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真正的敘事野心，是精心編織了一個環環相扣、惡念流轉的牢籠。層層遞進的惡意傳遞，每一次反轉都精準踩在輿論發酵的痛點上，形成強大的敘事漩渦，不僅牢牢緊扣“惡意”的題眼，更完整勾勒出一條“受害者—施暴者—新受害者”的閉環鏈條，將網絡暴力吞噬一切的恐怖本質具象化。

作者：小杜????????????????????????????????????????????????????????????????????????????????????????????????????????????????????????????????????????????????????????????????????????????????????

編輯：藍二???????????????????????????????????????????????????????????????????????????????????????????????????????????????????????????????????????

版式：王威

網絡暴力已是這個時代存在感極強的“產物”，如何將其中抽象的、彌漫的壓迫感搬上大銀幕，常見的解法無外乎兩種：其一如《網絡謎蹤》，巧妙地將桌面電影形式與現實暴力犯罪結合；其二，則依托真實社會事件，走社會問題改寫的路子。

近期由陳思誠編劇并監制的《惡意》，是后者的一個新例。它延續并試圖拓寬現實主義創作的邊界。

如果我們回望從《搜索》(2012)到《熱搜》(2023)的探索軌跡：陳凱歌的《搜索》首次聚焦人肉搜索悲劇，將根源歸于個體道德缺陷；忻鈺坤的《熱搜》十年后在自媒體浪潮下做視聽創新，偏向了性別對抗；《不止不休》回歸傳統媒體理想主義，對算法時代的傳播鏈條批判稍顯乏力。這類電影始終在追問“真相何為”，但難以把握的時代困局確實為它們帶來了主題表達上的諸多挑戰。

而在這個新聞與電影似乎都遭遇信任危機的當下，《惡意》試圖做的是借強類型化敘事，打造一個令人窒息的輿論修羅場。這部野心勃勃的創作，在其標志性的強類型包裝下，究竟是如何具體運作？它對網絡暴力生態的呈現又是否完整得當？其商業類型訴求與社會批判意圖之間，又形成了怎樣的張力與角力？當我們深入電影本體，答案或許會逐漸清晰。

細看“流量原罪”，深描“輿論絞殺”

《惡意》的野心，首先便體現在其爐火純青的類型化敘事策略上。影片的強類型化并非單純的商業妥協，反倒是構筑精準、強吸引力敘事框架的基石。歷經《誤殺》系列與《唐探》宇宙的千錘百煉，類型化對于陳思誠團隊而言已近乎本能。這份對類型節奏和觀眾心理的精準拿捏，正是《惡意》最潛在的閃光點。

影片一開場便亮出殺手锏。懸疑，作為最能瞬間攫取觀眾注意力的類型元素，在濱江三院雙人墜樓案的復現中得到了精彩的應用。

手持鏡頭快速穿梭于冰冷的醫院走廊，一場突如其來的追逐戲瞬間點燃緊張氛圍，癌癥少女靜靜與護士李悅的拉扯，伴隨著那決定性的一墜，瞬間將觀眾拋入感官與情緒的雙重風暴。緊接著，記者葉攀火速抵達現場，爭分奪秒搶奪第一手消息的快節奏剪輯，硬生生將新聞現場拍出了諜戰片的窒息感。這種開場的雷霆之勢，毫不拖泥帶水，瞬間為整部電影的強戲劇沖突定下基調。

而陳思誠團隊真正的敘事野心并非止步于此，而是精心編織了一個環環相扣、惡念流轉的牢籠。

葉攀率先拋出“護士推患者墜樓”的獨家報道，瞬間點燃全網對白衣惡魔李悅的滔天怒火；母親尤茜因ICU監控中一段被刻意截取的猶豫拔管片段，在斷章取義的傳播中淪為殺女騙保的全民公敵；正當觀眾以為風暴中心已定時，實習生晨晨又拋出精心偽造的錄音，將矛頭直指葉攀，指控她操縱輿論、間接致人死亡。這層層遞進的惡意傳遞，每一次反轉都精準踩在輿論發酵的痛點上，形成強大的敘事漩渦，不僅牢牢緊扣“惡意”的題眼，更完整勾勒出一條“受害者—施暴者—新受害者”的閉環鏈條，將網絡暴力吞噬一切的恐怖本質具象化。

除去高效精煉的敘事結構，更值得玩味的是影片在處理“新聞”本體時的務實態度。這種態度體現在角色和創作的方方面面。它沒有試圖堆砌傳播學名詞以強化新聞專業主義的精神，反而用一種極其坦誠的姿態擁抱自媒體和流量，借其他角色之口直白地反復強調“流量第一”。這看似帶著一絲自嘲，實則凸顯了主角葉攀作為資深媒體人，在扭曲生態下被迫練就的職業素養，她的敏銳、果斷甚至冷酷，都根植于對流量規則赤裸裸的臣服與利用。這份務實，構成了影片批判性的第一層底色，也讓干練的角色魅力躍然于銀幕之上。

為了強化這種荒謬感，影片還大膽進行了反差的類型融合。孫越、豆豆等喜劇人的加入，不僅僅是簡單的插科打諢。他們的角色，正是當下網絡生態中那些追逐流量、無底線蹭熱度者的縮影。這些專業喜劇人自帶的笑果，以一種更赤裸、更荒誕的方式，將流量至上、邏輯至下的滑稽與殘忍暴露無遺。他們的那些看似無害甚至可笑的跟風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微小卻真實的惡意體現，這種以樂襯哀的自反設計，讓觀眾在會心一笑的瞬間，也于后背陡然升起一股寒意。

