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圍繞“血鉛事件”的第三篇文章，也是最后一篇。

（寫在開頭：要注意下文數量單位，每升對應微克μg，每公斤對應毫克mg）

第一篇《》，說的是“血鉛事件”最直接的原因，該幼兒園涉案8人，無視國家、甘肅省關于食品添加劑的禁令，將明確標注“不可食用”的顏料，添加在幼兒園兒童食物里，僅僅為了做出來的食品好看，這就是蠢和壞，面對這樣的蠢人、壞人，再嚴密的監管也不可能杜絕，唯有嚴懲，殺一儆百。

第二篇《》，從非當事人的角度，面對洶涌的信息，如何最大限度避免社會熱點信息對個人認知的污染，盡可能還原事實真相。

第三篇，則是新一輪的全國去鉛化改革，尤其是即將到來的“十五五”土壤污染防治。

中國人往往高估政府的力量，覺得政府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如果不做，就認為是政府內部有“壞人”。但事實并非如此，政府掌握的力量當然強大，但改革面臨的阻力也非常大，而且這種阻力往往來自人民內部，改革本質就是“《》”，這就意味著，當改革開始的時候，首先到來的是利益受損者的強烈反對，獲益者尚未出現，而從人性角度，利益受損者更傾向于站出來反對，獲益者往往默不作聲。

比如1997年香港回歸后，首任特首董建華在首份施政報告中雄心勃勃地提出十大工作計劃，最引人矚目的就是“八萬五計劃”，即每年興建公營和私營房屋單元不少于8萬5千個、十年內全港七成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縮短至三年，真正實現“居者有其屋”。

這項改革當然是有利于大多數香港居民，然而這項改革剛開始，就遭到強烈反對，大房地產開發商制造輿論，煽動部分香港民眾強烈抗議，反對政府干預房地產的市場經濟，最終“八萬五計劃”半道夭折，香港民眾居住難始終沒有解決，直到2023年才再次提出類似計劃。

這次“鉛中毒”事件也是類似的。

在這起事件中，有三件事比較令人奇怪：

一是為何一開始發現兒童鉛濃度異常沒有引起重視？

二是為何當地醫院稱血鉛濃度每升200微克以下“沒事，不用住院”？

三是為何紛紛跑到西安區檢測治療？

第三點很簡單，中毒科醫生本就不足，而鉛中毒治療對醫療設備和技術的要求很高，因此西北地區能夠提供全程治療的醫院很少，西安是距離最近的。比如精確的血鉛濃度檢測設備，一臺就是幾百萬，而進行降血鉛的治療，還需要關注臟器情況，也要求設備和經驗技術的支持。

何況自家孩子都血鉛異常甚至鉛中毒了，當然要去知名大醫院，到了大醫院，當然要重新進行血鉛濃度檢測。相比指尖血檢測，靜脈血檢測才更精準，對環境、檢測技術的要求也更高，一般三甲醫院未必能夠精確測量。

一、二點原因也不復雜。

雖然經過30多年的治理，中國城市兒童血鉛濃度已經從1997年至2000年的每升98.566微克，下降到2001至2010年的每升69.61微克，再到近年來的每升30微克左右，但兒童血鉛濃度超標仍然較為嚴重，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公布的報告，中國血鉛濃度高于每升50微克的兒童人數估計有3123萬人。（數據源：國土資源部下屬研究所韓志軒等2017年發表論文《中國城市兒童血鉛含量變化趨勢及其影響因素》）。

這是不是看起來很嚇人，然而這已經是30多年強化治理的結果。想想看1997年到2000年兒童平均每升98.56微克，意味著大概一半兒童血鉛超過每升100微克。而每升30微克，即使按照正態分布，也一定有不少孩子血鉛濃度超過每升100微克、200微克，按照2006年原衛生部制定的《兒童高鉛血癥和鉛中毒預防指南》，分別對應“高血鉛癥”和“鉛中毒”。

