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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巴列維國王被迫遠走他鄉和其后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標志著伊美友好關系的終結。

雖然在此之前伊朗革命勢力已經開始發出反美呼聲，革命領袖霍梅尼也視美國為“大撒旦”（意為“惡魔”)，但是就美國而言，它對伊朗的憎惡并不是始于伊斯蘭革命，甚至也不是始于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建立，而是始于11月4日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被激進勢力沖擊、占領，并把其內人員扣為人質。

正是這一違反國際公約的事件，把美國推到了伊朗的對立面，伊美關系也由此陷入交惡境地。美國人質危機對伊美關系的影響可以說是災難性的，它使得美國徹底對霍梅尼領導的伊朗革命勢力失去信心，拋棄了先前與伊朗新政權結好的理想主義念頭，代之以制裁、遏制以及打壓的對伊政策。考察當代伊美關系和美國的對伊政策，美國人質危機是一個無法回避的話題。

1、霍梅尼對美國的怨恨

霍梅尼在新生的伊斯蘭共和國中占據無與倫比的地位，所以要探討美國人質危機和革命后的伊美關系，就不能不首先對霍梅尼本人的思想和美國觀進行一些探析。1902年（或1900年)霍梅尼出生于伊朗一個伊斯蘭教領袖家庭，從小受教于伊斯蘭教學校，研讀《古蘭經》和其他一些宗教經典書籍，少年時期他曾到伊拉克求學伊斯蘭知識，學成后一直定居于伊朗伊斯蘭教圣城庫姆，并成為一位學識淵博、身負眾望的伊斯蘭宗教領袖。

霍梅尼始終對伊朗巴列維王朝充滿了仇恨：父親的罹難、小女的溺斃和長子的暴亡被他視為是王朝之罪；巴列維國王對伊斯蘭教的漠視更讓他憤怒，因為建立伊斯蘭政府、實現教法學家的統治、反對君主制以及建立伊斯蘭世界秩序是其主要訴求。

伊斯蘭革命勝利后，最高精神領袖霍梅尼成為國家的真正領導人，他凌駕于三權之上，對政治、宗教事務都有決策權，而且還有權罷免總統。

在外交領域，一些重大問題也同樣要以霍梅尼的意見為主，這對伊美關系而言非常不利。因為霍梅尼仇視美國由來已久，這種仇視在1963年就已經顯現出來，那時肯尼迪政府要求授予美國在伊朗的軍事專家治外法權，而且在巴列維國王的支持下，伊朗議會最終批準了美國的這一無理要求，這讓霍梅尼非常憤怒。他不僅對巴列維國王進行了猛烈攻擊，而且對美國這個“魔鬼”也實施了口誅筆伐，之后霍梅尼就被驅逐出伊朗，從而開始了長達15年之久的流放生活，這不可避免地會增加霍梅尼對美國的憤恨。

霍梅尼認為伊朗與美國的對抗實則是伊斯蘭與異教徒的斗爭，是所有穆斯林和異教徒之間的斗爭。

在霍梅尼眼中，美國是伊朗民眾飽受痛苦的根源，他認為伊朗人民和其他所有伊斯蘭國家人民的全部災難都是由外國勢力尤其是美國政府一手造成的，他認為伊朗與美國的關系是被壓迫者與壓迫者的關系，是被掠奪者與掠奪者的關系，因此他大力號召伊朗和所有伊斯蘭民眾要把美國視為自己的頭號敵人，不要對它抱有任何奢望，而是要把它踩在腳下，只有在它痛改前非、不再壓迫別人之后，伊朗才有可能與它建立關系。

鑒于伊斯蘭革命勝利后霍梅尼在伊朗絕對的權威地位和他對美國的上述看法，伊美關系的惡化也就不可避免了。

1979年11月4日，數百名追隨霍梅尼路線的伊朗激進學生占領了美國駐德黑蘭使館，并將63名使館人員扣為人質，另外6人僥幸逃到加拿大和瑞士駐伊大使館。

事實上，在1979年2月14日，美國駐德黑蘭使館就被攻占過一次，不過這一次時間很短，只有一天。

在這一事件發生后，美國在伊朗的外交人員從1400多人銳減到50人左右。后來隨著美伊關系的回暖和使館業務的增多，人員又有所增加，到11月4日使館被占時其內約有70人左右。

