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塊手表,五頭毛驢,趙樹理講出這句話時,沒有笑,也沒人笑,他說的是事實。
但這事實,在當時,卻成了“問題”。
這不是比喻,這是證據,他為此付出代價,也留下震撼一代人的作品。
“五頭毛驢”:真相被砸在地上,響聲很脆
趙樹理不是坐在書房里寫農村,他下地,他回村,他跟人掰扯,他寫出來的農村,不是“土得掉渣”,是苦得發麻。
1950年代,他回老家調研,一塊蘇聯產手表戴在手上,村干部盯了半天,咽了口唾沫,說了句:“你這塊表,在我們村能換五頭毛驢。”
不是比喻,是實價。
一頭毛驢值七萬塊(舊幣),五頭就是三十五萬,那時候一個普通農民,一年種地下來,掙不了五萬塊。
一塊手表,頂七年汗水。
趙樹理沒笑,他開始琢磨文藝界一個普遍現象:歌頌多,揭丑少。
從文藝座談會到《人民日報》副刊,農村“豐收畫”鋪天蓋地,沒有饑荒,沒有貪腐,沒有死亡。
可他剛從山西回來,見了三個饃饃分四家,見了老漢借錢娶兒媳,見了地主剛翻身又掉回去。
現實像一把生銹的鐮刀,劃破那些“烏托邦式”的圖畫。
他不服,他要寫。但問題來了。
他寫《小二黑結婚》,人家說:“你侮辱了老干部。”
他寫《李有才板話》,人家說:“你有反動傾向。”
寫了就挨批,越真越危險,可他不收筆,他說:“你可以不同意,但你不能讓我說謊。”
假農村真宣傳:他拿故事,對著臉打
當年農村文藝作品里,村民開大會、扭秧歌、打腰鼓、分田地、笑開花。
趙樹理冷笑,他直接寫了一個“神婆三仙姑”,專治這種“精氣神太好”的文風。
三仙姑嘴上念咒,背地里收錢,村干部信她,群眾怕她,舊社會的糟粕,被當成“民間智慧”繼續供著。
在《小二黑結婚》里,三仙姑反對二黑和英子的婚事,理由是“門不當戶不對”,理由老舊,但現實。
趙樹理沒寫英雄,而是寫“窩囊”,沒寫改革,而是寫阻力,他把農村最難看的那部分拿出來曬。
這不是藝術上的“挖掘”,是政治上的“碰瓷”,很多人覺得他“不合時宜”,但老趙知道,合時宜的東西,寫不出真話。
更可笑的是,某地宣傳隊把他劇本改了,把三仙姑變成“誤會中的熱心人”,最后還幫小二黑牽紅線。
趙樹理看完,沒罵人,就冷笑一句:“那你們演你們的,不用寫我名字。”
他不是寫作,他是頂著風寫抗議書。
他不是“人民代言人”,他就是人民
很多知識分子寫農民,像醫生寫病人,站得遠,說得輕。
趙樹理不,他是農民的兒子,會種地、會吵架、會熬粥,他知道“七分地三分坡”,知道“人情賬比高利貸還難還”。
他不替農民說話,他就是農民說話。
他的語言不是官話,是順口溜,是罵街話,是戲臺子上砸掛的狠詞,他寫的人物,個個帶著煙火。
比如“二諸葛”,一個愛出主意但主意都不中的混子;比如“狗剩娘”,罵完人就后悔的苦命婦人。
這些人,你在縣城吃個面、在集市拎個菜,就能碰見原型。
文藝圈有人說他“太土”,他說:“你們寫的‘新農村’,我走一圈,連豬圈都不見得有。”
他的土,是實土,不是樣板房貼的“仿古紅磚”。
他不信“典型人物”,他信爛泥里的命
趙樹理不喜歡“樹典型”,他不寫雷鋒,不寫董存瑞,他寫“有才”,一個嘴硬、愛貪小便宜、對老婆吆五喝六但對村干部不服氣的男人。
他寫《李有才板話》,連形式都不正經,上來就是“我說你聽”,不設章法。
但故事扎心,李有才家窮,老婆病了,村里分地,他分到一塊爛田,有才不服,吵,告,最后一個人拿鋤頭跟村長干上了。
不是因為革命覺悟,而是因為“我家沒吃的”。