比如天津市婦女兒童保健中心杜悅新等人于2022年發表論文《2016—2020年天津市59203例兒童血鉛水平動態分析》，該論文統計了天津59203人次的兒童血鉛檢測情況，統計顯示歷年血鉛中位數為每升69.4微克、64.73微克、53.71微克、39.53微克、35.66微克，而“高血鉛癥”檢出率分別為7%、2.88%、1.14%、0.88%，也就是說哪怕到2020年，天津仍然有接近1%的孩子血鉛濃度超過每升100微克。

這個100微克的濃度標準，來自美國疾病防治中心1991年確定的血鉛中毒閾值，當時研究認為超過這一標準，會對中樞神經系統造成嚴重損害，需要進行治療干預；2003年前后，新研究發現，哪怕血鉛濃度超過每升50微克，仍然會造成兒童認知功能障礙或神經功能損害，因此，如歐洲、美國等發達國家進一步下調血鉛濃度干預的參考值。

歐洲目前普遍執行每升50微克標準，2021年美國根據美國兒童血鉛水平的第97.5百分位，設置為每升35微克，這個第97.5百分位，意思是當時統計美國有97.5%的孩子血鉛濃度低于每升35微克。

這里可能會有讀者疑惑：不是說美國存在嚴重的“鉛水管污染”嗎？為什么美國兒童血鉛濃度含量這么低？這是因為美國高度分化，由于持續幾十年的去工業化和無鉛化，美國多數兒童血鉛濃度迅速下降，但貧民區、鐵銹帶反而更加嚴重。

但注意，無論每升35微克、50微克還是100微克，都是提醒高度關注，需要采取行動找出鉛來源，并非含量低就無害。根據目前人類的研究，在日常可以接觸到的常見金屬中，鉛是唯一在人體內毫無生理益處、純粹具有毒性的重金屬，哪怕是劇毒的砷也可以用于白血病治療，而汞還能用于牙科合金，唯獨鉛在任何劑量下都有害無益。

而由于兒童對鉛吸收效率更高、排出速率更低，而且鉛還能導致兒童永久性損傷，鉛就成為唯一被國際社會系統性淘汰的常見金屬。

2021年10月，世衛組織發布《世衛組織鉛暴露臨床管理指南》，建議對血鉛濃度超過每升50微克的人員，應確定鉛暴露的來源，采取適當措施來減少和終止暴露。（注意下圖單位為每分升5毫克，10分升等于1升）

同樣在2021年，國家衛健委牽頭制定新的《0—6歲兒童血鉛參考限制標準》，準備更新2006年每升100微克的血鉛濃度標準，調整為世衛組織新劃定的每升50微克，然而征求意見稿發布后，直到現在，仍然未確定為正式的執行標準。

原因就在于這一標準遭到了抵制，涉及面太大，而又缺乏全民的普遍支持。中國在降低鉛污染方面，其實屬于比較激進的，也遭到了很大阻力。

除了從事冶煉、電池制造等含鉛行業導致的職業暴露，一般成人以及兒童血鉛來源主要來自空氣、食物和環境接觸，空氣和食物是最主要的原因。

而在中國，比較普遍的規律是：城市兒童血鉛濃度高于農村、南方城市高于北方、男孩高于女孩，就與上述三者有關。

國家按照危害嚴重度進行了30多年的治理。

早在1981年就出臺食品添加劑衛生標準，明確禁止鉻黃作為食品染色劑，之所以禁止就是因為當時很多小作坊濫用含鉛色素制作糖果、糕點等食物，導致兒童鉛中毒事件頻發。

到了1991年，頒布首個車用無鉛汽油標準，明確規定汽油中不得含鉛，開始推動汽油標號提升和去鉛化，1993年正式啟動汽油無鉛化計劃，將“2000年實現全國汽油無鉛化”列為正式目標，然而根本壓不住，含鉛汽油仍然大行其道。

1997年一次針對北京兒童的檢測，發現北京兒童血鉛均值高達每升97.1微克，這一事件加速了無鉛化進程，1998年國辦發布通知，要求2000年1月1日起所有汽油生產企業一律停止生產車用含鉛汽油。

