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當透明玻璃墻取代傳統教學樓的混凝土隔斷，當院長與學生共享開放式辦公桌，當 “設計” 不再局限于解決具體問題，而是成為連接科學、藝術與社會的 “元學科”—— 這所藏身于深圳南山區產業園的設計學院，正以空間與教育理念的雙重革新，挑戰著傳統學術體系的邊界。

作為曾執掌墨爾本大學設計學院的教育者，關道文（Tom Kvan）帶著跨越大洋的實踐經驗，在深圳創辦了一所 “不追求短期成果” 的設計學院。當數字時代重塑知識生產方式，設計教育該如何培養應對復雜未來的人才？這場對話揭開的，不僅是一所創新學院的籌建歷程，更是一次對教育本質的深刻叩問。

院長關道文在南方科技大學門口

受訪：關道文（Tom Kvan）

采訪：鐘剛、陳李虹

編輯：陳李虹

與關道文的對話，在南方科技大學創新創意設計學院的過渡校區中進行。創新創意設計學院如今的教學空間位于深圳南山區的一個產業園中，藏匿在寫字樓的其中三層樓里?？臻g不大，卻很特殊。傳統教學空間中的混凝土墻被透明的玻璃墻所替代，身處其中，我們可以看到任意一間工作室或會議室里正在發生的活動。在這里，包括院長在內的所有教職人員都擁有相同的辦公條件——開放空間中的一張辦公桌。

平等和試圖消弭隔閡是這個空間傳遞給我的感受，而這也是院長關道文所關注的問題。在他看來，大學應該是一個歡迎討論、批評和探索的地方，那么空間的建構也需要傳達這種開放和互相分享的氛圍，同時摒棄傳統教學關系中，教師與學生之間懸殊的權力關系。在這里，沒有什么是需要向他人隱藏的，這是他作為建筑師，同時又作為教育者的一種敏感。

過去，他在香港大學、悉尼大學和墨爾本大學等幾所大學的建筑規劃設計學院任院長，并在墨爾本大學任副校長一職。在墨爾本大學任職期間，籌建了墨爾本設計學院、設立多項跨學科研究項目并成功開展多項教學改革。2020年，他來到深圳，為這座中國第一個獲得聯合國“設計之都”稱號的城市，籌建一間符合其愿景的設計學院。

在關道文看來，設計不應停留在昨天既定的結果之中，只為解決眼前的問題而制造一個成果。設計應該去發現機遇、為未知的未來做好準備。但我們也會好奇，雖然深圳總以設計之都和敢為人先的創新為名，但在一個追求結果和效率的城市，不以具體短期成果為導向的教育能夠得到怎樣的發展和支持？在一種普世的價值觀中，具體的教育實踐呈現出怎樣的畫像？在數字時代，教育需要發生什么樣的變革？

從設計出發，我們談到的依舊是今天教育面對的諸多問題，我們看到一種試圖革新的實踐和理想，但在追逐短期利益和復制成功經驗的社會環境中，超出傳統教育經驗的革新，不是那么容易被接受，但他們仍然在一種艱難的處境中緩慢地行走。

以下為打邊爐與關道文的對話整理，按照慣例，發表前經由受訪人審校。

2020年關道文在被聘任之后，從墨爾本至香港隔離后到深圳酒店隔離

01

幫助學生了解自身的潛力

ARTDBL：你曾在文章中提出，要將設計視為一種能夠整合不同學科、領域的“元學科”，這個觀點是如何發展出來的？

關道文：在設計領域，我具有科學背景和藝術功底。最初我選擇成為一名建筑師，是因為我認為建筑設計領域可以很好地融合科學、工程學、物理學、心理學和藝術。

我對“學科”這個概念存在質疑，它意味著知識被拆分，并裝在不同的小盒子里。我認為這些都是虛假的，只是在貼標簽而已。這其實是一種談論特定事物的便捷方式。但對我來說，如果我想談論花，我不會跟你談論百合花，實際上我只想聊聊花朵，以及看到一片花海時的喜悅，但我們卻總執著于把知識裝進一個個小盒子里。

作為設計師，如果我們試圖為更好的世界出謀劃策，就不能局限于條條框框。這就是我認為應將設計作為一門“元學科”來探討會更好的原因。

很多人希望設計是一門學科，是因為這么做可以賦予設計，與物理、化學等學科同等的地位，但我希望我們能憑借其整合知識的能力，贏得人們對設計的尊重，而非成為孤立的存在。

ARTDBL：當設計作為連接多學科合作及推動創新的橋梁時，多學科和跨學科學習的難度無疑是較大的，在短短幾年的學院教育中，如何避免學生被培養為“淺層通才”的可能？

關道文：大學教育僅僅是成人經歷的開端，我們不應將其視為一個封閉且獨立的人生階段。在大學教育中我們試圖做的是：幫助年輕人了解自己的能力、潛力和機遇。在社會中，我們希望幫助他們找到一個知識領域或活動范疇，他們可以在其中做出貢獻并因此獲得收入，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在培養未來的公民，而不是為特定工作培訓員工。所以，我們的工作不是教授他們具體的技能或知識，而是傳授有助于他們做好許多事情的能力。

