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游新聞記者 賈晨 攝

甘肅天水“褐石培心幼兒園”血鉛超標事件曝光后，通報稱，培心幼兒園251名幼兒，血鉛異常233人、正常18人，最低的206微克，最高528微，不能簡直地說成是“異常”，而是鉛中毒，有的幼兒牙齦已經出現黑色斑點！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兒科學教授顏崇淮說，根據孩子們的臨床表現、血鉛水平和過往案例來看，可能是慢性鉛中毒（超過3個月），孩子體內的鉛絕大多數可能沉積進入了骨骼系統，治療時血鉛下降，停藥后血鉛還會反彈，一般要重復若干療程以后，血鉛不再反彈了，才會停止驅鉛治療，進入營養和行為治療階段，并持續隨訪到血鉛下降到100微克/升以下。

他指出，“鉛的神經發育毒性可以說是不可逆的，也就是即使通過治療，血鉛恢復正常了，但智商很難恢復到原來應有的水平。比方說，血鉛升高到300—400微克/升，不治療智商大約丟失7分，但通過積極治療，可能再爭取回來2-3分。”顯然，這是不可逆的，一輩子的傷害。

這一事件，不僅暴露了小城市、落后地區在公共衛生、食品安全和監管體系上的系統性潰敗，更讓我深刻意識到，在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的中國，選擇大城市、發達地區生活，不僅是為了更好的發展機會，更是為了最基本的健康與安全。

天水血鉛事件并非孤例，而是小城市治理能力低下的典型縮影，假定鉛中毒就是因為彩繪顏料用于食品吧，而涉事幼兒園長期使用含鉛工業顏料制作“彩色饅頭”“玉米腸卷”，而監管部門既未發現違規添加劑，也未對食品留樣進行定期檢測。相比之下，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幼兒園普遍實行“明廚亮灶”和區塊鏈溯源，家長可通過手機實時查看后廚操作，食品安全透明度遠高于小城市。

天水當地醫院缺乏血鉛快速檢測設備，患兒被誤診為“脾胃虛弱”，延誤治療長達數月，而西安、上海等大城市的三甲醫院擁有國家級中毒救治中心，可提供精準檢測和驅鉛治療。

更諷刺的是，天水官方檢測結果與西安醫院數據相差懸殊，部分患兒在天水被告知“血鉛正常”，卻在西安確診為重度中毒，這種檢測能力的差距，或者說地方保護主義導致的“沒事”，直接決定了孩子的命運。

因為家長反映，初期投訴時遭遇“電話無人接聽”“不允許錄音錄像”等阻撓，甚至被勸誡“勿發視頻影響地方形象”，而在法治更健全的大城市、發達地區，維權渠道更暢通，媒體監督更活躍，類似事件往往能更快進入公眾視野并得到解決。

北京、上海等地的幼兒園普遍實行“校長陪餐制”“家長膳食委員會”，食品采購需公示來源，添加劑使用需備案。大城市、發達地區的頂級醫院擁有國際領先的重金屬中毒診療技術，可最大限度降低鉛中毒對兒童的神經損傷。教育資源上，大城市、發達地區的國際學校、優質公立學校普遍配備專業營養師，食品供應鏈經過嚴格篩選，家長基本上無需擔心“毒饅頭”問題。

此外，大城市的媒體、NGO和市民監督網絡更發達，一旦發生公共衛生事件，往往能迅速形成輿論壓力，倒逼政府回應，而不像小地方使勁地“捂蓋子”。

天水事件中，最令人心碎的細節是，不在幼兒園吃飯的孩子，血鉛值顯著低于其他患兒。這說明，即使在同一座城市、同一個地方，個體的選擇也能極大影響健康風險。而當我們把視野放大到全國，這種差異更加明顯，大城市、發達地區嚴格的監管、高效的公共服務、成熟的公民社會，共同構成了一道安全屏障，而小地方監管滯后、醫療薄弱、維權艱難，讓普通人被迫承擔更高的生存成本。

因此，選擇大城市、發達地區，并非僅僅為了更高的薪資或更繁華的商圈，而是為了讓孩子遠離“毒饅頭”、“毒跑道”等本可避免的健康威脅；讓家人在突發疾病時，能第一時間獲得頂尖醫療資源；讓自己生活在法治更健全、信息更透明的環境中，減少被權力或資本隨意碾壓的概率。

血鉛超標的數據可以隨著治療下降，但神經損傷不可逆轉；監管漏洞可以事后修補，但孩子的健康無法重來。與其寄希望于“小城市（落后地方）會變好”，不如主動選擇已經證明更安全的地方。

在我看來，當一個地方治理能力無法保障基本安全時，選擇離開，不是逃避，而是對生命負責的理性決定。大城市的房價或許高昂，但小地方、落后地方低權利的代價，才是真正的不可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