趙樹理寫出底層農民的憤怒、苦、倔強,不美化,不拔高,他不怕“人物不正面”,他怕“故事不真實”。
他說:“我寫的是人,不是宣傳口號。”
他不信“高大全”,他信“偷油燈的人,也可能是最先反抗的那個人”。
“不合時宜的人”:趙樹理的代價
1958年,趙樹理在山西文聯發言,他照例沒說“成績”,只說問題:“現在農村很多人吃不上飯。”
會場安靜了三秒,掌聲沒響,他沒改口。
那年,全國都在講“畝產萬斤”,都在發“豐收圖”,趙樹理講“饑荒”,等于在喜宴上說靈堂事。
不久,他被停職檢查,原因寫得很模糊:“文學方向偏差,思想不積極。”
但所有人都明白,他講了不該講的實話。
從此之后,他的作品越來越少,能發的,不痛不癢,想寫的,被扣在抽屜里。
1963年,他寫了一篇小說,叫《鋤頭記》,里面寫了一個農民,為了換鋤頭,欠下三年債,出版方說:“這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旋律。”
趙樹理說:“但這確實是村里的主旋律。”
這篇小說被壓了整整20年,直到他死后才發表。
更黑色的還在后面,文革期間,他被抄家,被拉去“斗爭”,罪名很新鮮:“攻擊現實”“丑化干部”“混淆敵我關系”。
他不解釋,他也不認錯,他說:“要我編,我不會。”
1970年,他死了,死在一間破屋,窗戶糊的是舊報紙。
報上沒登消息,沒有悼詞,沒有追悼會,那個曾經寫出《小二黑結婚》的男人,就這樣,被風吹進了塵土里。
很多年后,有人問:“趙樹理晚年為什么不寫了?”
老舍一句話頂了天:“他不是不寫,是不愿撒謊。”
留下山藥蛋,炸穿文藝墻
趙樹理死后,“山藥蛋派”活了。
這是茅盾取的名字,意思簡單粗暴“土得掉渣,但能填飽肚子”。
“山藥蛋派”不寫大人物,不搞高格調,他們寫吃飯,寫借債,寫一個農民怎么在田里摔斷了腰,沒人管。
趙樹理是源頭,他不信華麗辭藻,他只信生活,他教寫作者:“別抬頭看標語,低頭看黃泥。”
1979年,《三里灣》再版,書攤上排起隊,一個農村讀者寫信給編輯:“這書寫得像我爸。”
《三里灣》沒主角,沒英雄,全是矛盾,合作化運動搞起來,村干部、貧農、富農、小商販全擰在一起。
不是哪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是每個人都在試圖活下去。
里面有句臺詞:“你說新政策好,我信你,可為啥我家還是吃咸菜?”
趙樹理從來沒寫“革命勝利”的宏大場面,他寫的是:“勝利之后誰來種地,誰來埋人,誰來還賬。”
他留下一種寫作方式:不信典型,不搞拔高,不裝感動,只寫苦、寫臟、寫憤怒、寫不服。
他的文學,是脫了皮的現實。
五頭毛驢,換不來一塊謊言
趙樹理的故事,不需要拔高,也拔不高。
他用一塊手表,對比出城鄉差距的荒唐;用一篇短篇,寫出干部和農民之間的裂縫;用一口土話,把整套宣傳語法拆得七零八落。
他的文學不是“文藝志愿服務”,是“現場記錄員”。
他的寫作不是“為人民服務”,是“替人民喊疼”。
他一生都在干一件事:讓真話,進文學。
今天還有多少“五頭毛驢”的比喻?還在,換個方式而已,房價、教育、戶籍、醫保,哪個不是城鄉鴻溝的投影?
趙樹理的意義,是讓我們知道:文藝不能總在演好日子。
好日子要演,爛日子更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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