當美國使館受到攻擊時，使館臨時代辦布魯斯·蘭根和政務參贊及保安官員3人正在伊朗外交部，隨后他們就被扣押在那里。

所以，在4日當天，上述66人成為了伊朗激進勢力控制的人質，美國人質危機由此產生。伊朗激進勢力占領美國使館并扣押人質不僅遭到華盛頓的強烈反對，而且也遭致國際社會的廣泛譴責，因為它嚴重違反了國際法的基本準則、《聯合國憲章》和《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是對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踐踏，在外交史上非常罕見。

《聯合國憲章》第2條明確指出，各會員國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在國際關系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這些原則也已經被認為是構成現代國際法基本原則的核心。就此而言，伊朗激進學生強行占領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是對國際法最基本原則的侵犯。

伊朗激進學生的上述行為還嚴重違反了《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1961年制定的《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規定，使館及其人員在國外是受國際法保護的，享有外交權和豁免權；1973年制定的《關于防止和懲處侵害應受國際保護人員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公約》，進一步規定了對應受保護人員的人身或自由進行侵害、對公用館舍進行暴力攻擊等行為均為犯罪，條約締約國應給予懲罰。

由此觀之，伊朗激進學生的行為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腳的，是對國際法和美國主權的嚴重違犯。正因為如此，所以當這一事件發生后，伊朗遭到絕大多數國家特別是西方世界的嚴厲譴責，成為國際社會中的被孤立者。

2、伊朗國內的反美情緒

伊朗人在制造人質危機前不會想不到國際社會的反應，但是包括霍梅尼在內的很多伊朗新領導人仍然默許和支持學生的激進行為，這說明他們對美國痛恨有加，他們為什么會仇恨美國？為什么恰恰在那個時候發生了如此震驚全球的惡性事件？

伊朗人對美國的仇恨，源于在此前二十多年間美國對巴列維國王的強力支持，源于巴列維國王的獨裁統治給民眾帶來的苦難，他們占領美國大使館不僅是因為擔憂美國可能會利用大使館發動推翻伊斯蘭革命政權的政變。

而且也是對美國策劃伊朗1953年政變的報復，正如一位使館占領者對當時美國在德黑蘭的首席外交官布蘭根所言：“你們沒有資格抱怨，因為你們在1953年把我們整個國家都綁架了。”

正是這一時期積累的仇美情緒，才使得伊朗人在伊斯蘭革命爆發后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美浪潮，反美也因此成為新生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外交政策的鮮明特征之一。

在巴列維國王倒臺后，伊朗革命機關對前王朝的多名官員進行了審訊，前情報組織SAVAK領導人納莫拖拉·納西里在接受審訊時供認，有一名代號為哈菲茲的線人藏匿于美國駐德黑蘭使館。

獲此信息后伊朗革命勢力就立即和哈菲茲取得聯系，并且向他承諾，只要他為革命勢力收集美國情報，那么就可以赦免他無罪。在此等情況下哈菲茲別無選擇，只能和伊朗革命政權進行密切合作，一直持續到他1979年9月初被允許離開伊朗時為止。

在哈菲茲提供的情報中，有一些涉及美國國務卿萬斯和駐伊大使及臨時代辦的電報，而這些電報顯示的內容與美國政府的公開口徑有巨大的差異，特別是有電報表明美國正在積極幫助巴列維進入美國，以及向伊朗異議人士提供庇護等。

此時剛剛經歷革命的伊朗仍還處于動蕩之中，各派政治勢力也是明爭暗斗，新的領導者還是很擔心自己的未來，所以在獲知上述電報信息后，伊朗革命領導層很快就作出一項秘密決定：占領美國駐伊使館，獲取那里的所有文件。

其實在是否接納巴列維國王入美就醫這件事上，美國國內是有爭議的。卡特政府經過反復權衡，最終同意流亡海外的巴列維國王于10月22日入境治病。這被伊朗激進勢力視作是美國對巴列維國王的庇護，是圖謀幫助他復辟之舉，是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漠視，從而導致伊朗內部對美國的仇恨驟然加劇。