當然，如何具象化呈現那無形卻致命的網絡暴力，始終是此類電影的最大挑戰。

《惡意》在這一點上，展現了比較可貴的克制與敘事巧思。它摒棄了濫用血腥場面，或煽情哭訴來直接描繪傷害的手法，轉而依賴多層反轉的敘事結構強化沖突。

開篇大學教授性侵疑云的多重反轉，如同一個精巧的微型寓言，為后續更大的輿論雪崩埋下伏筆，也提前演練了真相在信息洪流中的脆弱性。而關鍵場景的設計也不乏誠意，尤其葉攀在大學講臺上遭遇學生當眾質疑、圍攻的那場重頭戲，其緊繃如弦的對峙氛圍、特寫鏡頭下人物眼球溢出的血絲、聲效對緊張感的層層加壓，將無形的輿論審判壓力轉化為極具張力的視聽體驗。

對于那洶涌澎湃、充滿戾氣的網絡暴力洪流本身，影片選擇了相對簡化卻高效的視覺符號——鋪天蓋地、充斥著非理性謾罵的彈幕墻。這種處理雖未追求技術上的復雜，卻在有限的表達空間內，更大程度地避免了感官刺激的濫用，以最直接、最網絡原生的形式，讓那無形的集體惡意釋放了令人心悸的視覺沖擊力。

“反高潮”，作者性的思考與“反叛”

《惡意》最令人側目且彰顯其作者性突破的，無疑是其堪稱反叛的結局處理。

商業類型片普遍會選擇沉冤得雪、邪不壓正的情感宣泄高潮，《惡意》的選擇卻如同一盆冰水，它拒絕給出一個非黑即白的明確答案，沒有讓正義得到儀式性的彰顯，而是走向了一種彌漫著自我審判意味的終結。

實習生晨晨對葉攀的致命一擊，根源深埋在葉攀自己過往對流量無底線追逐、罔顧報道倫理所埋下的惡種之中。這株由扭曲價值觀澆灌而成的惡之花，在沉默中積蓄力量，最終以精準、冷酷的方式完成了對播種者的反噬。如此宿命輪回般的閉環，充滿了古典式悲劇不可抗力和令人窒息的沉重感，迫使觀眾去反思惡的根源與責任的邊界。

這種強烈的自反性，很難不讓人聯想到陳思誠本人在《惡意》首映禮上的自白。他提到外界強加于本片演員身上的種種“陰謀論”標簽，提到，”電影要對自己的心有交代，網絡各種亂象會給人扣帽子，其實沒有那么多陰謀，我們就是一幫愛電影的人”。這番發言，與影片中主人公的困境與宿命，形成了互文關系。

陳思誠似乎也在進行一場基于創作者身份焦慮的辯白，他自身在商業邏輯與作者表達之間的掙扎也于此隱現。這種將個人深切體驗投射于角色命運，并通過一個拒絕和解、拒絕救贖的反高潮結局進行自我審視的處理，或許是《惡意》超越一般社會問題類型片，觸及創作主體性反思的深度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觀眾在將《惡意》與東野圭吾的同名推理杰作進行著比較關注，在我們看來，兩者探討的“惡”大相徑庭。東野圭吾聚焦于個體內心幽暗處滋生的、甚或無明確動機的“人性深淵之惡”，而電影《惡意》則著力呈現了一種更具時代性的系統之惡，它不再局限于個體的病態心理，而是根植于浮躁的流量規則、盲目的群體狂歡，以及個體在龐大系統裹挾下的無力感。這種惡不再需要精心策劃的深沉動機，它可能在一次輕率的點擊、一次盲目的轉發、一次為了流量的報道中就被點燃并迅速失控，這也是對影片主題的側面強調。

類型片的未竟與定式遺憾

當然，揮舞著強類型刀鋒的《惡意》，也無可避免地攜帶著類型創作規律的烙印，使其完成度存有些許缺憾。

從這一類型創作本身出發，影片就宿命般地陷入了一個近乎無解的悖論：電影漫長的創作周期永遠無法追上互聯網分秒間的更迭。《惡意》立項于24年3月，從開拍到上映歷時一年，其實在同類電影中速度已然較快，但它所試圖捕捉和反映的輿論戰場形態、傳播媒介重心乃至網民的集體情緒模式，可能早已發生了數次迭代。

影片中的論壇和微博，早已大規模且不可逆地遷移至以短視頻為核心的，更碎片化、更情緒化、算法主導的新平臺。這種天然的、難以克服的滯后性，使得影片對當下最新、最前沿的網絡生態細節描摹，有時會透露出一種微妙的架空感特征，削弱了即時的現實沖擊力。

此外，性別議題也不免被推上風口浪尖。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現象是，影片中驅動劇情的每一次重大反轉、掀起新一輪輿論海嘯的導火索，幾乎無一例外地以徹底碾碎一位女性的社會聲譽為代價——從被污名化為白衣惡魔的護士李悅，到被構陷為蛇蝎心腸的母親尤茜，再到最終被指控為操縱輿論的記者葉攀。

固然，這深刻地映射了現實社會中女性在輿論場上更容易成為攻擊焦點和道德審判對象的殘酷事實，具有強烈的現實警示意義；但從敘事策略上看，反復使用犧牲女性形象作為推動劇情沖突升級的方法，這種處理也難免讓人反思其是否在無意中陷入了一種新的敘事定式？它是否在批判一種暴力的同時，某種程度上也利用了這種針對女性的暴力作為戲劇燃料？這是影片在性別敘事維度上留下的一個值得商榷的空間。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