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摘自《當代歷史問題札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作者：羅平漢（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知識分子們這時所思考的，不是如何搞好教學，也不是如何搞好科研，而是如何填飽肚子。當然，此時并不是只有知識分子填不飽肚子，可以說全國人民都是如此。更使人感到悲戚的是，即使在這肚子空空如也的時節，有些人仍然沒有放松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警惕。

“三年暫時困難”對于今天的年輕人來說，已是一個陌生的字眼了，而對于經歷了那段日子的人們來說，卻是一段難以忘懷的記憶。本文試圖以南方的一所普通高校為個案，對這一特殊時期的知識分子群體的日常生活作一點描述，借此希望我們每個人倍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一、“投機倒把”的教授

三年的“大躍進”給中國帶來的不是經濟的快速發展，而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倒退。到1960年，國民經濟出現了人所共見的嚴重困難，廣大人民感受最直接的，是糧食等農副產品的嚴重不足。

為此，國家一再壓低糧食供應標準。1960年9月，中共中央專門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發出指示，要求農村口糧標準必須降低，城市供應標準也必須相應降低，除了高溫、高空、井下和擔負重體力勞動的職工外，其余全部的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須壓低口糧標準兩斤左右。

應該說，在嚴重的困難面前，黨對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還是給予了盡可能的照顧。1960年7月，國務院秘書長齊燕銘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指示精神，起草了一份對在京高級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建議對高級知識分子一級人員每人每月供應肉四斤，白糖兩斤，甲級煙兩條，雞蛋三斤；對于高級知識分子中的二、三級人員，每人每月供應肉兩斤、白糖兩斤，甲級煙兩條，雞蛋兩斤。這分別是部級和廳局級干部享受的待遇。中共中央還指示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要求各地參照執行。今天看來，這樣的照顧似乎不算什么，但在當時，則幾乎是傾其所能了。

然而，能享受這種待遇的，畢竟是知識分子中的少數人。

這里記錄的南方一所普通高校的情況，從中可充分體會知識分子在這段特殊年月里的處境。

這個學校的黨委宣傳部，編印了一份供校領導參考的《內部情況》。在1960年12月的一期《內部情況》上，有一份《中文系教師思想狀況》，里面有這樣的內容：

方某某（說）：一艱苦就留戀香港生活，胃病一來，就想快些回家，一上街見吃的東西就買，對市場供應有意見，國家抬高糧、餅物價，國家不對，心中不痛快。自己想，這種生活什么時候才結束！這樣的日子短時間還可以，長期以來，實在受不了。

梁某某：怎么搞的，為什么市場供應越來越糟了呢？1958年以前多么好，那時工作、學習起來精力很充沛。現在工作提不起勁，主要是沒有油水。像我們這樣大的國家，又是“一窮二白”，要恢復過來難啊！什么時候才能好轉呢？前途渺茫。目前市場上啥也見不到，天氣冷了，想給小孩買雙棉鞋，找了幾家鋪子也沒有買到，只得將自己的棉鞋前面放點棉花給他穿。把人民生活壓得這樣低，這樣時局，幾時才能好轉啊！

周某某：我的肚子一餓就懷念過去的自由市場好，覺得今不如昔。我有病也不想去看，心想有病更好，可以少吃東西。每天上街東張西望，想找東西吃。羨慕別人有很多票，心想這種日子早日過去吧！希望一兩年后有好轉，但什么時候才能好轉呢？前途渺茫。

胡某某：糧食定量太低了，肚子老是餓，所以我現在常在食堂買雙份菜和米豆腐吃，吃完飯也不離開食堂，轉來轉去想找門路，找來找去也找不到。肚子餓就借別人的外匯證去買（東西）來煮。但這個門（路）也不行了。所以我現在對以后生活沒有希望。就是有也渺茫得很。何年何月才好？

看到檔案中記錄的這些文字的時候，心里很不是滋味。知識分子們這時所思考的，不是如何搞好教學，也不是如何搞好科研，而是如何填飽肚子。當然，此時并不是只有知識分子填不飽肚子，可以說全國人民都是如此。