最終2000年6月全國全面實現汽油無鉛化。

解決無鉛汽油問題后，由含鉛尾氣導致的城市兒童血鉛濃度嚴重超標的情況得到迅速好轉。根據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王冰等2013年發表的《我國禁用含鉛汽油后兒童血鉛水平的變化》，禁用后，2002年之前、2003年至2005年、2006年至2008年三階段，兒童血鉛均值分別為每升85.02微克、83.63微克、61.82微克，大于每升100微克的比率分別為27.68%、25.97%、10.9%。

含鉛尾氣解決了，新的挑戰又來了。

入世之后，中國經濟迅猛增長，帶來了旺盛的電力和金屬冶煉需求，而煤炭、鋼鐵等礦物中本就含有鉛，那時候環保要求低，尤其鉛鋅冶煉廠導致的血鉛事件頻發，比如2006年天水鉛中毒事件、2009年陜西鳳翔血鉛事件。

同時中國人普遍收入提升，帶來了更旺盛的家裝、購物需求，而當時室內裝飾裝修材料中鉛含量普遍超標，兒童玩具、設施等使用的涂料中也含有過量的鉛。

還有以電動自行車等產業驅動的液態鉛酸蓄電池的急速擴張，以及缺乏環保監管的廢舊金屬回收導致的環境污染，這就導致雖然基本解決了含鉛汽車尾氣的問題，但中國兒童血鉛含量仍然普遍高于每升50微克。

在這一背景下，環保開始加強。比如2009年出臺國標《玩具用涂料中有害物質限量》，規定玩具涂料中鉛含量不得高于每公斤600毫克，仍然大于歐美90毫克的標準，劣質含鉛玩具有所減少，但仍然泛濫。

這也是標準制定的為難之處，標準高了，大片企業活不下去，標準低了，污染問題難以解決，也只能循序漸進，如果想要一步到位，就連改善都很可能做不到。

再然后，2009年國辦轉發了《關于加強重金屬污染防治工作的指導意見》，2011年出臺了《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將鉛、汞、鎘、鉻以及類金屬砷作為五大重點防治重金屬污染物，開始了去鉛化的攻堅階段。

但含鉛物質太多了，防不勝防。2015年還出現了一起標志性事件，那就是“江蘇毒跑道”事件，江蘇多地校園塑膠跑道使用了帶毒的黑色塑膠顆粒，檢查發現跑道鉛析出量超過標準的30倍，導致在校學生陸續出現流鼻血、眼睛流淚、咳嗽、嗓子痛、嘔吐等不適癥狀。

這就促使2018年出臺了國標《中小學合成材料面層運動場地》，對中小學塑膠跑道等合成材料面層嚴格要求，要求鉛含量低于每公斤90毫克。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進一步提升，民眾對環保的要求壓倒了部分含鉛產業的利益，促使更多領域開始加強鉛管控。比如2020年更新國標《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質限量》《建筑用墻面涂料中有害物質限量》，要求木器涂料、建筑用墻面涂料中鉛含量低于每公斤90毫克。

一直有呼聲全面加強鉛監管，但緊接著就是貿易戰、疫情的連環沖擊，涉及就業和民生，阻力非常大。比如2015年中國涂料工業協會就發布《中國淘汰鉛涂料的倡議書》，呼吁全行業加快產品升級換代，但是受到種種因素限制，倡議效果很差。

但隨著產業升級、技術進步，環保領域的支持力量開始壯大，越來越多的民眾渴望更環保的環境，有實力的大企業開始進行無鉛化轉型。如這次“血鉛事件”，大興顏料發布聲明，強調自家的“工業級有機顏料”不含鉛，這就是典型代表。

而更具實力的涂料巨頭也在轉型，比如三棵樹董事長洪杰，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就在2023年提出政協提案，建議完善政策法規和標準，限制含鉛涂料使用，對公眾尤其兒童可直接接觸到的場景面漆實施強制性低鉛標準，基本就是每千克90微克以下，并且還要填補工業涂料用于民用場景的監管漏洞。

還是今天題目闡述的關鍵點：即使是利國利民的改革，也必須獲得全民的公開支持。而在大多數情況下，獲益的民眾很少出來支持，反而是少數利益受損的民眾反對特別強烈，相關部門在無法獲得足夠支持的情況下，很難頂著壓力推進。

