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兩伊戰爭爆發后，卡特政府內部對這場戰爭是有不同看法的。因為當時美國駐德黑蘭使館人質還沒有獲救，所以副總統蒙代爾和接替辭職的萬斯出任國務卿的馬斯基等人，仍然把人質問題放在首位，他們在保持戰爭中立的前提下要求伊拉克從伊朗撤軍。

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等人則堅持認為伊朗新政權是非理性的，美國應該在戰爭中支持伊拉克，這樣才能阻止霍梅尼革命向周邊國家的蔓延，才不會使海灣國家靠向蘇聯；以國防部部長布朗和中央情報局局長懷特為代表的一些官員則是標準的中立派，為了人質獲救，不能支持伊拉克，為了鞏固和阿拉伯國家的關系，也不能支持伊朗。

在這三種意見中，卡特總統最終選擇了第一個。

但是美國的這一政策選擇并沒有持續太久，在伊朗將伊拉克軍隊趕出國門并進入對方國土繼續戰爭后，華盛頓對兩伊戰爭的態度發生明顯改變。

到“1982年6月，里根總統斷定美國不能承受伊拉克敗于伊朗之后果，他要把薩達姆引導成為溫和且富有理性的阿拉伯領導人，于是里根總統決定美國要做任何必需和合法的事情來阻止伊朗在戰爭中擊敗伊拉克”。

里根政府的國務卿喬治·舒爾茨也在1984年對《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說：

其實華盛頓偏向伊拉克很容易理解，因為伊斯蘭革命后伊朗政府幾乎徹底改變了巴列維國王時期的外交路線，對美國的態度也發生了從親美到強烈反美的驟變，從而使得美國的中東“雙柱”政策崩盤。這時的沙特等海灣君主國雖然仍一如既往地執行親美政策，但是美國對這些國家孱弱的軍事力量和動蕩的政治局勢心存顧忌，認為它們難以抵制伊朗革命的挑戰，更妄論維護美國在中東的利益，所以華盛頓要尋找一個強有力的地區支持者，基于這樣的考慮，國力日趨強大的伊拉克就進入了美國決策者的視野。

盡管此時已處于薩達姆主導下的伊拉克也并非美國的朋友，但是相對于霍梅尼領導的神權政體，美國只有兩害相權取其輕了：

美國決策者希望以此種方式來維護自己在中東特別是波斯灣地區的利益。美國在兩伊戰爭中傾向于伊拉克還有其他因素。

戰爭的嚴峻形勢，使得伊拉克不得不日益依賴來自海灣各保守阿拉伯國家和埃及的武器和資金，伊拉克由此大大緩和了對這些國家的態度，這非常符合美國在本地區的戰略利益，因為這些國家皆為美國的友邦或盟友。

自從戴維營協議簽署后，美國重要的中東伙伴埃及就被阿拉伯各國排斥在外，埃及對伊拉克的戰爭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緩和阿拉伯各國特別是伊拉克，對它的抵制態度，推動它更快地回到阿拉伯大家庭，從而可以更好地為美國的中東戰略服務。

兩伊戰爭也為美國進一步干涉中東尤其是海灣內部事務提供了契機，戰爭爆發后的次月，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就向卡特總統提出了如下意見：

對此觀點卡特總統給予認同。

在兩伊戰爭期間美國對伊拉克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盡管有國會的反對，盡管伊拉克的相關政策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但是里根政府依然在1982年2月把伊拉克從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名單中刪除，這就為伊拉克向美國購買軍民“雙重用途”的裝備和技術打開了方便之門。

此后美國向伊拉克提供了具備“雙重使用目的”的直升機、重型卡車、裝甲救護車和通信裝備等。1982年里根總統還命令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向伊拉克提供情報、建議和硬件等以支持它同伊朗作戰；《紐約時報》2002年8月18日報道，美國情報機構當時雖然明知伊拉克在兩伊戰爭中將使用化學武器，卻依然通過一個機密項目為伊拉克提供重要作戰援助。

報道稱盡管里根政府高層官員當時公開譴責伊拉克作戰時使用芥子氣、沙林和其他毒氣，但是美國軍方官員表示，里根總統、布什副總統和國家安全事務高層官員，從未放棄對這一高度機密項目的支持。此外美國有60多名國防、情報官員向伊拉克提供有關伊朗軍事部署、作戰和空襲的詳細計劃，包括美國公司在內的一些西方國家的公司向伊拉克出售可以用作制造、生產核武器、生化武器和常規武器的材料。

美國參議院銀行、住房和城市事務委員會資料顯示，里根政府曾授權向薩達姆提供大量的軍民兩用物資，包括有毒的化學品和致命的生物毒素，該委員會主席唐·里格爾說：“我們的行政機關批準向伊拉克出口771種不同的雙重用途技術，我認為這是個災難性記錄。”