更使人感到悲戚的是，即使在這肚子空空如也的時節，有些人仍然沒有放松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警惕。

過了兩個月后，又一份反映中文系教師思想動態的材料擺到了黨委領導的桌子上。材料中說，中文系的67個教師中，對“三面紅旗”的態度可以分為三類：

屬于第一類的有16人，即對“三面紅旗”表示擁護，明確認識當前的形勢，政治立場堅定，能積極貫徹黨的政策，這一類占教師人數的23.88％。

屬于第二類的有37人，即對“三面紅旗”及黨的政策持懷疑態度，對當前形勢認識模糊，立場動搖，干勁不足，缺乏艱苦奮斗精神，占教師人數的44.27％。

屬于第三類的有15人，即對“三面紅旗”、黨的方針政策有抵觸不滿情緒，消極怠工，悲觀失望，占教師人數的29.85％。

材料中還特地提到了一些第三類人的典型：

青年助教楊某，公開反對“三面紅旗”，說：“‘三面紅旗萬歲’的口號喊不出口舉不起手”，認為當前城鄉蕭條得很，漆黑一團，感到前途渺茫。自從自由市場開放以后，他幾乎天天中午都到市場去，不惜高價買回各種魚菜食品，吃后大發牢騷，說“一個月的工資買幾斤魚又完了”。

教授、系主任馮某，對市場物質供應不滿，對食堂意見最大，動輒發火罵人。材料也承認，馮教授過去并不是這樣的，以前待人態度很柔和，而現在卻變了。至于變的原因，材料中沒有說，但將馮列入對“三面紅旗”有抵觸的這類人中似乎已說明了問題。整理材料者不知想到沒有，學校最知名的教授也吃不飽肚子，脾氣能好嗎？

據材料反映，這位馮教授，不但態度變了，而且不愿意參加政治學習，產生了強烈的退休思想。他家人還常到自由市場上去買東西，馮教授自己還賣過三只雞。之所以賣雞，據教授自己說是因為糧食少，賣了雞換回糧食補充，但材料提供者斷定，他是想高價賣雞后買回兔子和鮮魚，感到這樣比較劃算。

中文系教授在自由市場買賣東西的，何止馮教授一人。這份材料說：不少高級知識分子對于自由市場最感興趣，常常議論，高價出賣自己的東西，中文系的幾個知名的副教授和講師，均在自由市場上買過雞和兔。

在各個黨支部寫給黨委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教師中有拿自己的物品去自由市場換食品的，有在食堂買兩三份菜的，還有冒領別人飯菜的，可謂各種情況都有。知識分子們早已放下了架子，不顧臉皮，掃去斯文，為的是如何使空空蕩蕩的腹中稍微多填充進一點食物。

筆者還抄錄了一份該校化學系1961年元旦教工會餐的伙食安排：

主食：干飯

菜：（一）燒罐頭（紅燒牛肉等七種合成，每三人一罐）；（二）鹽魚（每人２兩）；　（三）芋頭丸子（每人４兩）（四）包菜；（五）蘿卜（每人８兩）；（六）兔肉；（七）雜錦香湯（魷魚、海參、黃花菜、紫菜合成）

這份菜譜，是化學系黨支部向黨委匯報的計劃，顯然是想顯示本系的生活安排是不錯的。至于這份菜譜到時是否能兌現，就很難說了。

二、代食品與浮腫病

在大饑荒的日子里，適逢大辦城市人民公社。如同農村的人民公社社員吃喝在公共食堂一樣，這所學校不但學生吃喝在食堂，連教師也在食堂吃飯了。隨著糧食供應量的一再降低，盡管校黨委提出“政治進食堂，書記進伙房”，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不過，還真有“巧媳婦”降臨了。何以為證？此時不是各種各樣的“增飯法”被創造出來了么？