在是否同意巴列維入境一事上，美國相關各機構曾進行了長達9個多月的反復爭論。

以國務卿萬斯為首的國務院和美駐伊使館、領事館對此持強烈的反對態度，他們主要有兩個擔心：

一是這會傷害與伊朗新政權的關系并從而影響西方在中東的地位，二是會危及仍在伊朗的美國人的安全和財產。

另一方面，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對美國政界有重大影響力的洛克菲勒家族、前總統尼克松和政界要人基辛格以及在前國王時代從伊朗獲利的商人、政客等均支持要巴列維來美國。

當伊朗前國王身患重疾急需治療之際，卡特總統最終同意巴列維國王入境。另據萬斯前國務卿回憶，當1978年9月巴列維首次談到要離開伊朗時，時任美國駐伊大使就受命向國王表達了歡迎到美國之意，但是1979年2月14日美國駐伊使館被占后，基于上面的擔心，萬斯就改變了對巴列維來美的立場。

不過在當時CIA負責伊朗事務的布魯斯·里德爾則認為，卡特總統本人不愿意接納國王入境，但是萬斯和布熱津斯基均勸總統允許巴列維來美國。

在巴列維國王進入美國一周后，面對憤怒的群眾，伊朗巴扎爾甘政府在10月30日發表要求引渡巴列維國王接受審判的聲明，之后霍梅尼又號召學生進行更為激烈的反美行動。就在伊美關系如此緊張的時刻，巴扎爾甘又于11月1日在阿爾及利亞與布熱津斯基進行了會晤。

伊朗激進勢力對巴扎爾甘的這一舉動大肆攻擊，認為正當伊朗舉行聲勢浩大的反美行動時，作為政府首腦的巴扎爾甘卻與美國高官會晤，這分明是對美國的妥協，隨之反美浪潮愈加猛烈。

3、伊朗國內的因素

美國人質事件之所以能夠發生，除了當時伊朗普遍存在的反美情緒外，伊朗內部較為嚴峻的政治斗爭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美國學者、外交事務官員蓋里·西克甚至認為，伊朗占領美國使館的首要目的是鞏固霍梅尼的權力，而非直接反對美國。

參加伊斯蘭革命的力量并不是鐵板一塊，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主張建立現代化伊朗的世俗民族主義者，它又可以分為以巴扎爾甘為首的溫和派和與阿布·哈桑·巴尼薩德爾為首的與霍梅尼思想有部分接近的另一派；另一類是主張建立伊斯蘭政權的教士，它也可以分以阿亞圖拉沙里亞馬達里為首的溫和派和以霍梅尼為首的激進派。

革命取得成功后，伊朗各支力量都對權力虎視眈眈，而霍梅尼則成為了帶有明顯偏向的仲裁人。霍梅尼在1979年2月1日回到闊別十余載的伊朗后不幾天，就任命巴扎爾甘組建政府，此屆政府在12日全面接管伊朗。

巴扎爾甘懷有較明顯的民族主義思想，像許多民族主義者一樣，他也非常擔心來自蘇聯的威脅，因此想通過與西方保持一定的聯系來制衡蘇聯，正是出于這個考慮，他對伊斯蘭激進勢力輸出革命、詆毀西方的做法深表遺憾。巴扎爾甘還反對幾乎全由神職人員組成的“專家會議”起草的伊斯蘭憲法；在1979年3月埃及和以色列簽署和平條約后，他也無意與埃及斷絕外交關系，只是因為有霍梅尼的強大壓力才不得已而為之。

由于巴扎爾甘的思想和舉措越來越不合霍梅尼及其支持者之意，于是，推翻巴扎爾甘政府就成為伊朗伊斯蘭勢力的一個必然選擇，而阿爾及利亞會晤則提供了一個給巴扎爾甘政府制造麻煩并從而可以危及它繼續存在的機會。

這樣看來，有20多年的怨恨積累，有前“暴君”巴列維國王進入美國境內的情感沖擊，有巴扎爾甘與“大撒旦”在阿爾及利亞會晤的即時刺激，有激烈的內部斗爭，這一切聯合起來致使伊朗激進勢力的反美情緒終于在11月4日得到總爆發一占領了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并扣押人質。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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