戰爭期間美國一些空軍軍官還曾被秘密派往伊拉克協同作戰。

為了更好地了解伊拉克的情況，加強雙方合作事宜，1983年里根總統派遣中東事務特使、曾在美國福特政府及后來的喬治·布什政府中出任國防部長的拉姆斯菲爾德，親赴伊拉克，并且在12月20日拜見了薩達姆，拉姆斯菲爾德告知伊拉克總統，美國正準備恢復兩國全面的外交關系，這讓薩達姆非常興奮。

1983年10月，里根政府還開始秘密允許約旦、沙特、科威特和埃及把美國武器轉交給伊拉克，這實際上違反了美國的《武器出口控制法案》。在這樣的氛圍中，里根政府中的一些官員甚至認為薩達姆是像埃及前總統薩達特一樣的可靠之人，他有能力把伊拉克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的世俗國家。因此，支持薩達姆對抗伊朗“瘋狂的毛拉”是美國的必然選擇，哪怕是伊拉克用化學武器來對付伊朗軍隊也得到美國的容忍。

伊朗在兩伊戰爭中飽受伊拉克化學武器的傷害。

據伊朗媒體報道，在這方面美國可以說是薩達姆的幫兇：

其實早在1983年夏，伊朗就向國際社會提出了對伊拉克在戰爭中使用化學武器的指控。雖然這一指控被證明屬實，但是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袒護下，伊朗的指控始終沒有轉化成國際社會對伊拉克的懲罰。

1986年3月，美國和英國一道阻止聯合國安理會通過關于譴責伊拉克使用化學武器的決議。3月21日，美國成為安理會唯一拒絕簽署譴責伊拉克使用上述武器聲明的國家。在美國等國家的庇護下，伊拉克最終逃過了因使用化學武器而可能招致的嚴厲制裁。

美國對伊拉克的偏袒和支持，自然會深深地刺激伊朗人的民族感情，引發伊朗人對美國的強烈憎惡。在很多伊朗人看來，是美國為了遏制伊斯蘭革命的發展而支持伊拉克向伊朗發動了侵略戰爭。霍梅尼曾直言，“美國利用薩達姆的無知和傲慢，煽動他侵略伊朗”，因此伊朗人民抵抗薩達姆政權的侵略，實際上就是抵抗美國的侵略，因為是美國在支持薩達姆政權侵略伊朗，薩達姆已成為美國霸權政策的工具。

在兩伊戰爭期間，美國政壇發生了一件涉及伊朗的政治丑聞——“伊朗門事件”。簡而言之，“伊朗門事件”指的是美國非法向伊朗出售武器，并用交易所得資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裝。

“伊朗門事件”與中東小國黎巴嫩密切相關，在1982年以色列侵入黎巴嫩后，黎巴嫩接連發生針對美國目標的爆炸襲擊，例如1983年4月的美國使館爆炸和美軍貝魯特兵營爆炸，分別有17和241名美國人喪生。

這一時期還出現數次綁架美國人的極端事件。

根據美國和以色列掌握的情況，此類綁架事件均系與伊朗關系密切的“真主黨”所為，要想使美國人質獲釋，就需要“真主黨”點頭，而當時能夠對“真主黨”產生實質性影響的外部勢力，非霍梅尼主導下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莫屬。

如何才能打通伊朗這個通道使美國人質獲釋呢？

其實這個問題在以色列和一些美國官員看來很簡單：向伊朗提供美制武器即可，因為深陷兩伊戰爭深淵的伊朗，當時亟需美制導彈以對付伊拉克裝甲車和空中優勢，以色列因此建議美國向伊朗出售武器以換取伊朗向真主黨施加影響，從而幫助美國人質獲救。

當時推動美國和伊朗進行接觸的因素，并不僅僅限于解救人質問題。在長達8年之久的兩伊戰爭中，雖然美國支持伊拉克對抗伊朗是顯而易見的，不過對于美國而言，如果能夠從交戰雙方均可獲利的話，那么它也不會拒絕和伊朗的“邪惡政權”進行接觸，只要這種接觸不會越過“不讓伊拉克失敗”這一底線，即可一其實這也符合美國外交決策的一貫傳統，那就是為了最終的獲利，美國不會把賭注壓在唯一的人身上，而是往往采取“雙軌”甚至“多軌”政策，這樣的案例在美國的外交實踐中比比皆是。

就革命后的伊朗而言，“瘋狂毛拉”主導的新政權自然是和美國的利益極其不合拍的，但是美國決策者并沒有因此而完全放棄和伊朗人接觸的努力。

在卡特和里根兩任總統期間，都有一些美國官員希望和伊朗新政權中的溫和勢力建立聯系，以希冀在霍梅尼死后能夠恢復兩國間曾經親密的雙邊關系，這正如里根總統在“伊朗門事件”曝光后所言：

