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祖希

在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對于都城位置的選擇，有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侯仁之先生的《北京都市地理》（獄中腹稿）更多地從歷史地理的角度來論述，可謂高屋建瓴，獨樹一幟。

侯仁之先生與他的手稿

1941年侯仁之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因保護抗日愛國學生被日軍逮捕，并關押在日本陸軍監獄。他在獄中構思“北京都市地理”的腹稿，論述北京地理位置的重要戰略地位。1942年6月，他被日本軍事法庭以“以心傳心，抗日反日”的罪名判刑一年，緩刑三年。在獲得保釋之后，侯仁之便以“蠅頭小楷”將腹稿移于紙上，以備日后講課、寫作之用。

這份“獄中腹稿”，雖然已經過去了80年有余，但是這些可以稱之為經典的論述，仍值得我們靜下心來好好閱讀。

侯仁之先生認為，北京這個地方之所以能夠發展成為歷史都會，有它特殊的地理地位上的重要性。這就需要從現代地理學上“地理區域”的概念出發，把北京局部的地理地位，放在整體的地理地位的關系上來加以分析：

首先，從自然地理區域的觀點來看，北京正好處于兩大自然區域之間：其南為華北平原，其北為蒙古高原。從中國地形圖上可以看到，自北京向南逐漸展開一個面積近40萬平方公里的平原，這就是我國最大的平原——華北平原。這個略呈三角形的平原，其北面的頂點就是北京；其底部，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中原”。如果這個“三角形”的底邊再往南推，則可以一直延伸到長江沿岸，即中國地理上所謂的揚子江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這一區域在南宋以后，逐漸發展成為最重要的經濟區，歷史上曾有杭州、南京為都。由此，侯仁之先生認為，這個“三角形”的大平原之內所有貫通南北的交通路線，如果是自北而南，就會以北京為共同的出發點；如果是自南而北，又以北京為最終的輻射點。后來修成的京浦、京漢兩條鐵路線就是最好的說明。

呈東西走向、橫亙于北京北面的燕山山脈雖然是南北交通的最大障礙，但布列其間的山口，如南口、古北口、獨石口、喜峰口等都環列于北京小平原的邊際，成了南北往來的天然孔道。所以，無論是從華北平原北上，抑或是從蒙古高原南下，都必須以北京小平原為交會之區，而北京就在這種特殊的形勢下，成為把扼南北交通的總樞。

再從人文地理的區域觀點來看，地處華北平原與蒙古高原之間的冀北山地，既是兩個不同自然區域之間的過渡地帶，又是兩種不同經濟、不同文化之間的過渡地帶。在其南是農耕文化，其北則是游牧文化。兩種不同經濟、不同文化之間的關系，表現在中國歷史上就是歷代北邊的游牧民族與中原的農耕民族之間的“攻守戰”。

在侯仁之先生看來，“攻守戰”勝負的關鍵之所在，要看北京這個“過渡地帶”的命運掌握在誰手里：如果掌握在南方中原農耕民族的手里，那就可以從容設險，因地制宜，或許北邊可以無大患；但如果是被北方的游牧民族所占，那就有可能乘勢南下中原……而北京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漸漸地發展成為一個有著重要作用的大都會。歷史上契丹族政權的遼朝、女真族政權的金朝、蒙古族政權的元朝以及滿族政權的清朝等都設都于北京，就是最好的歷史見證。

從遼至明清，北京的城址有過多次變遷。侯仁之先生認為，“真正建都于北京的，不始于遼而始于金。”金之建都于北京，除去政治與軍事的關系而外，海陵王醉心漢文化也是一個極重要的原因。海陵王遷都之議既定，便下令調撥夫役，大興土木，一方面把原遼南京城的東南西三面向外展拓，一方面又大筑宮室。

金中都宮室的建筑，不但其規制仿自汴京，就是一部分建筑材料也是由汴京劫掠而來。所以，從建筑承襲的關系上看來，北京現存的宮殿建筑，清襲于明，明承自元，元承自金，金又承自汴梁，汴梁則上承洛陽與長安。脈絡清晰，自有淵源。

