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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國人往高處住,印度人往寬處住,兩國人口接近,城市卻完全兩副模樣,印度不是不想建高樓,它是真的“建不起來”。
同樣是14億人,一個高樓林立,一個平房成海
走進上海陸家嘴,一眼望去,玻璃幕墻反著天光,一棟比一棟高。中國的城市,有一套特別的氣質:密集、拔高、緊湊、豎直延展。
看向印度,哪怕是最大城市孟買,街道密布、房屋低矮,大樓不是沒有,但很少。更多是三層五層的小樓、錯落的貧民窟、擁擠的棚戶區、擠滿人卻留著空地的農房。
為什么差得這么遠?兩國人口都已經超過14億,印度的人口密度還高出我們三倍多,按理說,他們更需要往天上蓋。
可數據不講道理,它直接揭了真相。
印度國土面積表面上寫328萬平方公里,扣掉克什米爾爭議區和邊境不可控地帶,實用面積只有約298萬,人口卻和中國一樣,是14億。
按人均可用國土算,中國一個人攤上0.68公頃,印度人只有0.21公頃,連前者的三分之一都不到。那么問題又來了,空間更擠,為啥印度城市反而更矮?
城市化率直接解釋了一半。
中國城市化率超過60%,城市里住著9億人;印度只有35%左右,住城里的人不過5億,其他人還在鄉村自建房。
城市化推進得慢,意味著大多數人還活在“平地模式”里——村子、低層磚房、院子、手推車。他們不是被高樓拒之門外,而是壓根還沒走到“需要高樓”的階段。
再看中國,從1990年代開始,城市快速擴張,每年進城的人口以百萬計增長。蓋高樓,不只是為了氣派,而是硬性需求,沒地了,只能往上擠。
九州認為,印度眼下的狀態,像極了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農村和半城郊之間徘徊,地多人窮,人口想動還動不了。高樓?蓋上去了沒人租沒人住,那叫爛尾樓。
但光看城市化率還不夠,真正限制印度建高樓的,不是觀念,是土地。
印度的土地,卡死了城市化的路
你要想在印度建棟摩天大樓,第一步是什么?不是圖紙,不是資金,而是“你得先把地買下來”。
問題就出在這一步。
印度土地是私有的,不是局部,而是全面,無論城市還是鄉村,地都歸個人。只要是你祖上傳下來的,哪怕蓋的是爛棚子,你也有全權決定賣不賣。
這就徹底限制了開發商整合土地的效率。
孟買有個真實案例。一家地產公司為了建一個15萬平米的住宅項目,花了9年才談下整塊地,地塊被140多個業主瓜分,每個人心態都不一樣。
有的說:“這是我外公的地,我不想讓陌生人來。”
有的說:“我不缺錢,你再加點。”
還有的直接消失了,戶主去世,繼承人下落不明,地沒人能代表簽字,一個缺口,整個項目卡住。
而在中國,大城市征地用的是國家行為,土地歸國家或集體所有,征地程序走完,開發區就平地起高樓。
這種根本性的土地制度差異,直接決定了高樓是否能落地。
而且,中國的地并不多,看上去我們有960萬平方公里,但能開發的地方集中在東部、中部一帶,西部多是高原、荒漠、山區。城市擠得頭破血流,只能像重慶那樣往山上蓋、往天上爬。
印度地勢平坦,尤其是恒河平原一帶,不缺平地,反而缺資金和管理,城市化的壓力沒那么急,高樓也就缺了推力。
再說城市規劃制度,這又是一道卡脖子的墻。
中國城市擴張講規劃、講步調,有《城鄉規劃法》《土地管理法》這類國家層面的文件統一指導。
地方政府每一步擴展都有“區域規劃”“總規”“控規”這三張圖,二十年、十年、一年配套執行。開發區、CBD、新區、大學城、產業園,全都按圖施工。
而印度的城市規劃是碎片化的,屬于誰愿意干就干,誰愿意批就批,缺乏統一愿景。
地方政府常年缺錢,城市規劃局人手不足,決策又分散在不同層級,你去找環保批文,得找中央;你要改用地性質,要州議會簽字;你想修一條路,市政廳未必有預算。
德里2016年的一份基礎設施申報表,里面只有8頁紙,連電力負荷規劃都沒填,你能指望這種體系撐起“十年五百棟超高層”的奇跡?不可能。
經濟沒到位,高樓自然起不來
高樓不是幻想,要落地,還得靠真金白銀堆起來。
你想在印度蓋棟樓,除了買地,接下來最燒的就是資金。
哪怕只是40層的中型住宅樓,想按中國的施工標準建下來,也要投入至少8億盧比起步,折合人民幣約7000萬。而這只是建筑成本,不算土地、不算市政配套、不算安全消防、不算接駁交通。
印度國內最大開發商DLF公司的一份項目預算表,一棟30層住宅樓的總成本,達到14億盧比,按銷售預期算,要賣掉90%以上才能回本。
問題是,誰買?
