世界經濟注入信心和動力。

其次，爭取國際支持，贏取第三方力量。中美博弈的勝負關鍵并不完全取決于彼此針對對方的應對手段，而在于能否爭取第三方國家和全球力量的支持。特朗普政府對美國霸權體系和國際秩序的破壞，反而為中國拓展國際合作、提升國際影響力提供了新機遇。毛澤東同志曾言，“統一戰線是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之一，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因此，中國應將更多的戰略精力投入到第三方合作與國際伙伴關系的拓展中。這種國際支持還包括來自跨國企業的支持。而爭取國際第三方支持的關鍵路徑就是，在美國大搞經濟民族主義、經濟單邊主義的同時，中國全面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包括貿易、投資、人員往來等領域的開放，推進全球多邊和區域合作，必要時進一步擴大單邊開放的力度，讓更多國家受惠于中國的經濟發展。過去兩年里，中國對全球眾多國家所采取的單邊免簽證政策，就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要繼續推進類似的開放政策。只要中國越開放，就會有更多的國家站在中國這一邊，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領導地位就會進一步加強。

最后，增強自身“磁力效應”,對抗“脫鉤”力量。中國憑借完善的產業體系、龐大的市場規模和優越的營商環境，已然形成強大的經濟引力，持續吸引全球商業要素集聚。在此背景下，美國對華脫鉤將會承擔極其高昂的經濟成本。因此，中國的戰略重點應當是通過持續深化改革開放，從如下五個方面形成強大的“磁力效應”。

第一，超大市場的磁力。當前，中國14億的人口規模尚未充分轉化為實際消費能力，仍然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在2024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被列為2025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未來，中國應進一步提升居民消費水平、擴大國內消費市場，從而提升自身的進口能力，增加其他國家對華貿易“脫鉤”的成本和風險。

第二，基礎設施的磁力?；A設施建設合作是中國與世界各國實現高質量互聯互通的重要橋梁。例如，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旗艦性項目，中老鐵路已成為推動雙邊和區域經貿合作的重要引擎。截至2024年12月，中老鐵路國際貨物列車單日發車量由2列增至18列，單月最高貨運量達51萬噸，較開通首月增長12.6倍。運行三年以來，已累計運輸跨境貨物1060萬噸，涉及多達3000余種商品。中老鐵路的成功經驗充分表明，中國應繼續以基建合作為重要平臺，對接各國政策和發展戰略，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中國方案。

第三，理工人才的磁力。當前，盡管中國在頂尖創新人才規模方面與美國仍存在差距，但在理工科基礎人才儲備總量上已建立起顯著優勢。中國每年有470萬理工科畢業生，是美國的8倍、印度的1.5倍。2020年中國的制造業就業人口居世界首位，達1.3億人，遠超第二位印度的約6000萬人。面向未來，中國需要進一步強化理工科人才培養體系，既保持數量優勢，更要提升培養質量，增強對全球科技人才的磁吸效應，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

第四，產業生態的磁力。各國高端制造業的競爭，不僅是技術與資本的競爭，更關涉供應鏈和產業鏈的綜合優勢。中國具備完善的工業體系，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中國從21世紀初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包括供水、供電、公路、鐵路、港口等，構建了難以復刻的產業生態優勢。未來，中國應該進一步提升對全球創新要素的集聚能力，培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進一步增強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不可替代性。

第五，社會秩序的磁力。當前西方國家普遍面臨社會治理困境，美國頻發大規模槍擊事件，歐洲主要國家的暴力犯罪率也在持續攀升，社會治理成本居高不下。相比之下，中國的社會治安形勢平穩，治理水平得到了世界的廣泛認可。根據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的調查，2021年中國在治安安全的全球民調中位居第三，僅次于挪威和阿聯酋。未來，中國應繼續加大對外免簽力度，推進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吸引更多的外國民眾來華旅游，讓他們親身感受中國的發展和良好的社會秩序，切實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文化吸引力與國際影響力。

總之，中國應以開放姿態應對來自美國的“脫鉤”壓力，持續擴大商品、投資、人才、信息等市場開放，優化簽證制度。正是這些獨特優勢使中國具備強大的“磁力效應”,持續吸引全球優質資源。只要中國穩固自身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向心力，最終走向孤立的將是執意“脫鉤”的美國。

結語

自2024年美國大選結束以來，特朗普“沖擊波”的全面顯現既是美國政治生態變化與經濟社會矛盾累積的結果，也是美國內政外交發生更加深刻轉型的開端。特朗普的再度勝選及其執政百日來的各種“沖擊波”,標志著美國邁入了一個全新的政治時代，同時也是美國霸權進入“黃昏期”的隱喻。霸權的黃昏意味著美國作為“民主燈塔”所散發的光亮正在減弱，其對世界的照耀愈發黯淡。

對美國而言，特朗普打破常規的權力運作方式成為美國民主制度演進的一個關鍵分水嶺，它可能徹底撕裂過去多年來兩黨政治的基本共識，加劇美國政治的內耗，從而全面加速美國民主政治的衰朽。特朗普政府內部在貿易政策方面的偏好差異已經引起一些內訌和質疑，其政策頻繁變動也擾動著政策議程的連續性。同時，持續加劇的政治極化與社會分裂，將會削弱政策執行力，動搖政治穩定和社會秩序。

對世界各國而言，特朗普激進的貿易保護政策將破壞全球產供鏈穩定，加劇貿易沖突，增加國際經濟不確定性，加速經濟全球化的終結。特朗普對盟友的強硬立場和責任分擔要求，正在瓦解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特朗普堅持“美國優先”,對多邊合作和國際規則采取漠視甚至破壞的態度，更是令戰后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秩序變得搖搖欲墜。

面對洶涌而來的特朗普“沖擊波”,中國應做好長期迎戰的準備，美國的霸權黃昏期并非短期內可見盡頭。相反，美國霸權的“黃昏”可能會刺激美國執政當局采取更加極端、更加具有進攻性和冒險性的戰略和政策，中國需要在這種壓力下保持清醒，堅定信心、保持定力、增強內力，不要寄希望于“畢其功于一役”。特朗普“沖擊波”的壓力可以被中國轉變為推動擴大內需、提高制度效率、加強對外開放、推動科技創新的動力，也為中國在國際體系中提升制度性話語權和政治引領能力創造了機遇?！?/p>

文章來源于《東南亞研究》2025年第3期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