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游新聞記者 賈晨 攝
甘肅天水“褐石培心幼兒園”血鉛超標事件曝光后,通報稱,培心幼兒園251名幼兒,血鉛異常233人、正常18人,最低的206微克,最高528微,不能簡直地說成是“異常”,而是鉛中毒,有的幼兒牙齦已經出現黑色斑點!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兒科學教授顏崇淮說,根據孩子們的臨床表現、血鉛水平和過往案例來看,可能是慢性鉛中毒(超過3個月),孩子體內的鉛絕大多數可能沉積進入了骨骼系統,治療時血鉛下降,停藥后血鉛還會反彈,一般要重復若干療程以后,血鉛不再反彈了,才會停止驅鉛治療,進入營養和行為治療階段,并持續隨訪到血鉛下降到100微克/升以下。
他指出,“鉛的神經發育毒性可以說是不可逆的,也就是即使通過治療,血鉛恢復正常了,但智商很難恢復到原來應有的水平。比方說,血鉛升高到300—400微克/升,不治療智商大約丟失7分,但通過積極治療,可能再爭取回來2-3分。”顯然,這是不可逆的,一輩子的傷害。
這一事件,不僅暴露了小城市、落后地區在公共衛生、食品安全和監管體系上的系統性潰敗,更讓我深刻意識到,在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的中國,選擇大城市、發達地區生活,不僅是為了更好的發展機會,更是為了最基本的健康與安全。
天水血鉛事件并非孤例,而是小城市治理能力低下的典型縮影,假定鉛中毒就是因為彩繪顏料用于食品吧,而涉事幼兒園長期使用含鉛工業顏料制作“彩色饅頭”“玉米腸卷”,而監管部門既未發現違規添加劑,也未對食品留樣進行定期檢測。相比之下,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幼兒園普遍實行“明廚亮灶”和區塊鏈溯源,家長可通過手機實時查看后廚操作,食品安全透明度遠高于小城市。
天水當地醫院缺乏血鉛快速檢測設備,患兒被誤診為“脾胃虛弱”,延誤治療長達數月,而西安、上海等大城市的三甲醫院擁有國家級中毒救治中心,可提供精準檢測和驅鉛治療。
更諷刺的是,天水官方檢測結果與西安醫院數據相差懸殊,部分患兒在天水被告知“血鉛正常”,卻在西安確診為重度中毒,這種檢測能力的差距,或者說地方保護主義導致的“沒事”,直接決定了孩子的命運。
因為家長反映,初期投訴時遭遇“電話無人接聽”“不允許錄音錄像”等阻撓,甚至被勸誡“勿發視頻影響地方形象”,而在法治更健全的大城市、發達地區,維權渠道更暢通,媒體監督更活躍,類似事件往往能更快進入公眾視野并得到解決。
北京、上海等地的幼兒園普遍實行“校長陪餐制”“家長膳食委員會”,食品采購需公示來源,添加劑使用需備案。大城市、發達地區的頂級醫院擁有國際領先的重金屬中毒診療技術,可最大限度降低鉛中毒對兒童的神經損傷。教育資源上,大城市、發達地區的國際學校、優質公立學校普遍配備專業營養師,食品供應鏈經過嚴格篩選,家長基本上無需擔心“毒饅頭”問題。
此外,大城市的媒體、NGO和市民監督網絡更發達,一旦發生公共衛生事件,往往能迅速形成輿論壓力,倒逼政府回應,而不像小地方使勁地“捂蓋子”。
天水事件中,最令人心碎的細節是,不在幼兒園吃飯的孩子,血鉛值顯著低于其他患兒。這說明,即使在同一座城市、同一個地方,個體的選擇也能極大影響健康風險。而當我們把視野放大到全國,這種差異更加明顯,大城市、發達地區嚴格的監管、高效的公共服務、成熟的公民社會,共同構成了一道安全屏障,而小地方監管滯后、醫療薄弱、維權艱難,讓普通人被迫承擔更高的生存成本。
因此,選擇大城市、發達地區,并非僅僅為了更高的薪資或更繁華的商圈,而是為了讓孩子遠離“毒饅頭”、“毒跑道”等本可避免的健康威脅;讓家人在突發疾病時,能第一時間獲得頂尖醫療資源;讓自己生活在法治更健全、信息更透明的環境中,減少被權力或資本隨意碾壓的概率。
血鉛超標的數據可以隨著治療下降,但神經損傷不可逆轉;監管漏洞可以事后修補,但孩子的健康無法重來。與其寄希望于“小城市(落后地方)會變好”,不如主動選擇已經證明更安全的地方。
在我看來,當一個地方治理能力無法保障基本安全時,選擇離開,不是逃避,而是對生命負責的理性決定。大城市的房價或許高昂,但小地方、落后地方低權利的代價,才是真正的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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