印度城市居民中,只有不到20%的人年收入超過10萬盧比。大多數城市中產買得起的房,只能是郊區兩層小樓。高樓?看得見,夠不著。
而建造商的融資渠道又少,印度銀行體系本就保守,大宗房地產貸款手續繁瑣、審批漫長、利率不低。
不像中國有地方融資平臺,有政策性銀行,有棚改貨幣化安置拉動,有銀行按揭做支撐。印度的房地產更多靠私人資本,私人資本又怕爛尾,不敢進場。
結果就是,印度大多數高樓建設周期都極長。
孟買最高樓“洛坎德瓦拉·米涅瓦”,光封頂就花了12年。中途資金斷過3次,停工過5次,換過兩個承建商,設計方案也換了四輪,從最初的190米改成最終的325米。
就這一棟樓,耗資高達27億人民幣。蓋了12年,還沒全部完工。
反觀中國,2012年長沙的“國金中心”從打樁到竣工不到4年,樓高452米,電梯50部,商業、寫字樓、公寓全業態入駐。同樣的樓,中國速度領先不止一個量級。
你不能說印度沒技術,印度有懂工程的人,有建筑院校,有熟練工人,但系統能力弱、供應鏈不穩、資金鏈常斷,這些全是建高樓的大敵。
印度政府并非沒意識到問題。
莫迪政府2015年起推“智慧城市計劃”,號稱改造100座城市基礎設施。可計劃到2024年只完成了不到一半,且大多集中在交通、照明、排水等基礎層面,高樓開發壓根沒成規模。
九州想說,高樓不是光靠設計和想法撐起來的,它背后是一個國家經濟肌肉的集中體現。
印度沒這個體量,起碼,現在沒有。
不往高處擠,是因為城市沒逼得人上樓
中國建高樓,是被“擠”出來的。
從九十年代開始,大量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常住人口翻倍,老城區吃不下,只能開發新區,高強度使用土地。
深圳就是這樣長起來的,北京的五環外、廣州的南沙、重慶的渝北,全靠“往高處擠”解決住房問題。
可印度城市沒這么大壓強,城市化慢,農村能住人,誰急著進城?
印度統計數據顯示,近十年城市年均人口凈流入增長率只有1.1%,比中國同期低了四倍。
原因也不復雜:印度農村土地多、人際關系緊,哪怕窮也能活。而城市就業競爭激烈、生活成本高,失業率一旦反彈,進城的就退回去了。
就連印度城市里的人,也不都愿意上樓。
九州查過孟買南部塔爾代奧區一棟中產高層住宅的入住率,樓房有22層,實住率不到70%,頂樓沒人住、電梯經常壞、物業形同虛設。
反觀中國的城市住宅,早就習慣一棟樓住幾百戶、一梯六戶、高層帶地下車庫、樓上是超市、樓下是地鐵。
這就是系統能力。
再說到住房結構。印度的貧民窟,不是個別現象,是普遍現實。
孟買達哈維貧民窟,占地不到2.5平方公里,住著近100萬人,人均居住面積不到3平米。他們沒有穩定工作,沒固定收入,拿什么做銀行抵押貸款去買房?
印度農村雖然窮,但平均每戶房屋面積達到60平方米,人均也有32平米,比城市貧民窟強太多。
所以他們寧愿回村,也不愿在城里花一輩子住鴿子籠。
九州認為,這種人地矛盾并未激化,就不構成城市高密度開發的足夠條件。
更現實的是,基礎設施跟不上。
印度的城市道路年增長有限,全國公路密度只有中國的一半。城市用水、電力、排污系統長期過載。
就拿污水處理來說,印度城市污水處理率長期停留在23%,而中國城市污水處理率早在2015年就突破90%。
一棟五十層住宅樓,如果一天一萬人同時用水排污,系統崩了怎么辦?住戶不出半年就想逃走。
高樓這東西,越高越講究“底子”,底子不穩,樓就站不住。
最后說一點:印度選擇的是低密度、低高度、慢節奏的發展路徑,不是他們眼光短,而是現實條件根本撐不起中國那種“塔式崛起”。
就像一個人腳上穿的是草鞋,你不能逼他去爬珠峰,鞋還沒換,命先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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