另外，向伊朗出售它急需的武器還能給美國帶來即時的經濟收益，正是利用其中的部分收益，里根政府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提供了美國法律所禁止提供的援助。基于上述各因素的考慮，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正當兩伊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茶之時，盡管當時美國著重支持的是薩達姆領導下的伊拉克，但美國還是在以色列的牽線搭橋下和伊朗進行了較為頻繁的接觸，美制武器也因此得以通過以色列這個中介流入伊朗。

然而好景不長，1986年11月初，黎巴嫩一家雜志披露了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麥克法蘭曾于當年5月秘密訪問伊朗并且向伊朗運送武器之事。時任伊朗議長的拉夫桑賈尼在11月4日公開證實了這一報道，伊美秘密交易武器就此敗露。

美國國內對此一片嘩然，國際社會也是驚愕不已。早在1984年，美國就把伊朗列為支持國際恐怖主義的國家，并且因此強化了對伊朗已經實施了的包括武器禁售在內的制裁。

在兩伊戰爭期間，美國外交的一大重要舉措就是阻止外部武器流入伊朗，正如“伊朗門事件”的關鍵人物奧利弗·諾思所言：

在兩伊戰爭中美國一再警告其他國家切勿與伊朗進行武器交易，但是隨著“伊朗門事件”的曝光，美國“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嘴臉顯露無遺。

里根政府起初對這一棘手問題采取了一概否認的態度，但是新聞媒體的窮追不舍以及證據的不斷涌現最終使里根總統越發難堪，他不得不向國會領導人承認他批準出售軍事裝備給伊朗之事，并且說這樣做的目的在于與伊朗建立溫和的外交關系。

針對當時廣為流傳的、備受攻擊的“以武器換人質”的說法，里根總統則給予了堅決否認，他之所以對“以武器換人質”如此敏感，正如美國前國防部部長溫伯格在其回憶錄中表述的那樣，當時美國圍繞人質問題的討論中：

由此可見，如果里根總統承認了“以武器換人質”之說，他必會招致更大的非議。

但是里根總統的解釋并不能令美國人滿意，重壓之下，他不得不在1987年3月4日的電視講話中坦承，他對伊朗采取的行動最終的確演變成了以武器換人質的交易。這是“一個錯誤”，他對整個“伊朗門事件”負有全部責任。他說他并不知道售給伊朗武器所得款項轉移給尼加拉瓜反政府軍一事，但“作為總統，我不能逃避責任”。

以伊美武器交易為核心的“伊朗門事件”引起多方的強烈反應。自1979年發生德黑蘭美國人質事件以來，霍梅尼主導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就被大多數的美國人視為能夠對美國利益造成較大傷害的非理性政權，里根政府因此在1984年把伊朗列入支持或從事恐怖主義國家的名單之中，并且一再申明要對伊朗實施包括武器禁售在內的較為嚴厲的制裁，顯然伊美武器交易這件事與美國公開宣稱的價值觀和對外政策格格不入，從而引發美國民眾的極大反感。

再者，伊美武器交易也激起一些阿拉伯國家對美國的懷疑與不滿。兩伊戰爭不僅僅是伊拉克對抗伊朗的戰爭，在某種程度上講，這是一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戰爭。

里根總統非常看重中東地區溫和的阿拉伯國家，正如他所言：“我還認為，加強同溫和的阿拉伯國家的聯系，可能最終有助于我們解決中東的一些老大難問題。”

基于此等認識，在兩伊戰爭進行之時，沙特、埃及、科威特等溫和的阿拉伯國家均與美國保持著密切的外交關系，他們在支持伊拉克對抗伊朗方面還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

“伊朗門事件”敗露之際，沙特、科威特正在就美國向波斯灣增強軍事力量一事與華盛頓展開談判，它們得知美國向伊朗出售武器這一消息后非常憤怒。最后，西方大國對伊美武器交易也頗有微詞。兩伊戰爭爆發后，美國一再向世界申明自己的立場，正如時任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所言：“我們的一致政策是，任何國家都不應該向伊朗提供武器。”

但是，美國一方面禁止其他國家與伊朗進行武器交易，一方面自己卻把武器出售給伊朗，這自然會引起其他國家的非議。

這一點甚至美國人自己也心知肚明，“伊朗門事件”的主角諾思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

不可避免的，“伊朗門事件”的曝光使里根總統本人的聲望大跌，他所領導的政府遭受嚴重的政治危機。面對此景，里根政府別無選擇，除了立即終止與伊朗的交易外，他還要在對伊朗政策方面推出令國人滿意的且迎合阿拉伯盟友要求的強硬舉措。這樣，伊朗也就難免要承受來自美國的更為沉重的壓力了。

如果有其他關于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