于是就能看到，每一次惡性社會事件之后，都會出現極大推進監管改革。比如三聚氰胺事件引發中國乳業監管改革，更帶動中國食品安全監管的全面提升；而2012年發生的全國范圍嚴重霧霾，讓治理大氣污染，獲得全民的普遍支持，這才能夠開展影響數千萬人生計的環保風暴，打響了持續數年的“藍天保衛戰”；連續出現的江河湖海惡性水污染事件，也讓水源治理成為重中之重。

于是到“十四五”期間，中國大氣、水源污染得到有效遏制，藍天白云、青山綠水成為常態。

更艱巨的是土壤治理。

早在2016年就頒布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當年還發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征求意見稿，而即將到來的“十五五”，土壤污染防治將成為最核心的任務之一，2024年已經印發了《土壤污染源頭防控行動計劃》。

土壤污染防治的一個重點，就是鉛污染。

注意此前無論含鉛汽車尾氣、工業廢水廢氣、含鉛涂料等等，產生的鉛污染并沒有消失，而是沉積在土壤中，尤其是城市和工業區土壤。自然狀態下，中國離城市遠和未污染土壤的含鉛量一般在每公斤10到30毫克，而根據陜西師范大學李小平等2015年《我國城市土壤鉛與兒童血鉛空間分布格局》，當時中國城市土壤含鉛量平均為50.82微克，大大超越自然值。

而土壤中含有的鉛，一旦出現揚塵進入空氣，被人體吸收后，必然導致血鉛濃度上升。

這是一項非常長期的任務。按照規劃，“十五五”期間，需要對土壤重度污染區域進行針對性治理，成本極高，需要根據當地情況進行針對性治理，方法很復雜，不在此贅述。而針對城市和一般工業區普遍的鉛含量超標，不可能采取普遍治理的方式，只能通過間接的低成本方式減少鉛污染。

最直接的就是提高綠化，減少揚塵，還可以針對性種植如蜈蚣草等植物，從土壤中吸附鉛、砷等重污染物質。這已經有成功案例，2001年山洪沖垮廣西環江縣上游選礦企業的尾礦庫，導致出現嚴重重金屬污染，就是通過種植蜈蚣草慢慢修復，然后使用其他植物一點點改善，2012年終于可以長莊稼了，但成本很高，僅種植蜈蚣草，每畝受污染土地就至少需要1萬元投入。

普遍的城市、工業區土壤鉛超標，也是兒童血鉛濃度近年來下降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不過也不用緊張，目前普遍低于每升50微克，基本不用擔心，需要注意意外鉛來源的危害。

但土壤治理反而是相對容易解決的，真正的難關還是來自經濟和產業的博弈，這背后是很多人的生計。比如需要針對鉛酸電池相關產業進行環保改造，加強地方冶煉廠環評標準，還要對涂料、裝修裝飾、玩具等相關行業提高標準，這必然會導致一大批企業倒閉。

從總賬上算，這當然利遠大于弊。血鉛濃度每升下降10微克，兒童智商就可以平均提高0.4到0.7分，通過減少醫療健康支出、提升勞動生產力，能夠帶來巨大的收益。

但問題還是開頭強調的，改革缺乏全民支持，要想推動改革就必須頂著利益受損方推進，難度極大，受損方也會導致輿論變形，而利益受益者往往漠不關心，甚至會受輿論影響站在反對改革的一方。

從這個意義上講，2025年發生的“血鉛事件”當然是不幸的，只是從全民角度，這場發生在移動互聯網時代首次“鉛中毒”事件，引發的全民關注，恰恰可以大大壓制反對改革聲音，至少在關鍵的“十五五”環保相關規劃制定中，只要拿出這一事件，很多反對聲音就被壓住了，必然加速去鉛化改革。

比如校園就可以嚴格推行更嚴格的鉛檢測，血鉛參考標準也可以從2006年的每升100微克降低到50微克，推動相關領域加大環保投入。

如果全民理性水平普遍提升，不需要重大惡性事件，也能夠踴躍站出來支持利國利民的改革，而不是成為被輿論之風吹得東倒西歪的墻頭草，這該有多好。

所以，激發民智還來不及，又怎么可能搞所謂的“愚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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