在該校的《內部情況》的“校外消息”欄中，就有一則來自清華大學的消息，文曰：

清華大學全黨全校抓食堂工作。黨委書記掛帥，成立食堂工作組，抽調大批干部深入食堂第一線，他們把抓好群眾生活作為重要的政治任務。

他們抓食堂的關鍵，是試驗碗飯、盒飯、雙蒸飯、爛飯等方法，而以爛飯量多且香。爛飯的操作規程：一鍋下米300斤，水要逐步加入。先干煮40分鐘，然后第一次加水120斤。過15分鐘，第二次加水200０斤。再過15分鐘，第三次加水520斤。在米下鍋以后，最后加水100斤，等10分鐘，就可以開飯。飯重量雖不及雙蒸法（按所謂雙蒸法，就是飯蒸好后，再加水第二次蒸），但體積大。煮粥法：20斤米下鍋，加水370斤，出粥320斤。先以大火燒開，等到米已經煮得像飯粒那樣以后，再用小火慢慢煮，共要煮到兩時半，粥多且又稠又香。

各種各樣的“增飯法”，其實不過是多加水而已。按說，北京是首善之區，供應情況還是好的，但清華的師生還得為糧米不夠而絞盡腦汁。如果不是供應不足，堂堂清華怎么會有如此“先進經驗”呢？

史學家何茲全在他的自傳中也有這樣的記載：

河北南部某縣一個生產隊長，好像姓杜。他有一套吃飯省糧食的創造。他到北京來傳經送寶。毛澤東主席還請他吃過飯。在北京他到處作報告，北師大好像也請過他，總之我聽過他的報告。他的創造是：雙蒸飯，小碗吃。雙蒸飯，是蒸的飯再蒸一次，一點米就可以蒸出更多的飯（一蒸再蒸，水多了飯就多）。小碗吃，一碗、兩碗啦，飽啦。說的人很有風趣，聽的人也很興奮。好辦法！居然能動上聽，受到毛主席的稱贊，還請吃飯。毛主席請他吃一個蘋果，他不肯吃，要帶回去讓全村全隊的人分著吃。聽的人熱烈鼓掌。

后來好像聽說，那是個騙子！

可是，這些都不是長久之計，雖然封閉已久的自由市場已經開放，但市場上常常是空空如也，并無什么東西可買，而且，多少年來積攢下來的一點積蓄，也很快花光。為了生存，知識分子和全國人民一樣，也加入到了尋找“代食品”的行列。

“代食品”對于沒有經歷過那場饑荒的人來說，自然有些弄不懂到底是怎樣的一種食品。而經歷了那艱難歲月的人們，一提起這個名詞，就有點心有余悸。說白了，所謂代食品，就是除了食品之外，一切可以替代食品作為肚子填充物的東西。這里頭，有植物葉子，有玉米、小麥的根須，還有其他可進肚的物品。

在1958年的“大躍進”高潮中，中科院的科學家們承擔了“糧食多了怎么辦”的研究課題，而到了1960年，這些科學家的研究課題則改為“糧食少了怎么辦”，承擔了研究“代食品”的任務。

1960年11月9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送了一份題為《關于大辦糧食代用品的建議》，報告一開頭就說：“根據中央支援農業的指示，為了有助于節約糧食，安排群眾生活，最近幾個月來，我們著重抓了糧食代用品的研究工作。由于科學院各有關研究所在生物分類和生物化學等方面稍有基礎，研究工作進展是比較快的。目前已有幾種代用品試驗成功。這幾種代用品，既有營養，又無毒害，原料豐富，做法簡便，可以分別情況，大規模地推廣。”

中科院黨組在報告中說，橡子仁、玉米根，泡泡磨磨就能吃，應搶時間推廣下去。科學家們估計，全國帶殼橡子一年約有80億斤，橡子仁中一般含有43％～60％的淀粉，每百斤橡子去殼后，可以提取淀粉30至50斤，如果以全國橡子產量20％來提取淀粉，即可得淀粉6、7億斤。