實際上你的問題是，教育者在這三年里要做什么？

學生在設計學院學習的時間只有三年，據我自己估算，教學生學會與設計所有相關領域的入門知識就需要八年時間，每個領域學三年的話，就得花二十四年，即便如此，你可能還是學不會。 所以，試圖把所有內容塞進三年的時間里是沒有意義的。

教育工作者的任務是研究如何在三年內讓學生做好準備，以便他們能夠繼續深造、學習更多知識。

我們教給學生一些基本的技能，這些技能能夠涵蓋設計中要做的各類事情。比如三維建模、增材制造、溝通交流、演講、團隊協作和解決問題、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工作等等，但我們也必須豐富他們的知識。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幫助他們了解如何解讀研究成果，然后開展自己的研究，并利用研究成果推動設計。

我們的目標是讓學生通過主動學習來有效地學習。在這個過程中，學生與教師合作，通過發現他們所需的知識和所需的技能來解決一個設計情景（a design situation），明白如何獲得這些知識并應用它們。學生創造了一個他們需要去獲知和行動的情景，然后他們有決心找到前進的道路。他們不僅學習特定的知識和技能，還學習獲得這些知識和技能的方法。這會引導向更深入的理解，而正是這種更深的理解會在未來令學生獲益。

研制年終作品展搭建

02

設計并非為了解決問題

ARTDBL：在跨學科合作過程中，設計如何擺脫“服務性角色”?

關道文：當我們為本科生準備教學課程時，需要考慮他們在此之前學過什么？所處的社會是什么樣的？學生是如何融入這個社會并與之互動的？學生需要先理解社會的復雜性和豐富性，才能真正通過設計做出貢獻。如果你不考慮人們的生活背景，你不知道設計的目的是什么，設計就僅僅變成一種制造東西的行為，在不考慮是什么、怎么做的情況下就做出了一個成果。

我們在教育中所做的區分之一是——設計并非為了解決問題。不僅僅是簡單地學習一些技能、發現一個問題，然后運用這些技能去解決具體的問題。設計必須想得更深遠，設計要從更宏觀的角度去思考，我把這稱為對機遇的探尋（seeking opportunities）。

設計師理應找到這樣的機會，然后進行創作。如果你僅僅局限于如何解決問題，那你只是生活在別人昨天的結果之中——昨天有人制造了一個問題，今天你來解決它。實際上并沒有改善世界，只是讓世界變得沒那么糟糕。所以，如果我們開辦一所設計學院，只是教學生解決問題的技能，那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為過去做工。

如果設計師僅是參與到別人的業務中并幫助他們解決問題，這意味著設計處于價值鏈中的非常低的地位。它對業務沒有實質性貢獻，而只是起到裝飾作用。

ARTDBL：在深圳辦學，有別于其他城市的特殊性在哪？

關道文：學生在剛入學時，對世界的了解往往非常狹隘，因為他們早期接受的教育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設計學院里，我們可以選擇訓練學生掌握特定的技能，使他們成為非常專業的人才，但這樣會讓他們對世界的認知變得更狹隘，讓其視野大大受限。

有些學校能夠培養這樣的學生，社會也需要一些這樣的人才。但這也是令人擔憂的事情，我們需要培養我們的學生以宏觀視角思考問題的能力，因為深圳存在巨大的機遇，這里的機遇能夠開創未來。如果我們在一座小城市辦學，當地有具體的產業發展而對人才有特定的要求（比如文旅或者電子行業），那我會建議設計教育應該更加具體。但在深圳，我不這樣認為。深圳一直在創造全新的事物。你可以試著回顧十年、二十年前深圳的產業是什么樣的，今天又是什么樣的。我們必須讓學生為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的未來做好準備。因此，他們需要有足夠的技能走出去，開啟下一步，但他們還需要知識、自信和批判性思維，這就是深圳所需要的。

我認為我們在這所學校所做的事情和其他學校不同。因為我們正在為更宏大的圖景提供選擇。如果我們和其他學校做得一樣，我們就不能做出貢獻。我認為如今我們需要通過做一些從未有人想過的事情，來讓世界變得更好。

世界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想出智能手機的點子，并非因為當時有人需要它，而是他看到這件事值得去做。事實上，我們如今在智能手機上所擁有的與史蒂夫·喬布斯當年所設想的完全不同，當第一代iPhone問世時，它并沒有一炮而紅，而是過了一段時間才大獲成功。

深圳所需要的，是能夠助力發掘潛力與機遇的設計，然后幫助產業進行創新，為這些機遇打造新的產業。我認為，這正是深圳政府一直以來所期望的。

深圳有志于創造屬于自己的市場，并且主導這些市場。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能與企業合作、融入企業進行創作、有未來愿景的設計師。iPhone就是設計引領行業的典范，而且還有很多類似的案例，他們注重設計，引領企業，并且獨具特色，得到人們的認可。

