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戴笠

1936年3月下旬，香港各報均以醒目的通欄標題登載了一則消息《軍統局特工首腦戴笠被香港警務處拘留》。戴笠，這個掌握著5萬多名軍統特務、世人皆知的殺人魔王、國民黨許多軍政要員都忌憚三分的軍統頭子，是怎么被香港警察拘留的？他好好的跑到香港去干什么呢？這期間又發生了哪些故事？最新一期的《黨史縱橫》，披露了這一切的細節。

赴港緝捕“刺汪案”主謀

1935年11月1日上午，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委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在南京市湖南路中央黨部大禮堂開幕。汪精衛登臺致開幕詞.20分鐘即告結束。根據事先安排，全體中委會后一起到會議廳門前合影。不想，合影剛結束，正當大家準備離開時，突然從記者群中沖出一個人，拔出手槍便朝前排的汪精衛連開3槍，槍槍命中……

這就是被國民黨《中央日報》稱為“中央極度震驚”的刺汪案。

蔣介石緊急召見戴笠，暴跳如雷，大加訓斥，限3天之內查清此事！

11月8日，《中央日報》以頭號鉛字登載消息通緝相關人員。在這些“嚴緝”的“人犯”中，就有被指刺汪案幕后策劃者——民國傳奇人物“暗殺大王”王亞樵。

而此時，王亞樵正在香港。

1936年3月20日，戴笠親自帶領20名特務從南京直飛福州，在福州登上了開往九龍的輪船。

戴笠剛一上岸反被“抓”

其實，在刺汪案發生之前，王亞樵就已帶著一些手下去了香港，住在光明臺一號。當時國民黨內著名反蔣人士陳銘樞、李濟深等也在香港，他們同王亞樵關系密切，在王亞樵抵港時就已向香港總督葛洪亮提出，請他庇護王亞樵。葛洪亮一口答應，并通知了香港警務處勃郎處長。之后，王亞樵同勃郎開始交往，成為朋友。

王亞樵耳目眾多，戴笠還未到港，他已知曉。于是，他立刻去見勃郎，告知戴笠將來香港捕人，請其在戴笠抵港后給予“關照”。勃郎對軍統特務一向不滿，因為軍統局香港站經常制造暗殺、綁架事件，令香港警務處大傷腦筋。現在有這樣一個出氣機會，他當即點頭。

但戴笠老奸巨滑。此次赴港為防港警找茬，他采取了迂回策略——先到九龍，然后租借了一艘豪華游艇，想以此瞞過香港警方。

游艇轉了幾圈，在3號碼頭停下，副官走進船艙請戴笠下船。

戴笠點點頭，拎起桌上那只小巧的澳大利亞皮箱。這是他必須隨身攜帶的，里面裝著兩支美制強力式無聲手槍。這次來港，因為時間匆忙，沒來得及向英國駐華使館武官辦理臨時槍照，所以只得放在箱子里偷偷攜帶入境。

正在這時，一群身穿深藍色嗶嘰警服的英國警察出現在碼頭上。戴笠感覺勢頭不對，連忙將手里的皮箱和副官拎著的皮箱對調了。

一名英國警官用半生不熟的廣東話大聲喊話，要求戴笠等人出示證件。戴笠雖然兇如虎狼，但此時身在香港，只得乖乖掏出護照。

警官看了一眼，臉上露出笑容：“哦，原來是戴先生，久仰大名啊！請允許我向您作自我介紹，亨利·勃郎，香港警務處處長。戴先生首次來港，理應熱情款待。現在汽車在碼頭外恭候，請戴先生上車。”

戴笠覺得不大對頭，就推辭說：“多謝勃郎處長盛意。雨農另有急事，改日再登門拜訪。”

勃郎繼續客氣而堅決地請戴笠上車。戴笠心想自己是國民黨政界要人，諒小小一個英國警務處長未必敢怎樣，于是點頭應允了。

戴老板顏面盡失的三天

汽車載著戴笠直駛香港警務處。下車后，戴笠隨勃郎走進辦公室，在沙發上坐下，喝著咖啡聊天。

一會兒，辦公桌上的電話響了。勃郎走過去抓起電話，嘴里嘰里咕嚕地小聲說著英語。戴笠聽不懂英語，懂英語的副官又沒跟來，因此不知道勃郎在說些什么。隨即，門外走進來兩名身高體壯的英國警察，面對戴笠立定敬禮，然后遞上一張白色硬紙卡片——一張印著中英兩種文字的《檢查證》。

戴笠一怔，連忙轉臉問勃郎：“勃郎處長，這是什么意思？”

“戴先生，本處依照有關規定，對入境者進行檢查。”

“九龍海關已經查過了。”

“本處進行復查。”勃郎依舊和顏悅色，“我國法律規定，如果有必要，對女王陛下的親屬也可以進行復查。”

戴笠恨得咬牙切齒，又不得不站起來接受檢查。好在那只已經調了包的皮箱里沒有武器。

這時，勃郎一招手，一名警察走到門外拎進來又一只箱子。戴笠一看，正是裝手槍的那個皮箱！

箱子打開，里面是兩把手槍、十幾粒子彈和一些文件。

戴笠立刻否認：“這不是我的。”“哈哈……”勃郎吩咐警察：“拿給戴先生過目。”

放在戴笠面前的是一張剛沖印出來的照片，上面是戴笠同副官“調包”的鏡頭。

這時，門外涌進一群顯然早已等候在此的新聞記者。閃光燈射出一道道炫目的亮光，戴笠的窘態和非法入境的武器一一被攝入鏡頭。

一聽戴笠被港方拘留，蔣介石立刻要外交部向英國政府打招呼。考慮到與中國的關系，英國政府要求釋放戴笠。但這時，戴笠已經在香港警務處看守所嘗了三天鐵窗滋味。從此，戴笠對英國人心懷憤恨，一直到1946年因飛機失事摔死，他也未曾再去香港。（摘自《黨史縱橫》）來源：中國臺灣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