建議中又說，玉米根、小麥根，洗凈、磨碎，碾成粉后，也可食用，而且色香味都有點像炒面。科學家推算，一畝地的玉米根可碾粉50斤以上，如能在全國普遍推廣，以玉米根、小麥根的20％做根粉的話，全國可得幾十億斤的糧食代用品。

這份建議還說，葉蛋白（其實就是新鮮草葉、農作物葉子和樹葉曬干磨成的粉）營養好，資源廣，只要采集、加工有所安排，就可以大搞；食用微生物、浮游生物，繁殖快，只要學會一定的管理技術，準備必要的簡單設備，積極而有步驟地推廣，就會有很大的收益。

中共中央對這份建議很重視，很快將這份建議批轉全國，并且要求各地必須更大規模地發動群眾，抓時機，搶時間，迅速地把那些可以制成代食品的樹葉、草葉和野生植物盡可能地采集起來，把那些可以制成代食品的秸稈和植物盡可能地保存下來，有計劃、有步驟地制成各種代食品。

前面提到的這所高校，雖地處中等城市，但學校不遠處即是山區，山上長著一種當地稱為野紅薯或山薯的野生植物。在大搞代食品的運動當中，為了裹腹，師生紛紛上山挖回野紅薯。

應該說，在發動群眾采集代食品之初，該校黨委就注意到了防止中毒的問題。當師生將野紅薯挖回之后，學校即要求科研科和化學系對野紅薯進行化驗，同時要求師生不要隨便食用。

化驗的結果，發現野紅薯含有一種有毒的皂素，校黨委隨即讓學校生活委員會和科研科連續發了兩道緊急通知，要求暫停食用。

可是此時，饑不擇食的師生們已有人食用野紅薯了。因為野紅薯的中毒反應比較慢，一般要在一個星期，甚至十天之后才有反應，以至吃了野紅薯的師生有1600余人。

元旦剛過，傳來鄰近的礦冶學院幾個學生吃了野紅薯中毒死亡的消息，該校頓時緊張起來。此時，學校食用過野紅薯的人也開始不斷出現中毒反應。學校黨委趕緊召開黨委擴大會議，采取緊急措施，成立防治疾病指揮部，停課進行檢查，中毒嚴重的100多人被送到醫院治療，將中毒相對輕一點的，集中學校觀察。據調查，全校或多或少吃過野紅薯的師生中有中毒癥狀的有近500人。這一中毒事件幸虧發現及時，沒有導致人員死亡，真是不幸之中的萬幸。

營養的嚴重不足，致使許多人不瘦即腫。由于食物攝入量過低，饑餓難受，只得喝水充饑，以致浮腫病普遍發生。據一份資料統計，該校師生連同家屬共4056人，病號數（主要是浮腫病）714人，占全校人數的17.6％；教工病號數257人，占教工人數的23.44％。但據經歷了這次大饑荒的親歷者回憶，實際數字遠遠要超過此數。此外，全校還有眾多的女教師和女學生患有婦科病，僅歷史系就有80％的女生患月經病。

浮腫病的發生，原因就在于食品的極度缺乏。該校的一期《內部情況》在談到如何防治浮腫病時，無意中承認了這一點。文章說：營養性水腫病是由于身體所吸收的養分不能維持其生活、勞動消耗所造成的，如果一個正常人每天吃入食物中的養分（包括蛋白質、熱量、維生素）僅占其需要量的50％以下，在一個月內即可發生水腫，如果不足30％時，也可以在幾天內發生。

一向在社會群體中生活水平較高的知識分子，都生活在如此貧困的生活狀態之中，“三年暫時困難”之困難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三、靈丹妙藥小球藻

在眾多的師生大受浮腫病之苦之際，一種既是藥品又是美味佳饌的東西便格外被看好。這就是小球藻。

1960年10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曾給毛澤東寫信說，推廣小球藻，在當前糧食因災不足的情況下具有重大意義，一是可以保證至少不死人，減少甚至消滅浮腫病；二是減少亂采代食品引起的中毒事件；三是保證勞動生產率和工農體力不因糧食不足而降低。毛澤東對這個建議很重視，將胡的信印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要他們研究推廣。