關道文在廣州拜訪蔡軍老師探討培養方式

ARTDBL：如何在教學上體現？

關道文：我們有很多項目制的教學協助學生融入社會，但不是通過解決社會問題，而是通過尋找機遇來實現。通過項目制教學，我們促進學生主動學習、深度學習。

去年我們參與了一個在羅湖開展的無障礙環境建設的項目，學生可以深入這個項目研究街道的布局、邊界，以及需要在哪里設置坡道或者如何設置標識牌，幫助視力不好的人看得更清楚……但我們的學生并不停留于此，他們發現，這個社區也有一種被外界忽視的文化。所以他們的無障礙項目探討的是：如何在這個被忽略的社區展現當地的文化，讓漫步在社區里的游客也能有所感受，發現這里與城市中其他地區文化的不同之處。從這里可以看出，學生學會了重新解讀關于無障礙設施的問題。

在你考慮無障礙設計的時候，其實已經做出了一些假設——無障礙設計是為了幫助行動不便者、聽力和視力障礙者。針對這個問題，我們有一些簡單且廣為人知的解決方法，例如把臺階降低，或者設置一個坡道，把標識做得更大或更高，將聲音與視覺效果進行對比或增強……

建造一個斜坡是比較容易解決的問題， 是標準化知識?，F實中，是否斜坡都在該在的地方，是另一個系統性的問題。但學生需要有洞察力才能發現，文化之間的障礙也需要被展示和跨越，明白無障礙性可能包括文化無障礙這類內容。這意味著他們明白不同文化之間所存在的差異，而且這不僅僅是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這是一個街區與另一個街區之間的差異。

那么在教學上，我們需要讓他們明白如何解讀文化，文化的構成要素有哪些，這些對問題更細微地感知，并且幫助他們開發一些可以在其他情況下使用的工具，從而克服那種非常簡單化的，對無障礙設施或文化的理解。這就是我們在社會環境中做事的例子，學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習，以一種創造性的思維方式思考。

ARTDBL：在中國，我們的無障礙設施做得并不完善，在一個連基礎設施都還沒做好的社會背景下，去做一種很有人文關懷且超前的“文化無障礙”時，如何平衡現實與理想之間的關系，如果走得太遠，是否會脫離當下的現實？

關道文：你說得很對，但讓我們思考一下，第一，這個社會背景所引發的問題是否是一個設計教育（或更廣泛教育）的問題？第二，關于現實和未來之間的關系，我們在設計學院里究竟想做什么？我們可以教給學生所有關于無障礙設施的基本常識，如果我們花16周的時間討論這個問題，到最后他們也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但他們永遠不會去超越問題、思考問題的另一面。

但如果采用我們的方法，他們就得去思考更重大的問題，了解過后，那些更直接、更簡單的事情就會浮現出來。那些具體的技能，他們在兩三個星期內就能學會，并不需要花16周的時間來考慮。其他技能也是同理，例如畫畫、三維建模。我們只有三年的時間，如何安排學生的時間是值得深思的。

以繪畫為例。繪畫是一種傳統的交流方式，在現代社會以及未來的世界，交流有許多其他形式。 作為一名設計師，他們需要學習如何溝通，而不是使用 19 世紀的媒介進行工作。如今很多傳統教育的內容已無必要，通過網絡等其他方式學習，要比接受正規教育更為簡便。這是教育在新科技背景下該如何演進的挑戰。

ARTDBL：提到這個，在今天的中國教育中存在一種巨大的沖突，學生會認為教師講授的內容很陳舊，他們選擇“用腳投票”，離開校園、不愿意去上課也不參與討論，因為他們可以在校外或者網絡上找到很多自己感興趣的課程，在今天，面對面的學校教育中，我們應該去教授什么？

關道文：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設計和產品領域，市面上有很多劣質產品，而且人們還在試圖兜售這些產品，而他們唯一的銷售手段就是降低價格。學校教育同樣也存在很多“劣質產品”，那你要如何推銷它呢？可以讓入學要求更低、學費更低，然后吸引學生來到這個學校，而不是去其他地方，但這并沒有改變糟糕的情況。

我們要做的是思考價值。學生上了一個小時的課，這一小時對他們來說價值何在？除了在其他地方也能學到的東西，你是否提供給他們一些在課堂之外不易獲得的東西。在線學習的方法有很多，但對接受教育的學生來說，其中更重要的一種能力是，理解所學的內容并批判性地評估所學內容的質量是否低下。這是我們要為學生培養的一種能力，這樣他們就可以為自己做出正確的選擇，然后選擇是否回到課堂。

