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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明初縣城北遷到“靈云山麓”，所以明朝前期很長一個時段的南部縣城無城垣，僅僅是“依山為城，鑿澗為池”，借助特殊地理形勢為險固。直到成化二年(1466)，蔣矩任知縣，才“衛以木柵”，算是有了簡易城垣。弘治年間，知縣陳伯齡組織修筑土城，內外俱甃，以石為門四：東曰蓬萊，南曰跨鰲，西曰狀元，北曰閬苑。終于完成了城墻和四門的興建。嘉靖二十二年(1543)，僉事楊瞻命南部知縣董福又立四關，而各樹以樓，東曰迎旭，南曰臨江，西曰神武，北曰拱辰。這才完善了城樓、城關的建設。萬歷初年，南部縣進行了過一次較大規模的修建，時人劉振益在《增砌四門石城記》中說：“甲戌(1574)秋，以濱大江，每觸江漲，蕩而易傾。時邑侯饒公從眾議，繩砌以石，因號饒公云。但規模卑隘，不足以守。己亥(1575)秋，我歐陽公奉太守黃公命特增修焉。視舊增三尺有奇，雉堞巍然?！彼^饒公、歐陽公，乃萬歷初年的兩任知縣饒一中、歐陽炳。據道光《南部縣志》，這次修建砌石為城，高一丈八尺，周二里八分，計四百八十六丈。城門三道：靈云、跨鰲、狀元。這應該是清人的誤解，可以肯定明代南部城建設有四道門。劉振益為紀念此次城墻修復而撰寫的《增砌四門石城記》就是確證。至于三門的說法，蓋因縣城東抵嘉陵江邊，在江水沖溢下逐漸倒塌，以致清朝時沒有東門了。

清朝的南部縣城便在此基礎上多次修補而完善。清軍剛到川北，巡撫李國英就檄南部知縣李元柱修理垣垛。此修理城垛的具體情況已無從知曉，但可以推斷，當時只是對明代的南部城略加整修，以備清初的戰事所需，沒有改變明朝南部縣城城墻的長度和城門。到清乾隆時南部縣城周二里有奇，只有三道城門。這在當時城池中可謂另類。乾隆三十二年(1767)至三十三年，知縣查淳的改建城門，增為四門，分別命名為承煦、延爽、迎薰、瞻極。乾隆四十九年(1784)、嘉慶十六年(1811)雖有城池補修的記載，但這兩次補修并未改變四道城門的規制。今見道光《南部縣志》所載《南部縣城池圖》，即系乾隆三十三年改修后的城池圖。另據《南部檔案》，光緒六年(1880)冬天，南部縣城城垣有過一次修復，這年夏秋被嘉陵江水上漲，沖毀圍墻及城門，于是知縣劉際昌下撥專款“城工經費”三百五十千文修復。這應當是南部縣城墻及城門的最后一次修復。

清代的南部縣系合并唐宋南部、新政、新井、西水、晉安五縣而來的，因而幅員較為遼闊。《大清一統志》《四川通志》《保寧府志》《南部縣志》等清代歷史地理史書對其“八至”皆有明確記載，但不同時期編纂的同級志書、同一時期編纂的不同級別志書對此的記載總是不一致。

造成這于問題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選擇測量點不同，有的選擇的是城池，即從府城到縣城、從一縣城到另一縣城；有的則選擇的是界點，即各轄區的邊界接點。

二是測量的準確、精確程度，同樣以城池為起止，或同樣以界點為起止，測量的數據亦有所不同。

三是境域的變化，即行政區劃的調整，或增或減，都會影響到“八至”。

據雍正《四川通志》載，南部縣在保寧府東南70里，東西距250里，南北距110里，東至順慶府營山縣界90里，西至潼川府鹽亭縣界160里，南至順慶府西充縣界70里，北至閬中縣界40里，東南至順慶府蓬州界100里，西南至潼川府鹽亭縣界160里，東北至順慶府儀隴縣界100里，西北至閬中縣界50里。其后，南部縣域有所變化，原屬劍州的棗碧、思依兩場又劃歸南部縣管轄，遂使其西北一隅與劍閣及蒼溪為鄰，因此道光《南部縣志》對其“八至”的表述就有了這樣的變化：西至劍州界160里，西南至潼川府鹽亭縣界200里，西北至蒼溪縣60里。

來源：蔡東洲等著 ：《清代南部縣衙檔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轉自：方志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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