胡喬木給毛澤東的信中，附有一份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家們的研究材料，其中特地提到了小球藻的作用：云南省大理市郊區用小球藻給人治浮腫病，90％以上的病人都治好了。一般是三四天消腫，六七天出院。在大理州醫院，用小球藻試治了25種疾病，效果良好的占78％，癥狀減輕的占17％，無效的只占5％，沒有副作用。更神的是，有個人眼睛失明已有十多年，吃了小球藻并用小球藻洗眼，很快就初步復明。不但如此，云南省糧食廳還進行了人吃小球藻節約糧食的試驗。每人每天吃一公斤小球藻濃縮液，可少吃一兩大米。十天之后，參加試驗的八個人，有五個人的體重分別增加了４兩到４斤。參加試驗的人反映：未吃小球藻時，到開飯時感覺很餓。吃了小球藻、節約了糧食，到開飯時，雖然也感到有點餓，但比過去好多了。

筆者查閱了這兩份材料，發現它們均未提到小球藻的原料。據說，小球藻的原料竟然是人尿，不知是真是假。

自從師生吃野紅薯中毒之后，上面提到的這所學校也就對小球藻的培植格外積極。化學系在給黨委的一份匯報中說，黨支部認真貫徹黨委的指示，“大抓代食品的培養、加工工作，撥出有機化學實驗預備室及實驗室所有的大小玻璃瓶作培養人造肉、小球藻之用，做到重病號每天吃一次，全系師生每周吃一次”。“做好病號飯：每人每天吃一次人造肉湯或小球藻湯，每人每天加油半錢，主糧中加入玉米、高粱等富有營養的雜糧，對全體師生，每天煮姜湯，每席發上一碗，多吃玉米、高梁粥等。”由此看來，連小球藻當時也并不是每個人都能享用。

到1961年4月，學校的小球藻生產終于初具規模，共生產出了小球藻濃縮液3287斤，原液21400斤。用于小球藻生產的瓶、罐達622個。3月中旬以來，學校的小球藻開始大面積生產，投入生產的水池達24個，面積有50平方米，能容水194噸，還有十幾個池子正在改建、擴建。屆時，每人每天能保證吃上小球藻濃縮液4兩，原液3斤。

我想，這所學校的情況，也許在全國高校中并不是最嚴重的。

據一份材料介紹，武漢大學在1961年上學期開學以后第一次檢查時，發現全校有浮腫病患者405人，占全校人數的6.4％；到第二次檢查時增加到443人，占全校人數的7％。武漢醫學院1960年12月有肝炎患者1094人，到1961年３月增加到1130人。湖南醫學院的情況更為嚴重，該校患肝炎的人數，講師中占90％，助教則為100％。

1960年，衛生部和中國科學院等單位，曾對在京的部分著名專家的健康狀況進行了一次重點調查。

這次共調查了123人，其中教授有馮友蘭、朱光潛、馮至等33人，醫生有黃家駟、林巧稚、吳英愷、黃宛等52人，科學家有華羅庚、錢崇澍、陳煥鏞等25人，作家、藝術家有歐陽予倩、戴愛蓮、馬思聰、劉開渠、葉淺予等13人。

調查的結果是這些人的健康狀況都不怎么好，體重普遍下降，體質減弱，疾病增多。這123人大體可分為三種情況：

體質減弱，但健康狀況還較正常的有34人，占被調查人數的28％；

體重下降較多，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基本上能堅持工作的49人，占40％；

體重下降突出，并患有嚴重疾病，已經全休或半休的33人，因工作離不開尚在勉強工作的7人，共占32％。

這些人都是有名的高級知識分子，應屬于生活條件較好的一群人，他們的情況尚且如此，其他普通知識分子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這種局面，直到1962年才有較大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