學院春季戰略會后

03

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七零八落的拆分

ARTDBL：在我們參觀設計學院的空間設計時，聽到介紹說，你們所有的工作空間都是透明且交錯在一起，在這種空間中，許多靈感可能就在不同學科的相遇中迸發出來。這讓我想到，深圳不斷在強調的創意和設計，靈感到底來源于哪里？是否和散步或日常生活有關，而不是來源于頭腦風暴等某些特定形式。

關道文：回答這個問題可以有很多方式。有幾位名人曾說過，靈感是在你做了大量其他工作之后才會出現的。比如托馬斯·阿爾瓦·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所說，“天才等于1%的靈感和99%的汗水”。所以靈感隨時都可能涌現，但頭腦必須做好行動的準備，否則它就會從你身邊溜走，甚至你都意識不到靈感曾經到來。

我們在大學中的工作并非為學生提供靈感，關鍵是拓展他們的思維。這樣他們在遇到靈感時能有所察覺，也明白如何付諸行動，因此我們讓他們進行各種練習， 這有助于他們獲取想法，這些想法可能并不出色，但他們知道如何拓展，當好的想法出現時，他們就知道該怎么做了。

學生在智力和身體層面都要積極參與到實踐中，因為設計是需要親力親為的。你得編寫程序、創建對象、通過視覺呈現來傳達某些信息，所以你得做好準備。

第二件事是，我們不會把生活分割成一個個小部分。教育中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課程表的存在，活動被拆分得七零八落，并且在每門課里貼上標簽。在這門課上你會學到這些內容，在那門課上你會學到那些內容。一個準備好將靈感付諸行動的人不會這樣思考，他們必須準備好將靈感融入某種成果中，而這需要諸多要素。

例如，在設計領域，人們很熱衷于構建一種設計思維模式。天真的人會認為，如果不按正確順序走完所有步驟，就不能成為設計師。所以當他發現靈感的時候，必須回去重新思考，將那份靈感與第一步相契合，然后接著下一步，并將其貫徹到底。但我認為，設計思維模式是無稽之談，它并不能描述設計師的工作方式。

對于一名設計師來說，當你和孩子在街上散步時，突然有了做某件事的沖動，你必須能夠針對靈感和特定的情況做出恰當的行動，進行分析、開展研究。而不是說：“哦，好吧，我現在有靈感了。我必須執行第一步。”

所以在這樣一所學校里，我們拆除白墻，以玻璃墻替代。我們不劃分時間表，也不分割空間，開會、上課、去工作室等等，我們所做的這一切都是設計。學生的視野不再只是看著課程表和時間，在這個房間思考某個問題，然后去另一個房間想點別的。

學院新年師生午餐

ARTDBL：很多人會把工作和生活分割開來，但我們的編輯工作很多時候也與日常生活混在一起，我的同事曾分享，她會在炒菜的時候思考怎么做好一篇文章或做好一個標題，但是今天很多學生會認為自己是工具人，因為他們把生活和工作切分開來，最終造成人對工作的仇視。

關道文：這可能跟是什么樣的工作，或如何界定工作有關。當我們審視管理理論和職場時，放眼全球，會發現情況已經發生巨大的轉變，我們開始思考工作、商業和領導力。

早在20世紀初，19世紀末，人們就有這樣一種認識：通過工作細分可以獲得更好的產出。將工作分解為一個個獨立的步驟，并改進每一個步驟來提高效率。這實際上源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18世紀的理論。 而在20世紀初，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提出一種工作理論，并將其推廣到了工業規模。于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工廠里發明了生產線。這也成了20世紀世界發展模式的典范。 你必須帶著一套特定的工具前往特定的地點，完成你的工作。如果每個人都帶著工具同時到場開展工作，最后就能得到一個產品，一切都完成得很高效，但每一項工作都毫無意義。如果你一整天只做這一件事，那你的人生就沒有意義。而且你會發現，你的右臂很強壯，左臂卻很虛弱，你并非一個完整的人。

所以，我們后來逐漸明白，如果企業里的員工能夠勝任多項不同的工作，對企業而言會更有利。在20世紀中期，我們開始看到工廠和成熟的團隊。工人們會從一項任務轉到另一項任務，如果他們做了一段時間的三號任務，就會明白為什么一號任務很重要，進而能把一號任務完成得更好。 如果一號任務完成得很好，那么做三號任務就會更容易，這是一種系統思維的成果。

隨著我們從實體生產線轉向更多的腦力勞動，我們也有同樣的轉變。因此我們不再培訓員工只負責某一項工作，而是讓他們明白全流程的工作，然后我們轉向現在非常流行的，以客戶為中心的成果。

在很多業務場景中，我們會發現人們都在談論“以客戶為中心”。銀行不再根據自身內部效率來安排銀行服務，而是思考客戶的需求是什么，以及如何滿足他們。在醫學領域也有同樣的情況，瑞典改變了癌癥治療的方式。如今患者不用為了獲得不同階段的治療而去不同的科室就診，他們只需要前往一處地方，就能獲得癌癥患者所需的各類支持。這樣一來，癌癥患者的壓力降低，康復也會更快，人們開始討論以患者為中心的護理模式。