侯仁之先生還提到，元朝大都城內的宮殿是建筑在一個石砌的、呈工字形臺基之上。這種手法又為明清北京宮殿建設所傳承。人們今日看到故宮的主要建筑，由上、中、下三部分構建而成：上部為殿頂，中部為墻壁、窗欞以及門戶，下部為殿基。尤其是三大殿的殿基，由數層漢白玉疊合而成，周邊又圍以石欄，格外壯麗。

這種傳承，也是北京城特殊的歷史意義之所在。《金史》中對金海陵王營造金中都有記載：“至營南京宮殿，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遍傅黃金而后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

金代宮殿建筑中最特殊的一點，就是琉璃瓦的普遍應用，這也成為后來北京宮殿建筑上最顯著的特色。

金人的建設遠不只對城池宮殿，而且還著力于對近郊名勝的開發。例如玉泉山就是因為金章宗初建行宮于此，此后漸漸興建起來的；香山也是如此。金章宗還調用民夫工匠興建盧溝橋，而今它也成為一座重要的紀念物。不但如此，金章宗更把金中都東北郊外的天然湖泊加以人工疏浚，然后辟治園林，建筑行宮，以為游息之所。這就是現在北京城內“三海”的前身。

北京城最初奠基于元，號曰“大都”，蒙古語為“汗八里城”，就是“大汗之城”的意思。元代，這座新城的建設，與金中都東北郊外的一片湖泊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因為，這片湖泊自金以來就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風景中心，同時，給水也格外便利，這也是游牧民族所極其重視的。此外，還有一個有力的佐證，就是元朝的宮室分建于今中南海的東西兩岸：皇宮在東，約相當于今故宮之地；太子宮在西。這樣的規劃設計明顯表明是以湖泊為中心的。

城市的建設離不開水源。從金代開始，就非常重視北京近郊水源的開發。金代，引渾河（今永定河）之水一直往東，再到中都的西南城下，用以轉運西山木石，并命名為金口河。其后又因水道坡度太大導致泛濫，也就慢慢地淤塞了。

元建大都后，開鑿通惠河，解決了北京城作為全國都城的一個地理上的大問題。

遼之疆域僅至于白溝水，金人雖已拓至淮河流域，但仍是與南宋分庭抗禮的局面。到了元建都北京，那已是統一了全國。在大一統的局面下，如何維持遠在北方的政治中心——大都的日常運轉，就成了當時的一個大問題。元朝如此，明清兩朝亦莫不如此。

元代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便有了漕運制度的發展，把長江中下游流域的米糧，借用自然水道進行運輸，集中之后，再轉運北上以達于京師。

當時，元人一方面開鑿貫通南北的大運河，另一方面又倡導海運，且終元一代，因為運河初開，規制未備，海運始終不廢。至明代，河運大開，海運遂罷。當時，無論是河運，抑或是海運，都必須先運到天津，而后通過白河達到通州。

由通州至京師40里，并無自然河流。欲使東南之漕直達城下，必須用人工開鑿河道才有可能。然而，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北京附近的地形是西高東低。北京城至通州已是比較平坦的一段，然而路隔40里，地勢已降40余尺。因此，如果要開辟漕運水道，就會遇到三個主要問題：一是自然水源的探求；二是地形測量的準確；三是工程技術的精湛。郭守敬比較圓滿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探得昌平縣西南有白浮諸泉，以此用為水源，一面絕其東去之路，一面筑南北長堤50里（即白浮堰），引其水南下直達青龍橋，然后合一畝諸泉同隨于七里泊（即今之昆明湖），再由七里泊開河，東南直入京師。河流由京師西城入，從南城出，然后東下直達通州，其間共建閘二十四座，是為通惠河。河道既成，由南方而來的漕船，就可以直駛大都城內。

讀完《北京都市地理》（獄中腹稿）這本書，就不難理解三千多年來，北京何以從一個原始的聚落成長為邦國的中心、隋唐時期的邊防重鎮、遼代的陪都、金代的中都、元代的大都，以及明清的北京城，乃至在后來成為新中國的首都。

供圖/朱祖希

編輯/李喆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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