于是有些人會說，這就是設計思維。設計思維關注的是用戶，所以現在你去工程學院，他們會談到以用戶為中心的工程學，或者以人為本的工程學，因為他們突然發現工程學應該關注人們的需求，而不僅僅是工程師所擅長的事情。這就是為什么現在要教授設計思維的原因。

我們為什么要做這一切呢？因為這能讓人們因自己的工作而獲得回報。如果有人欣賞我的工作，那它就有價值，要是沒人欣賞，我的工作便一文不值，我整天只是在不停地打字而已。你需要花大量時間思考工作，因為這關乎你想要達成的成果。

ARTDBL：除了工業，如今的大部分教育也是在一種流水線式的教育狀態，在你看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在學生群體龐大的學校是否能夠推行？

關道文：在墨爾本大學的時候，我們實施了一套全新的本科和研究生課程體系。我所在的設計學院從1500名學生發展到了4000名學生，最后，本科設計專業的每個班有400名學生。

我不認為規模是個問題。教師知道學生需要學習什么以及何時學習；也知道學生如何理解這種學習，以及如何將其融入設計中；他們還知道哪些練習可以幫助學生練習知識，以及如何將知識吸收到更深的層次。

在教師授課后，學生們以20人為一組接受助教輔導。在此之前，助教們已經接受過教師的培訓，以幫助學生學習這些材料。輔導結束后，助教向教師傳達學生遇到的困難以及他們在哪里取得了成功。教師調整課堂，幫助學生學習下一節課的內容。這是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未來，人工智能助教可以通過提供反饋來幫助學生和教師。

有一點要強調的是，我們不是在教學生，而是在幫助學生“習得”（learning）。我在這里的同事們都很清楚，他們來這里不是為了傳授教學內容，不同的學生需要習得不同的東西，所以學生們需要了解某些主題，他們的學習方式也并不相同，有些人需要了解具體的事實，而另一些人則需要學習一般概念，然后再理解事實。

在一所設計學院里，我真心希望學生們了解這個世界，以及自己在這個世界中的位置。 這樣他們就能對各種情況進行概念化的思考，并提出能融合他們生活以及社會不同方面的設計方案。如果我們只給他們上關于顏色的課程，然后上材質的課程，接著上形狀的課程。他們會走向世界，思考顏色，然后材質，接著形狀，但他們可能會完全忽略設計。這是一種失敗。

所以在設計學院，我們必須幫助學生學會如何整合知識，形成一個整體，而不是按某種順序進行實踐。

關道文在學校騎車去開會

04

空間需要營造相互分享的文化

ARTDBL：在設計學院的空間設計中，我們能看到所有空間都是開放而能夠互相看見的，對今天的很多年輕人來說，他們常常需要一些自己的空間去進行一些實踐，但為什么私密的空間在這里是不被需要的？

關道文：我無法去考慮社會面的狀況，而只是針對這個學院的現狀進行考量。我們的場地非常有限，和學生相處的時間（課堂時間）也非常少。所以我需要在這所學校營造一種分享的文化，而不是那些讓人覺得，有某些事情不能讓你知曉的氛圍。

我們必須分享知識、分享我們的能力、分享我們的技能，必須讓人感覺到一種自由地接觸他人和獲取其他知識的氛圍。這種氛圍讓我們覺得自己有所貢獻，我們都可以學習，都可以變得更好，我們尊重彼此的差異，也尊重他人能做而我們做不到的事情，并且我們可以公開表達對他們的尊重。

這是一個文化構建的問題，你可以通過架構、規則來建立一個組織，并通過物理空間反映出這種文化。我認為大學應該是歡迎討論、歡迎批評、歡迎探索的地方。因此，其構成之一就是能體現這種文化的物理空間。

有人批評過我的辦公室，因為我就只有一張和其他人一樣的辦公桌，并且和同事們處在同一個空間?？傆腥藖戆菰L時會對我說：“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你是在侮辱前來拜訪的客人，因為你沒有特殊的專屬空間?！钡蚁Ｍ麄鬟f一種文化——人們尊重一位領導者是因為領導者的所作所為，而不是因為他有一張更大的辦公桌。

對我來說，構建一種讓人覺得自己有潛力和能力的文化氛圍，比因為沒有專屬的空間而讓人感到被怠慢，更加重要。

ARTDBL：我也了解到這種開放性空間是“創新型學習環境”（Innov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ILE）項目的一種實踐，這種實踐所發揮的效應如何？它與傳統的教學空間有哪些不同的影響？

關道文：我對空間的思考早于對其的研究。對空間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嘗試發現、歸納和界定一些事物。當我們走進老式的教室空間時，里面所有的課桌都排成一排，而且還無法移動。你會本能地感覺到，與站在前面的老師相比，學生的權力、權威和角色是有局限的。 那是一個圍繞理論教學構建的空間模型，在那個空間中，教師給學生講一些他們必須記住的內容。而另一種教育理念是，教師來到這里是幫助學生學習的，最重要的是，你所學的內容與此前所學的相比如何。這是一場在教育領域持續了很長時間的討論。

約翰·杜威（John Dewey）很久以前來到中國時也提出相同的理念，所以他當時在創辦學校的時候，更聚焦于學生的學習，并擺脫了對知識的刻板定義，摒棄傳統學校的模式。

例如，我們此時所坐的這個空間，我們之間隔著一張桌子，它使對話變得正式。但如果我們只是面對面地坐著，中間沒有任何物體，我們的交流和感受就會截然不同。我們之間本無隔閡，而這張桌子反倒讓我們產生了距離。

教學中也會發生同樣的事情。如果老師站在這里，學生們排好隊，那么對于這個教室里的活動就會有某種預設。而如果我們對學生們說：“進來吧，你們可以隨意挪動桌子。 你們可以在這堂課把桌子移到你想放的任何地方。”這樣就能改變學習的方式，老師在教室里走動，學生們相互交流，形成了互相幫助、學習的氛圍。

這種“創新型學習環境”（Innov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ILE），早在25年前就已建成。作為建筑師和教育工作者，我們正在改變教室里發生的事情。事實上，各國政府正在花費數十億美元來建造這些空間。但沒人掌握關于這種方案更優的實際依據，所以在2008年，我們啟動了一個研究項目，召集建筑師們參與，確切地探究其中的差異所在。

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要共同努力，確切找出哪些方面更出色，以及這是不是對公共資金的有效利用？而有效使用公共資金的唯一衡量標準是，學生們是否以更好的方式學習了知識？他們學得越多，就會變得越優秀。這個項目至今仍在進行，我們給大學和建筑師提供建議，還給教師提供幫助。有證據表明這樣做確實會讓結果更加理想，并且，這項工作也影響了我的思考。

關道文在過渡校區指導施工

05

“深圳已經變得懈怠”？

ARTDBL：過去有學者會說，深圳背負著特殊的使命，它所做的創新都需要在很短的時間內獲得結果，這與你們所做的事情會形成沖突嗎？也有人提到，你們在深圳的實踐很好，但似乎有點“水土不服”，這種“水土不服”是否也是因為這個城市提供了很多可能和希望，但同時它自身的文化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對真正的創新形成了制約？

關道文：我知道我們在這所學校所做的事情并非總能被接受。但是從教育的義務和責任來看，我會從更長遠的角度去考量。深圳非常注重結果，但我認為，接受這種對深圳的認知存在危險。如果只專注于那些能立即轉化為成果的事情，就有“懈怠”的危險。

我們在浙江省所看到的，是一個較為松弛的實驗性生態系統所帶來的顯著成果。這也是世界上其他地區的經驗，如果探究硅谷成功的原因，它并非源于單一的專注點或短期成果，所以城市需要一種平衡或綜合方案。

我們現在是一所規模較小的學校，我們對深圳的貢獻能力和規模較大的學校不同。我們有非常特別的學生群體，他們在科技領域準備得非常充分，所以我們應該認識到，設計學院必須與這個系統協同工作，它是體系的一部分。我們可以選擇培養我們的理工科學生，讓他們成為非常優秀的高科技設計技術員，能立即制造出更好的機器人和無人機。但我認為這對學生不利，對深圳也不利，因為我們會一直處于追趕已成熟行業的狀態。

在本科階段，我認為我們的職責是幫助學生，使他們在智力上足夠強大。在向知識權威學習特定領域知識的時候，有足夠的勇氣提出其他想法和知識。他們可以投身行業，學習如何做具體的事情。但如果我們僅僅進行科學技術方面的培訓，那么能夠應對新事物、具備強大自我批判能力的設計師教育又由誰來提供呢？

我認為深圳如此依賴外來人口的原因之一，是這個城市需要外來人口帶來批判性的視角和長遠的視角，然后才能真正開展工作。今天的深圳應該停止這種依賴的慣性，我們應該具備能提出宏大構想的本土人才。

所以當人們說我們的實踐在這座城市顯現出“水土不服”時，我會為此感到驕傲。如果我和地方已經很融洽，你就不需要我了。如果你不喜歡我做的事，我很樂意去別的地方。但正是因為我們與眾不同，才引發了討論。而其中一些討論可能會對這座城市有所幫助。

ARTDBL：也許深圳也不知道它的“水土”是什么。

關道文：深圳的文化是一種實干文化，而非反思文化。那些擁有更悠久歷史和更廣泛知識群體的地方，會花更多時間進行自我反思，也更自信。如果我們都只是來深圳短期工作的，那就把工作做好，別想太多。但如今的深圳已經發展到了一定階段，經過了足夠長的時間，有這樣一群人應該開始思考未來是什么樣，以及反思過往。上海也是如此，如果你回溯150年前，上海那時只是一個規模小得多的商業社區。后來，它逐漸成為一個實力更強的知識中心。

06

絕望，來自于被告知的明確未來

ARTDBL：你們在深圳的辦學具備十分優渥的條件，可以說這是一種很精英化的工作，今天的教育十分階級化，階級之間的撕裂很嚴重，我們能看到有未來的精英階層和看不見的大部分的底層，教育在這其中是在加劇這種撕裂感還是能夠去彌合這種撕裂？

關道文：這是一個非常龐大且復雜的話題。而我只能就這個話題提供非常膚淺的觀點。

我不認為我們的教育方法是精英主義的，無論在哪里，我都可以采用同樣的教育方法。它看起來會大不相同，但所運用的原則是一樣的。我們的責任是培養每個人懷抱希望的能力，我只需專注于我所教的學生。如果在社會上，有學生看不到希望，那我會非常難過，也不明白他們為什么陷入了毫無希望的境地。

當我觀察其他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時，學生和人們感到絕望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被告知自己的未來會是怎樣的，這看起來是個非常確定的未來，而已不再有其他可能性。這就是培訓和教育的區別。還有一種情況，如果我培訓你去做一份工作，我向你保證，那份工作的報酬會很豐厚，讓你過上好日子。但十年之后，不再有人需要從事這份工作的人，于是你沒了收入、沒了未來，也就沒有希望。這是傳統教育的問題。

ARTDBL：今天的中國大學遇到一個危機，就是大量的學生有抑郁情緒，老師很多時候是在讓學生安全地度過四年，這已經讓他們耗費了很多精力，老師似乎成為一個維穩的角色，我不知道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危機，并且它依舊在不斷地蔓延，中國的年輕人似乎很難看到希望。

關道文：這不是大學的問題，那些學生在進入大學之前就已經存在這樣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從哪里產生的呢？是在中學階段出現的嗎？是源于小學時期嗎？還是在他們上學前就已經在家庭環境中出現了呢？這可能源自他們的父母，甚至可能是從他們父母的父母那繼承而來的問題。

我注意到，我的教師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一部分壓力來自他們自身的職業發展，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們面臨著照顧學生的壓力。因此，他們不得不承擔學生的壓力。

我在其他國家的經驗是，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獨立于教學活動的體系來幫助學生。但在中國，教師要對學生的心理健康負責，這是不合理的。因為一旦有一名學生承受著精神壓力，一個班級的學生都將承擔不同類型的壓力。

作為對此負責的老師，你可能面臨兩種選擇：以一種不把問題混為一談的處理方式持續地進行教學，而不去考慮學生是否變成了學習機器，即使他們正承受某種壓力；或者開始調整自己的教學方式，讓學生的壓力小一些，但那樣的話，教學就變味了。

我認為教師不應被置于必須作出這種選擇的境地，學校和社會應該有更合適的方式來處理學生的心理壓力，并且這些工作不應該在課堂里進行。

南方科技大學創新創意設計學院第一批畢業生的畢業慶祝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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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力來自于“習得”，而非“教學”

ARTDBL：今天中國的學校教育中，教師和學生似乎在教育系統中失去了進行教學和學習的驅動力，在你看來，教育系統如何才能對身處其中的個體產生驅動力？

關道文：在19世紀末，科學就是記錄世界上已知事物的研究，當時普遍存在一種假設：科學在記錄方面已經如此出色，以至于我們很快就會知曉一切。因此，一些從事物理和數學研究的科學家得出結論，認為數學的發展已到盡頭，因為他們覺得研究已經完成，并將這一觀點記錄了下來。

今天的很多教學活動都是基于這個假設建構的，選取那些需要人們理解的已知的事實，分解成一個個可以傳授的單元，傳授并要求學生吸收這些知識。 但如今我們開始意識到，我們并不了解這個世界。僅僅了解地質學的一切并不足以理解整個宇宙，僅僅學習牛頓物理學，也不足以解釋各處正在發生的現象。因此，在19世紀末之后，量子物理學的發展也開始引發了一些問題。

我記得尼爾斯·玻爾（Niels Henrik David Bohr）說過，“如果你在20世紀20年代了解物理學后，并不為之感到害怕，那說明你還沒弄懂?！彼晃粗氖挛飮樀?，如果今天的我們覺得自己并非無所不知，那我們也處于同樣的境地。所以教育不該將知識點整理成“數據包”，然后把這些“數據包”傳授給學生，讓他們記住里面的內容，再把它重新整合起來，以為這樣他們就會了解這個世界。

對很多人來說，今天的世界很令人恐懼，因為有太多我們不理解的事情。我認為教育的最佳方式是以“習得”為驅動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學生正在培養自己學習的能力。他們將運用這種能力去了解十年后，他們即將身處的世界。

誰知道接下來會出現什么？在我人生的初期，世界上沒有電腦。而現在，電腦無處不在。目前，人工智能主要圍繞大語言模型展開，但大語言模型并非人工智能的第一種形式，也不會是最后一種形式。大語言模型存在一些局限性，那當我們涉足新型人工智能領域時，會發生什么？

教育體系并非以“教學”為驅動，而是以“習得”為驅動，這要求我們要聚焦學生。作為學校里的一名教師，我一直在學習。我花了很多時間學習人工智能，我所在的學校也在更多地了解人工智能，我和我的學生們一起學習，而不是我在教他們。主動學習要求學校以“習得”為中心，而不是以“教學”為中心。 學生只是參與到學習的過程中來。

ARTDBL：教育的創新和發展因涉及龐大的參與系統，是一件艱巨的事情，如外部環境、學校文化、教學實踐者、行政和管理團隊的影響等，在你以往的經驗中，在一所學校如若要推動一項新的改革，如何讓已有的實踐團隊能夠理解和更新舊有的知識架構。

關道文：我參與中國香港和澳大利亞的教育改革約有30年了。我們在南方科技大學所做的，只是這場全球變革的一部分。為什么我們要改變教育？是因為社會需要不同的東西。我們前面談到了工作，如果你所處社會的工作崗位非常單一狹窄，那你需要的只是培訓單一的工作技能。然而，現代工業需要能夠發現機遇的創新型思考者，這正是數字經濟和數字世界所需要的。因此，教育必須變革，這種變革已經進行了很長時間，只是深圳的教育改革還沒有達到世界其他地區的同等階段。深圳的產業在不斷發展，它正從組裝電腦硬件轉向編寫軟件，再到更注重服務的創造，這是一個過程。而這需要不同類型的人才。

在這所年輕的學校，我們有很多非常年輕的教職員工。他們已經經歷了這種社會轉向的差異，他們早已了解不同教育形式的潛力所在。因此，憑借他們靈活的態度，創辦這所前沿和前瞻的學院相當容易，我們的教師對此沒有任何抵觸情緒。

從更宏觀的背景來看，情況要更艱難。中國的法規變化比較慢，相關部門的調整也更慢，所以我們必須在一個變化較為緩慢的框架內開展工作。但這是不可避免的，我必須做的是，在同事們的幫助下弄清楚變革所處的框架。我們在招聘的時候，會說明我們正在努力做的事情，只有對這個實驗感興趣的人才會加入我們。所以我們能夠以一種新的方式來建造這所學院。

當我在墨爾本的時候，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我身上。我于2007年加入墨爾本大學，到2009年，整個學校在對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進行改革。這涉及數萬名學生。當時，墨爾本有3萬名學生，還有成千上萬的教師都得做出改變。 所以從2007年開始的三五年里，我一直在應對這種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在我所在學院引發的問題。有60名教職員工必須學會改變，他們中有些人選擇辭職離開，有些人做出了改變，同時我們還招聘了新人。

當我們在墨爾本大學校長的領導下開始進行那項變革時，全澳大利亞都在關注著我們，并且認為我們做的事情是錯誤的。但如今，澳大利亞的其他大學也在效仿這一變革，因為他們意識到這是正確之舉。

畢業生能力要求

ARTDBL：你認為學生在離開學院的時候應該習得什么樣的能力和品德？

關道文：我在建院之初就列出了八組畢業生應該具備的能力，廣東文化喜歡“八”。我認為設計教育不同于物理或數學教育。在設計領域，我們與社會協同工作，并且正在對未來產生影響。 所以設計師的決策和職責與物理學家的職責有所不同。在設計學院學習的第一年，我們開設了一門倫理學課程。向學生介紹設計師的道德責任，以及倫理和道德影響。在教育的一開始就涉及這些內容，是因為我認為這是設計師最重要的職責之一。

他們如何能夠改善社會、提升體驗以及改善他人的生活。即使是一個簡單的決定，都可能會產生重大的倫理后果。

所以，我希望學生在本科畢業時能夠做到的是，認識到其他人所創造的知識的價值，并且學習如何在自己的工作中負責任地運用它，這樣他們就能做出符合道德、負責任的決策。這意味著他們必須思考自己的工作如何融入一個更宏大、更復雜的體系。

在前面我說過，設計并非解決問題。關于這個問題，我想再補充一點，如果設計是在解決問題，那就會把世界看作簡單的系統——我做了A，就會得到B。但社會非常復雜，當我給你某樣東西的時候，我無法預知你會有哪些后續的反應。設計師必須學會在復雜且具有適應性的情境中工作。

我們要明白，大自然是一個復雜自適應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當我們把世界簡化為簡單的工程場景時。實際上，是在與自然對抗。所以，如果我們只是把你培養成一名設計師，你就只能在簡單的系統中工作。但如果我們對你進行了恰當的教育，那么你在今后的人生中，應該就能夠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中工作。

讓具有科學技術背景的學生，理解社會是一個復雜的自適應系統這一概念，不是他們在中學和課本上能學到的。這需要時間，但至少你會開始那樣想。而這就是倫理和道德發揮作用的地方，因為你的選擇會影響人們。我們將做出決策以及承擔決策的后果。

來源：打邊爐ARTD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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